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电视台：当你们入侵伊拉克时，这种武力行为可能会让人感觉美国正变成一个帝国，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你是否会为此感到担忧？
拉姆斯菲尔德：嗯，我想一定有一些人会那样说，但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是殖民国家。我们从不曾是殖民国家。我们没有带着部队于世界之中游走，到处掠夺别人的房产或别人的资源、石油——那恰恰不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那样的事情，也永远不会那样干。那不是民主国家的行为。缔造帝国的苏联是那样做的，但美国不会那样做。
半岛电视台采访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2月27日
他们经常玩“孤注一掷”，在这种棋盘游戏中用以颜色编码的部队竞相夺取世界……通常要耗费数个小时，因此用来打发时间很好。一等大兵杰夫·杨……很擅长玩这个游戏，其他人便联合起来将他先淘汰出局。
马克·博顿，《黑鹰号事件》
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是当今世界最风行的电脑游戏之一。我那10岁大的儿子一度数月沉溺其中。游戏中假定世界历史就是帝国冲突的历史，彼此敌对的政体之间竞相控制有限的资源：人口、沃土、森林、金矿和水上通道。在他们无休止的争战中，互相竞争的帝国必须在寻求经济发展和紧迫战事间找到平衡。太具侵略性的玩家如果不下力气维护现有的领土、扩张人口、囤积黄金的话，将很快耗尽资源。而过于专注发展经济的玩家如果忽略了其军事防御能力，则很可能遭到外敌入侵。
毫无疑问，许多美国人都玩“帝国时代”游戏，就像摩加迪沙的美国巡逻骑兵当初玩的棋盘游戏 “孤注一掷”一样。但显然很少有美国人——或者换句话说，特别是很少有美国士兵愿意承认他们的政府正在现实中玩着这场游戏。
本书不仅要阐明美国是一个帝国，而且还要讨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帝国。之前已有许多作者对此发表过评论，我对大多数观点不敢苟同，原则上我对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并不反感。事实上，我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会从一段时期的美国统治中得到实惠，但是当今世界需要的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美国统治。这个世界需要的乃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帝国——也就是一个不仅保障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交易的帝国，而且还是一个能够创造种种条件并为其提供支撑的帝国。若缺少了这些条件，市场便无法顺利运作，这些条件即是和平与秩序、法治、廉洁的行政管理、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它还要提供公共设施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医院和学校，没有政府干预，这些公共设施也是无法建设的。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自由帝国。尽管美国似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许多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经营这样一个“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语），但在实践中，美国却是一个无能的帝国缔造者，这一点令人感到惊奇。由此我要说明的是为何美国感到做一个帝国如此艰难；为何帝国事业通常如此短寿，其成效也如此转瞬即逝。
我写作的部分动机只是想简单地从许多很普通的方面来解释美国历史，它与另一个帝国的历史别无二致。我不追求其历史“例外论”的一面，但许多美国人却仍然这样看待美国历史。然而我却又想描绘美利坚帝国的一些特性，它既有其诸多突出优势也有不少使其衰败的劣势。本书将本世纪初的一些事件——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放在长远历史的历史环境中来观察，这些事件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与美国的历史传统不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有感于我曾大半年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但它主要仍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同未来发生联系，更确切地说是与未来可能发生的几种前景有关。本书后几章对美利坚帝国最终能支撑多久提出了疑问。
美利坚帝国是否比其他任何一个帝国都更为强悍，就像屹立于古希腊罗德港的巨人那样驾驭世界呢？或者它只是《圣经》中的歌利亚巨人，虽然体形庞大却被矮小灵活的敌人用一个弹弓就轻易击倒了？ 亦或，美国实际上会更像被无法推卸的责任所困的参孙，在加沙瞎了眼睛，最后只能采取盲目的摧毁行动？ 同所有历史问题一样，只有将美利坚帝国与之前的帝国进行对照和反证，既要思考其他可能的过去，又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几种前景，才能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帝国否定说
