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读(1)

1922年，初为人父的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带着妻子泽尔达·瑟里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法兰西斯，把家搬到了长岛——纽约著名的豪宅云集之地。与菲兹杰拉德比邻的，大多是新晋的社会名流，其中就包括作家瑞因·拉德纳、演员留费德兹和埃德·维恩。

当时菲兹杰拉德年方二十六岁，而且并无可以倚仗的祖荫——他父亲曾经离乡别井，从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不远万里奔赴东部的纽约州布法罗市谋生，一度供职于宝洁公司，但被辞退之后，只能万般无奈地举家黯然西返。菲兹杰拉德能够过上如此阔绰的生活，是因为他那出类拔萃的才情和少年成名的运气：他在1920年出版的处女作《天堂的这边》（This Side of Paradise）首印只有三千册，但三天便告售罄，随后一年加印了十一次，总销量达到了近五万册。这本书给他带来的不菲版税（五万册的版税近一万两千美元，可供参考的是，当时普通人能找到日薪五美元的工作就算走运了）倒在其次，对他的经济收入更有助益的是，摇身变为文学新星的他，在给各大报刊撰写短篇小说时，可以获取更高的稿酬。

这段时间正是菲兹杰拉德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阶段：貌美如花的妻子泽尔达尚未罹患精神分裂症，在各种社交场合与他出双入对，一起被视为爵士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他的第二部作品《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Damned）已经在《大都会杂志》连载完毕，并在当年3月出版，首印两万册卖得很快，出版社又加印了五万册。正是在这个时候，菲兹杰拉德开始构思《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20世纪20年代不仅是菲兹杰拉德个人的黄金岁月，对整个美国来说亦是如此。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到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起的大萧条来临，这十一年被称为“爵士时代”（Jazz Age）或者“热闹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取得长足的进展，顺利地晋升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并成为现代消费主义的发源地。

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复员军人从欧洲回到美国，这些人由于拥有大量的退伍费，给市场带来了强劲的消费需求，美国的经济因之迎来了腾飞的阶段。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经济现象是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仅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该公司的首款量产车（Model T）在1927年停产之前，总销量高达一千五百万辆。汽车的迅速普及带动了高速公路的兴建，也催生了汽车旅馆、汽车服务站、二手车销售等新兴行业，更加速了城市的扩张进程。从美国的历史来看，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90年代是其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三个时期。

在社会方面，最大的进步出现在1920年：当年8月18日获得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禁止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因性别因素而立法限制任何公民的选举权，美国妇女由此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女权主义的胜利，加上新涌现的大量适合女性从事的文职岗位，如电话接线员、打字员、会计等，促使当时的美国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初步摆脱男权的控制。这种新自由体现在衣着打扮上，则是男性化的倾向。女性政治权力的增强和经济收入的独立又和新的学说（主要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结合起来，共同造成了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瓦解。而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1920年取得实质性的飞跃：正是从这一年起，美国的城市居民开始多过农村居民。

文化上最值得一提的新局面当然是爵士乐的出现。爵士乐流行的客观条件是无线广播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无线广播电台的设立。1920年8月31日，全世界首个新闻广播电台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成立，紧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也出现了美国首个商业广播电台，而最早的定期娱乐广播节目则出现在1922年。数以千计的广播电台使那些家里有收音机的人们无需到酒吧，只要在客厅便能欣赏各种新潮的音乐，爵士乐因此应运而生。爵士乐源自底层的非洲裔美国人，但它最大的受众群体却是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而爵士文化的中心则在美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东部的纽约和中部的芝加哥。在快速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中，象征着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爵士乐吸引了大量想要逃离沉闷乡村生活的青年男女，迅速成为当年最主流的文化现象，乃至人们习惯于用菲兹杰拉德发明的“爵士时代”来指称这个时期。

足够奇怪的是，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热闹时代，整个美国社会却处在禁酒令的管制之下。1919年1月1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该法案“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这条规定和社会对酒精饮料的强劲需求共同造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有些不法商人从加拿大走私酒精饮料，伪装成药用酒精在药房里销售，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直到1933年12月的《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禁酒令为止，走私酒精饮料一直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美国的上流社会也出现了骤得横财的新生富豪和兴盛数代的世家大族之间的分化。

《了不起的盖茨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和撰写前面两部小说时的一气呵成不同，菲兹杰拉德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进度非常缓慢。他起意要写这本书，是在1922年6月，但正式动笔则是翌年的事。他先是写了个开头，然后觉得不满意，于是彻底推倒重来（这个开头后来变成了短篇小说“赦免”，收入他的短篇小说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1923年5月，菲兹杰拉德移居法国的蓝色海岸，在那里写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并在11月将其邮寄给他的编辑麦克斯韦·佩金斯和他的经纪人哈罗德·奥博，随后举家到罗马过冬。他在罗马收到佩金斯的回信，佩金斯认为小说的初稿主题并不清晰，而且对盖茨比生平着墨过多，建议他进行修改。经过几番加工之后，菲兹杰拉德终于在1925年2月中旬交出了定稿。

