第1章 序言：读“史”有智慧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更不是强权暴力和阴谋诡计。历史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大的智慧。谁掌握了这种哲学和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谁就能够创造历史。而司马迁忍辱负重，用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秉笔直书的责任感以及超人的毅力，给了我们认知哲学与智慧的良机，他的《史记》就是一部永不褪色的帝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一种谋略型的文化。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但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次系统地对西汉以前的思想文化进行梳理的重要著作。他在演绎历史的过程中，对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哲学与智慧加以诠释和解读。

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能够产生影响的学派虽然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依次是法、道、儒三家。秦汉上承春秋战国，却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付诸实践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并实施，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前后嬗替，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但是寻根究底不难发现，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髓，也就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大势中的谋略和智慧。

君主统治天下以法家思想作为手段，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则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之上。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制”就是“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秦王嬴政不但继承了这个传统，还加以发扬光大，以法治国，号令天下，而秦始皇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统一前，秦国的政策是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后，则要求以维护统一局面和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了。秦代统治者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变，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深切体会到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它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由此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

道家的经典中，智慧的优越感随处可见，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黄老学说的哲学观点遂被重视。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汉皇室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从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辉煌。

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时，“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再适宜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其实，这并非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辅相成，此消彼长。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就在于臧否人物时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的伦理道德色彩，重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能否充分地运用权谋和智慧来实现自己力量和目标的最优化。他并不对人物的出身多么看重，而是看到了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历史进程产生大影响的人物，必定是英才或雄才，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日者、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的不同凡响之处。只要历史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慷慨立功名，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功名大业来洗刷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司马迁看似平实的叙述中总是闪现着哲学和智慧的光辉，他的这部非凡之作也因此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承载着三千年华夏历史的《史记》，全面地展现了帝国的治乱兴亡、朝代更替、庙堂权术、江湖生存的原始形态，贯穿其中的则是智谋、心力、情感、品质等人性文化的潜规则。知源流，明因果，识人性，观成败，历史的经验正可以用来弥补人性的弱点，让我们游走于世情的边缘，寻找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