过去只有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们才会使用“美利坚帝国”这一提法。当然，冷战期间的苏联人和中国人也会反复使用“美帝国主义”概念——还有许多西欧、中东和亚洲的作者们，虽然他们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民粹主义者也好，进步论者也罢，抑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声称海外扩张是受邪恶的工商利益驱使这一点，与美国人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海外扩张进行的批评并无太大不同。乔伊斯与盖布里尔·考尔科等历史学家认为冷战并非是由于苏联人的缘故，而是因为美国自1945年之后采取的侵略性政策所造成的。由于当时正在发生越南战争，这个观点对一代学子们更具吸引力。越战则被看成美国外交政策强行推进新殖民主义的铁证。而罗纳德·里根政府对重振美国军事实力的主张，则激起了各种强烈抵制“帝国诱惑”的警告。
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极端批评的传统并无减弱的迹象，那独有的痛苦语调仍不绝于耳，例如查默斯·约翰逊、威廉·布卢姆和迈克尔·哈德逊等作者笔下的作品，与早期反帝国主义者们的种种责难相互应和着（其中一些老一辈评论家们的声音至今仍不甘寂寞）。然而对美利坚帝国的批判从来不是左翼政党主导的领地。在戈尔·威达尔的眼中，古罗马共和国的悲剧正在作为一场闹剧重演，所谓的“国家安全政治体制”正在无情地侵蚀政治精英的特权。威达尔本人也是精英的一分子。与此同时，极右派代表人物帕特·布坎南继续用过时的孤立主义的言词来攻击东部势力集团中的国际派，这些国际派期望将美国卷入旧欧洲的矛盾和争斗中——与美国开国之父的初衷相悖。在布坎南看来美国没有遵循古罗马的模式而是遵循英国模式，美国曾经对英国批判有加，现在却亦步亦趋。其他的主流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克莱德·普莱斯托维茨也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帝国事业不屑一顾”。
然而，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使用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了，如果说语气上仍有摇摆不定之嫌的话，至少不那么轻蔑了，有时人们还带着由衷的热情。之后效力于布什政府、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的理查德·哈斯2000年11月在亚特兰大的一次会议上作发言，公然倡导一个“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概念。他认为美国人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全球角色定位，要从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强权帝国。在当时，这可是个大胆的用语。人们很容易忘记正是乔治·W·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指责克林顿–戈尔政府采用太多“目的不明确的军事部署以及目标不清晰的军事行动”。2001年8月担任“美国新纪元”项目代理执行主任的汤马斯·唐纳力告诉《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公开谈论它（帝国）。”这个词让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因此他们采用类似“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强权”这样的代用语。
对帝国概念的种种疑虑，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似乎消失了。在世贸中心被炸仅一个月之后，马克斯·布特就在给《旗帜周刊》撰写的一篇言词犀利的文章中明确地使用了“美利坚帝国合理论”和“当今的阿富汗和其他麻烦国家”等词语。布特声称“世界迫切需要那种开明的由外人管理的体制，身穿马裤、脚蹬马靴、头戴软盔且自信十足的英国人就曾经输出过这种管理体制。”第二年，当他的《小规模战争史》一书问世时，标题就取自拉迪亚德·吉卜林臭名昭著的《白人的负担》一诗，此诗写于1899年，劝告美国政府将菲律宾纳入美国殖民地。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他的《尚武政治学》一书中也采纳了帝国的概念。他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21世纪的美国时，将认为美国既是一个帝国又是一个共和国。”卡普兰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帝国有其积极的一面，从某些方面而言它是最为仁慈的秩序形式。”另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则察觉到人们语气的转变，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谈论帝国说”。迪奈希·德索沙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表示赞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帝国，但所幸的是它是有史以来最开明的帝权”。他的结论是“让我们享有更多这样的帝权”。记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2002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一书中，提出美国“新帝国主义”概念是因世界上那些“失败国家”所导致的混乱局面的最佳补救良药。迈克尔·伊格那蒂夫在近期一份读物中批评美国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所谓“国家再造”成果不够帝国化，缺乏成效。