在确定书名的时候，菲兹杰拉德曾经犹豫不决。他最初属意的书名是《西卵的特里马乔》（参见本书注83）。1924年11月7日，他在写给佩金斯的信中说：“现在我决定还是用原来的书名……《西卵的特里马乔》（Trimalchio in West Egg）。”但佩金斯认为这个书名太过模糊，也担心普通读者不知道Trimalchio怎么发音，于是设法说服菲兹杰拉德放弃这个想法。佩金斯和泽尔达倾向于用《了不起的盖茨比》，那年12月，菲兹杰拉德对此表示接受。看完最后一次校样之后，菲兹杰拉德又提议把书名定成《特里马乔》或者《戴金帽的盖茨比》（Gold-Hatted Gatsby），这也被佩金斯否决了。1925年3月19日，菲兹杰拉德再次提出新的书名：《星条旗下》（Under the Red，White and Blue），但这时书已付印，来不及更改了。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在4月10日，这部小说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名字出版了。菲兹杰拉德认为这个书名“还可以吧，不算坏，也谈不上好”。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菲兹杰拉德已经不再是五年前刚出道时的默默无闻之辈，而是拥有一定声望的社会名流，可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市场上的表现却远远不如他的前两部小说，简直可以用惨淡来形容。惨淡到什么程度呢？这部小说在作者生前只由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Scribner）印刷过两次，当菲兹杰拉德在1940年与世长辞时，1925年8月第二次印刷的三千册图书还有部分呆在仓库里。除此之外，现代文库出版公司曾在1934年印刷了这本书，但也是因为销售欠佳而不再加印。

当年的读者缺乏发现这是一部杰作的眼光，评论界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欣赏能力。《纽约时报》在1925年4月19日刊登了由埃德温·克拉克撰写的书评，认为“这本书很有趣，讲述了一个神秘而浮华的当代故事”，并轻描淡写地指出“（菲兹杰拉德）写得很好，他向来写得很好，因为他写得很自然，他的形式感也有所完善”。

甚至直到1940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即使作者在1924年便自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那年12月23日，在菲兹杰拉德死于心脏病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刊登了简短的讣文。这篇文章指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兹杰拉德最出色的作品，并引用文学评论家约翰·张伯伦的话，认为作者“有能力用一段文字抓住一个时代的韵味、一个夜晚的芬芳和一首老歌的情调”。但它对菲兹杰拉德的评价到此为止，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有点才气的普通作家。

仅仅三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42年，美国许多图书销售商和出版商联合部分图书馆和作家，组建了“战时图书协会”（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信条是“图书是思想战争中的武器”，它致力于通过图书来影响美国人对二战的思考，为远在海外作战的士兵提供足以振奋士气的精神食粮。从1943年秋天到1947年秋天，该协会挑选了一千三百二十四种图书，以“部队专供丛书”的形式出版，并由军方统一采购，四年间共交付近一亿两千三百万册。按照1943年5月12日的《密尔沃基新闻报》（Milwaukee Journal）第十六版相关报道的说法，有许多出版商将这个项目视为清空销路欠佳的库存书的良机。或许当年斯克里伯纳出版公司也有这样的动机，但无论如何，入选“部队专供丛书”让《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次有了大规模在读者手上流动的机会。著名的菲兹杰拉德研究专家马修·布鲁克里指出，入选“部队专供丛书”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年间的配送量比过去十八年的总销量还要多，大约有十五万册。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始了征服图书市场和文学评论的经典之路。它得到的分析和评论，比其他任何美国小说都要多。美国文学研究的先驱托尼·坦纳断言《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最具匠心的美国小说”，而在1998年，美国的现代文库出版公司邀请包括丹尼尔·布尔斯廷、拜雅特等在内的专家评选二十世纪百大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榜眼，仅次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也是水涨船高，光是21世纪以来的销量就有多达数百万册之巨。这里面有部分要归功于它在美国的国民读物地位——许多中学指定其为学生的必读书目。

那么，《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经典之处到底在哪里呢？这本翻译过来不到十万个汉字的小说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抵御过岁月长河的冲刷，焕发出历久弥新的迷人魅力呢？在我个人看来，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菲兹杰拉德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热闹的20年代”的社会氛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前，美国小说中多的是对马车、轮船的描写，汽车所占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但在菲兹杰拉德这部小说中，汽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小说的叙事者尼克·卡拉威在开篇就指出他拥有一辆“旧道奇”，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将会逐渐发现，杰伊·盖茨比拥有的是奶黄色的劳斯莱斯，少女时期的黛熙开的是白色的跑车，而热衷骑马的汤姆·布坎南也有一辆蓝色跑车，布坎南情妇的丈夫乔治·威尔逊则是汽车修配厂的老板。甚至小说中最关键的情节也跟汽车有关：黛熙开着盖茨比的劳斯莱斯，把布坎南的情妇梅朵给撞死了。可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赋予了汽车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汽车产业的兴起正是20世纪2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经济现象。

菲兹杰拉德这么写绝对不是无意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电话。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电话”这个词汇总共出现了六十五次，对于一部只有九章的中长篇小说而言，这频率是很惊人的。电话和汽车一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它能够让处在不同空间的人实时地进行交流，在刚接触的人看来简直就像魔法般神奇。菲兹杰拉德安排盖茨比经常在宴会中告退去接听来自芝加哥或者费城的电话，正是为了强化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