也许，最好将马拉比和伊格那蒂夫描述成自由派干涉主义者。自由派干涉主义者所支持的正是为埃里克·霍布斯堡所不屑的“人权帝国主义”。但大多数新帝国主义者都是新保守主义分子，他们的观点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或之后涌现出来。詹姆士·库尔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有关帝国的特刊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帝国……美国是全球性的帝国，美国军人是传奇式的大英帝国文官的真正传人，且不仅仅继承了富有献身精神的大英帝国武官们的传统。”《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2003年在福克斯新闻中声称“若要变强大，我们需要犯错。如果有人想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强权，无所谓”。同月间，《华尔街日报》暗示，美国可采用19世纪中叶英国海军打击奴隶贸易的模式设立殖民部，以便更好地管理在中东和亚洲新获取的财产。
五角大楼里，最常与“新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此人在老布什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应该是说服潜在对手们不要奢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不要妄想摆出更具攻击性的姿态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他以这样的言论而获得恶名。那句在1992年写的话在当时备受争议，但现在看来实在是平淡无奇。9年之后，国防部长办公室在新港海军战争学院组织了一次夏季研习班，旨在探究“长期（50年）维持美国优势的各种战略途径”。此次研习班将美国同古罗马、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分别作了详细对比。对于美国高级军官而言，这些相似之处显然并没什么令人意外的。2000年安东尼·济尼将军——后来成为美国中央军区司令，告诉记者丹娜·普利斯特说他已成了现代总督，历史上那些尚武政治家们的传人。那些人管辖着古罗马的偏远领地，给那些地方带去了尊崇法律的罗马的秩序和理念。很难说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
在官方层面上，美国一直都否认自己是帝国。大多数政治家都会认同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早在1939年总结的观点：“美国不会成为罗马帝国也不会成为大英帝国，美国就是美国。”2000年，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周边邻国中不走帝国路线的大国。”此观点在过去的十年中始终被政策制定者们所推崇。用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R·桑迪·伯格的话来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非帝国的全球大国。”一年之后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对尼克松和伯格都作了呼应：“美国从来都不是帝国。我们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机会成为帝国而拒绝成为帝国的大国。美国宁取崇高的理想而舍弃强权，宁取正义而舍弃荣誉。”入主白宫后，他多次强调过这个观点。入侵伊拉克前夕，小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声明：“美国无意决定伊拉克要建立怎样的新政府，那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选择……我们只在需要的前提下驻留伊拉克，不会多待一天。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作了这样的许诺，并在和平年代里恪守了这样的许诺。打败敌人之后，我们留下的不是军队而是宪法和议会。”在2004年4月10日对伊拉克人民的电视演讲中，他反复重申美国并无帝国企图，他宣布：“我们会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代议制政府。这个政府会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在这之后，我们的部队将会撤离，伊拉克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主权国家。”5月1日，总统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发表演说时，把话讲得更透彻：“历史上其他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打了胜仗都会驻留下来，占领并剥削这些国家。美国人打完仗后除了回家，什么都不做。”
这句话被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引用，正如本书引言所显示的。事实上，这一点似乎是布什政府里所有重要人物达成一致意见的少数观点之一。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3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并不追求成为一个扩张疆域的帝国。我们从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寻求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的，而非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享受的自由、繁荣、和平的世界。”
很少有美国人会反对这一点。发人深省的是，2003年在接受皮尤全球态度民意调查的人中，5个美国人中有4个认可将美国理念和风俗习惯在全球范围广为传播。但同样的这些人被问及“这是否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导致的结果”时，便很少有人表示赞同了。
弗洛伊德将“否认”定义为对心理创伤的一种原始心理防御机制。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人似乎不可避免会变本加厉地否认他们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征。然而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由防卫转向进攻，便似乎不再有否认的必要了。除了它的名字，美国本身就是帝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更明确地确定这个帝国的性质。
霸权与帝国
尤利乌斯·恺撒把自己称为古罗马的最高统治者，但从来不称自己是国王。他选中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则喜欢用“第一公民”的称号。君主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自己喜欢的称号，帝国也一样。英格兰在成为大英帝国之前就被亨利八世宣布为一个帝国。相比较而言，美国虽然长期是一个帝国，却对此称号一直避而不用。
如果只是狭隘地对帝国进行定义，美国当然很容易就被排除在此行列之外。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真正的帝国将对一个社会组织进行直接垄断和控制，并用武力确保实行。它意味着对司法行政及其定义进行直接垄断和控制。它意味着对所买所卖的物品、贸易条款以及贸易许可等等进行控制。不要再谈什么美利坚帝国了，因为美国现在不会这样做，将来也不会这样做。”对于一代迫切想要反驳苏联对美国指控的现实主义评论家们而言，他们常常辩驳说美国只是在1898年吞并菲律宾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匆匆玩了一把这种正式帝国的游戏。然而，美国在“二战”之后的行为与之前有着本质的区别。近期的一种说法指出，美国不是一个具备掠夺意图的帝国，“它更关注提高地区稳定与安全，并保护国际贸易而不是以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扩大它的强权。”
如果美国不是帝国，那它是什么呢？ 当美国过去极力“遏制”的那个帝国（前苏联）不复存在时，美国如何自我定位呢？ 定位的方法之一是“单极”世界中的“唯一的超级大国”。法国前外交部长休伯特·韦德里纳生造了一个词“超强大国”，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菲利普·鲍比特将美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有些作者则更偏好一些缺乏活力的词语如“全球领袖”之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近期的系列讲座选择了一个不那么让人生厌的术语“独占鳌头”。不过迄今为止国际关系专家们使用最多的仍是“霸主”一词。
所谓的霸主究竟指什么呢？它仅仅是帝国的一种婉转的表达方式，还是指佼佼者的角色，一个联盟的领袖而非管辖帝国臣民的统治者？霸主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它是否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对本国疆界之外的地区动用权威？抑或它是否无私地供应各种国际公益？
这个词原本是用来形容雅典和其他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的，当时他们为了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组成了联盟。雅典领导着其他联盟成员国，但是并不对它们进行统治。相反，所谓世界体系理论认为，霸主远远不只是领导作用，但也不至于是纯粹的帝国。然而，在另一个更为狭窄的定义中，20世纪霸主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一个自由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体制运作。著名的霸主稳定理论虽然不太好听，但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二战”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旦他国的经济受惠于美国霸主保障之下的自由经济秩序，美国在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又能走多久？ 美国人会不会为了延续他们的霸主地位重回贸易保护政策，还是会冒着相对衰落的危险坚持倡导自由贸易？ 这已被称为霸主的两难境地，对许多作者而言，其本质与大英帝国1914年前所面临的窘境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说大英帝国作为当时的全球霸主是美国的先驱的话，美国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帝国为什么不能同样成为大英帝国的后继者？ 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美国1945年后的经济实力超出了1815年之后的大英帝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期可以同拿破仑的法国战败之后的新的实力分布相提并论。首先，约1890年至1950年间美国所取得的非凡的生产力的增长超越了之前英国所取得的任何成绩，即便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洪流中。其次，美国刻意运用其权力在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推进多边和相互平衡的关税削减。由此，肯尼迪回合谈判（1967年）和之后几轮的谈判所取得的关税降低，大部分归功于美国所施加的各种压力，比如美国对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贷款追加“制约条款”。相比较而言，19世纪自由贸易和自由航海的传播——一般认为这是大英帝国所带来的国际公益，它既是自然现象，也是大英帝国强权的直接后果。再者，据说好几届美国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用美元的关键货币的地位牟利。美国政府则得以使用“纸金矿”并以制币税的形式从外国人手里聚敛钱财（他们先将美元和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卖给外国人，然后使美元贬值，通过这种方式获利）。而金本位则没有为英国提供多少这样的好处，甚至带来了一些不利方面。最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主要依靠皇家海军，远远不如今日美国的军事力量所创造的全方位统治深入。整整一个世纪，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外，英国都对通过军事手段干涉欧洲事务感到力不从心，而欧洲大陆恰恰是关乎其自身生死存亡的战场。当1914年和1939年英国被迫这样做的时候，它竭尽全力才取得了成功。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悖论，世界霸主可以比一个帝国更为强大。
如果帝国一词像许多美国评论家所假定的那样，仅仅表示对国外领地的直接统治，没有任何当地居民的政治参与，霸权与帝国的区分也许是合理的。不过研究帝国历史的学者们的概念框架则复杂得多。当时，像弗雷德里克·鲁瓦德这样的英属殖民地的行政长官清楚地明白“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之间的区别。亚非地区大部分的英属殖民地都是通过间接方式进行统治的——就是通过当地掌权者代为统治，而非依靠大英帝国的总督来实现统治。约翰·加勒赫和罗纳德·罗宾逊则在他们1953年发表的一篇有重大影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文章中阐述了另一个区别。这篇文章概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动用其海军和金融实力在殖民地范围之外打开市场。同样具有启示性的是现在广为接受的“正式”与“非正式”帝国之间的区别。英国人虽不曾正式统治过阿根廷，但是伦敦金融界的商业银行对其财政、货币政策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阿根廷的独立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对这个主题作过切实比较研究的现代史学家不多，用其中一位学者的话来说，“一个帝国首先是在某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留下深刻影响的大国……是一个统治、支配着广袤地域和众多人口的政治实体，由于帝国面临的众多难题之一是辽阔地域和多种族人口的管理问题……帝国在本质上不是依靠直接民意认同的政体。通过用体制民主的进程来同化各民族，帝国能够自动转型为多民族联邦体制甚至民族国家。”我们还可以表达得更精确些。在如下的表1中，我尝试一种简单的系统化分类，以获得各种“帝国”在形态上的差异。需注意，这个表格应当被作为一个菜单来看，而非交叉的网格。举例来说，一个帝国在国内可以是寡头政治体制，但为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利益，需要从海外市场获得原材料，因此有必要通过军事手段增加国际贸易，强行推广一种带有等级化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
表1
宗主国政体 自身利益目标 公共利益 统治手段 经济体系 获益者 社会特征
暴政制 安全 和平 军事 种植型 统治精英 种族灭绝型
贵族制 沟通 贸易 官僚政治 封建型 都市人口 等级分化型
寡头制 国土 投资 殖民 重商型 殖民者 转化型
民主制 原材料 法律 非政府组织 市场型 本地精英 同化型
人力 治理 公司 混合型 所有居民
地产收益 教育 本地精英代表 计划型
税款 文化转化
健康
第一栏提醒我们帝国强权可以通过不止一种政治体系来实现。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帝国扩张的种种目的（第二栏），包括靖边和维护（原始）版图以确保宗主国安全的基本需求，也包括向被统治国的人民征收地租和税收，更包括新殖民地、原材料、贵重金属以及人力的获取，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强调的是，如果上述目标的实现若通过自由贸易形式成本更低，那么征服与殖民则是得不偿失的。同时，一个帝国可以提供“公共利益”——即帝国统治有意无意地惠及被统治方而非统治方，并实际让帝国之外的第三方受惠：冲突的减少，贸易或投资的增加，司法与管理的改善，教育的提高 （这一点不一定同宗教皈依相联系，现如今我们已不把它看作是公益）或各种物质条件的改进。
第四栏告诉我们帝国统治可以由不止一种的职能人员来实行：军人、文官、移民、志愿者团体、公司与本地精英都可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帝国的意愿强加给殖民地。有许多种类的帝国经济体制，从奴隶制到自由体制，从一种形式的农奴制（封建制度）到另一种形式的农奴制（计划经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帝国利益只能让宗主国社会受惠。也许只有宗主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才能收获帝国的利益（正如兰斯·戴维斯和R·A·赫顿贝克在《大英帝国》一书中所声称的那样）；也许是宗主国的低收入阶层中挑选的新殖民受益；某些情况下被统治地区的人民或社会精英也可能受益。最后，一个帝国的社会特征是可以不同的，确切地说，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也可以发生变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德国纳粹主义那个种族灭绝型帝国，意图是灭绝某些特定种族群体并刻意贬低其他民族。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罗马式帝国，在这样的国家中，无论是什么种族，在一定条件下都是能够获得公民身份的（这是一个明显适用于美国社会的模式）。两者之间则是复杂的种族和社会等级森严的维多利亚式帝国，在这样的国家中财富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可借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缩小（这当然并非绝对的）。且不论其他因素，上述所有这些可变因素的结合方式决定了一个帝国版图的大小，当然还有帝国得以维持时间的长短。
从更宽泛更深奥的角度给帝国下定义的话，我们可以完全摒弃霸权这样的字眼。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的案例，美国迄今为止一直偏向于实行间接统治而非直接统治，更喜欢成为非正式帝国而不是正式帝国。实际上，最好将美国冷战时期的霸权理解为一个“受邀帝国”。问题是，近期大家所关注的是并非受到邀请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这是否预示着美国将向更直接、更正式的帝国结构转变呢？用表1中的术语可以对美利坚帝国作如下总结。不言而喻，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虽然也有非自由的特点，并且对其经济的国家干预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用“混合经济”一词可能要比“市场经济”一词更为确切）。它关心的首先是自身安全和维护国际商品和人员的交流，其次是确保原材料的获得（主要是石油，但不限于此），它同时又致力于提供有限的公共利益：通过打击一些好战政权和介入一些国家的内战来提供世界和平；提供海路、空间贸易自由；采用一种特别形式的皈依手段，通常称为“美国化”。同传统的基督教传教模式相比，美国输出美国化的途径更多是通过消费品和娱乐产品的出口。美国实行正式统治的手段主要以军事武力为特征；实行非正式统治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以及某种情况下的本土精英。
谁从这个帝国获益呢？ 一些人会赞成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只有富有的精英阶层获利——尤其是与共和党和石油产业有关系的那批富有的精英阶层。传统上，左翼人士认为美国利用其权力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另一些人则声称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以某种方式因美利坚帝国的存在而获利——不仅仅是西欧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得以在冷战期间繁荣起来）——他们还声称后冷战时期的经济失败者，尤其是黑非洲地区的国家并非是美国强权的受害者，他们的失败恰恰是由于美国强权在这一地区不存在——美利坚帝国覆盖的疆域并不包括非洲。美国对领土扩张缺乏贪欲，这一点很明显，而西欧海洋式帝国的扩张欲则非常突出。美国宁愿外国人自行美国化，这样就没有正式统治的必要了。即使美国征服领地，它也不愿意兼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海外帝国事业时间往往都比较短暂，而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继续下去。实际上，美国帝国主义的特性之一是目光短浅，这或许也是它的主要缺点。
两个英语帝国
历史上曾存在过合计不超过70个帝国。如果《泰晤士报世界历史地图集》是可信的话，据我推算，美国是第68个。美利坚帝国与先前的帝国有何不同？古埃及人在心脏地带建立起庞大的金字塔，但是美国人构造的建筑物是为生者而不是为死者所用的。像雅典帝国一样，美国也善于领导盟国共同抵抗对手。像亚历山大帝国一样，美国也有令人瞠目的广袤疆域。像崛起于秦代而在明代到达顶峰的中华帝国一样，美国也将浩大疆域的土地与各民族人民整合起来营造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像古罗马帝国一样，美国也拥有一个异常开放的公民身份体制：2003年，许多在伊拉克服役的军人被同时授予紫心勋章和美国公民身份，这与在古罗马军团服役以获得古罗马公民身份的情形如出一辙。的确，就首都华盛顿的古典建筑风格和共和宪法结构而言，美国可能比任何一个前帝国都更像“新罗马”……尽管在这样一个新罗马帝国里，参议院对皇帝的权力有极大的限制。再者，在同西欧的关系上，美国有时好像另一个罗马，尽管像称布鲁塞尔为新拜占庭一样还为时过早。
将美国与罗马相比颇有老生常谈之嫌。然而在语言及文化（既是一神论的特点又有数学的精确性）传播能力方面，美国又具备了由穆罕默德的子孙建立的伊斯兰教阿拔斯王朝的特征。美国虽然经常被描绘成崛起于16世纪持续至20世纪的西欧帝国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它的叛逆。实际上，美国与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大帝国非常相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殖民者在19世纪横跨草原的西进运动中就有沙俄移民横跨西伯利亚荒原东进的景象。实践中，它的政治结构更像哈布斯堡帝国或德意志帝国而不像共和国时期的荷兰帝国，或第一个英语帝国——大英帝国。而对于那些仍坚持“美国例外论”的人来说，帝国历史学者只能这样反驳：美国同其他帝国一样，具有自身的特点。
让我们更好地思考美利坚帝国与大英帝国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虽然美国一开始采纳的是与大英帝国背道而驰的模式，现在却与之日益相像——就像年轻时叛逆的儿子成年后却与他们曾经不以为然的父亲愈加相似。本书的主旨之一是两个英语的帝国之间的关系。理由很简单，历史上没有其他帝国能跟美国今天想要达到的目标更相近的了。“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时代”——从大约1850年到1930年——在帝国史上鹤立鸡群。作为第一帝国强权，大英帝国不仅输出商品、人力和资本，而且还输出其社会与政治制度，成功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动力。两个英语帝国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是又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如上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作为“霸主”比大英帝国更具成效。然而，纯粹从领土的角度看，大英帝国的成就远远超出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英帝国的领土在鼎盛时期的面积超过1 300万平方英里，约为世界土地面积的23%。英国本土面积只占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仅0.2%。与之相比，今天，美国占据全世界大约6.5%的土地表面积，而14个正式属地总计却只有4 140平方英里，而且大部分是“二战”之前获得的太平洋岛屿。即便美国从未放弃其在美西战争和“二战”之间一度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占领的国家，今日美利坚帝国的海外领土也只刚刚达到全球土地表面积的0.5%。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美国的正式帝国甚至更小。今天美国及其属地合计也仅有全世界人口的5%，而英国在帝国鼎盛时期统治着全世界1/5到1/4的人口。
另一方面，美国拥有许多主权国范围内的小面积区域，作为各兵种的军事基地。入侵伊拉克的军事部署之前，美国在超过130个国家里有大约752个长期军事设施，大量的美国部队驻扎在其中的65个国家中。这些驻扎地区极大程度上证明了布什总统2003年2月26日的那番讲话毫无根据，小布什声称：“1945年打败敌人之后，我们没有留下占领军。”在他任期的第一年里，约有7万人的美国军队驻守德国，4万人的军队驻守日本，1945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驻守在这两个国家。在韩国的美国军队同驻日美军的数量差不多，也有3.65万人之多，自1950年以来没有间断过。此外，新的战争又意味着新的基地，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在科索沃地区获得的军营，或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中获得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空军基地。在2004年时，约有1万人的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阿富汗，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有10万人的大规模军队将不得不留守伊拉克。
也不应当忘记，这些基地对发展尖端军事技术多么有利。评论家们指出“五角大楼的预算相当于前12或15个国家的军事预算的总和”。他们还指出“美国国防支出占全世界189个国家国防支出的40%~50%”。美国军事开支的水平虽然听起来很高，但却不足以表现美军现在在全球的领先地位。陆地上，美国拥有9 000辆M1亚伯拉罕型坦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海上，美国拥有9个“超级航母”战斗群，其他国家一个也没有；空中，美国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隐形飞机，其他国家也没有。美国生产智能导弹和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能力也遥遥领先。大英帝国却从未在军备上处于如此领先的地位。诚然，英国海军及其军事基地系统曾在历史上同美国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海外驻扎军队的数量也大体接近。大英帝国也有科技领先的年代，例如：英国人的马克沁重机枪和无畏级战列舰。但是他们的帝国从未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在军事力量上拥有全方位的优势。虽然英国皇家海军统治过全球海域，但是法国人和后起的德国人——更不用说美国人了——都能够建造舰队对英国的海上统治地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英国的陆军同大陆帝国的陆军相比，总的来说，规模要小得多，战线却拉得更长。
如果军事实力是一个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很难想象人们如何能够否认美国今天的帝国特征。仅仅从军事部署地图来看，还不足以说明美军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使用的一张展示5大战区司令部的地图表明美国军事影响力现在实际上已经覆盖全球。战区指挥官——也就是帝国“地方总督”——对这些领地负责，其地域之广超出他们的先辈古罗马人的想象。美军欧洲司令部的范围从格陵兰西海岸到白令海峡，从北冰洋到好望角，从冰岛到以色列。
大规模的海外军事活动必须要有更强大的经济支援作后盾，否则是无法维持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扮演全球霸主角色，将整个世界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问题普遍受到质疑，以至人们可以将“美国衰落论”当作一个思想流派来谈论。保罗·肯尼迪曾预言，正如在此之前的所有“大国”的经历一样，美国在军事及财政上的“过度透支”将注定使其失去经济优势地位。推倒柏林墙以后不久，苏联首先因“实力的过度透支”而垮台，这一点足以让西方人弹冠相庆。一度被吹捧为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者的日本则因经济困难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国计民生的元气恢复上。同其他国家相比，自20年代以后，美国一度处于“相对实力上升”的阶段，因为美国当时的股市泡沫的支撑来源于更早期的和平红利，所以“美国衰落论”便也随之自行消亡。然而，至1990年末，评论家们发现了新的竞争对手，这让他们忧虑不已。一些人担心欧盟的竞争，另一些人则忧虑地关注着中国。萨缪尔·亨廷顿也将“单极世界”看作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随着欧洲的一体化以及中国的不断富强，世界将转变成一个“多极社会”，这在“二战”之前是没有过的。在埃马纽埃尔·托德的眼中，法国人对美国超级强权的恐惧并没有顾及到美国也将面临衰落的现实。
如果按2004年的人口和产量增长率再继续发展20年，人们有理由相信只需到2018年，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将被中国取代。然而，未来20年两个国家的增长率都不会维持前20年的水平。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按照国际美元和基于购买力平价原理进行调整来计算，2002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中国的2倍，占到世界总产值的1/5 （21.4%），超出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总和。这个数字超出曾经由英国取得的全球最高产量两个百分点。事实上，按照美元现价来计算，美国所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接近1/3 （32.3%），为中国和日本经济总和的2倍。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来看，美国比任何时候的英国都要富裕得多。
上述这些衡量标准还不足以描述美国经济的领导地位。如果按照拥有海外市场资产和劳动力的程度来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真正被称为“跨国公司”。今天，世界经济正是被这样的一些公司所掌控，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到通用汽车，从麦当劳到可口可乐，从微软到时代华纳——其中绝大部分公司从美国发迹，至今仍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正如霍布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所推断的，麦当劳的历史是美国公司为寻求新市场而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967年麦当劳的首批海外分店开始在加拿大和波多黎各营业。20年后，它已在47个国家和地区开了近
1万家分店。到1997年为止，麦当劳在100多个国家开了超过2.3万家分店。1999年，公司的海外营业额首度超过美国本土销售额。今天麦当劳在全世界超过120个国家开了3万多家分店；其中不到一半——1.28万家麦当劳开在美国。罗纳德·麦克唐纳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样，也需要一张他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可以成为美利坚帝国军事地图的替代选择。用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话说，“地球上有65亿人口，只有2.7亿生活在美国……试问全球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坐拥这样的良机？” “可乐殖民化”是“反全球化运动”中一条惯用的标语，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这家软饮料公司产品销售的地域覆盖范围：其产品30%销往北美，24%销往拉丁美洲，22%销往欧洲和中东，18%销往亚洲，还有6%销往非洲。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成长最快的市场是中国。
1980年到1990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迅速的年代，正好也是其冷战主要对手分崩离析之时，这就解释了美国是怎样赢得独特的军事革命，同时又大大地减少国民生产总值中国防开支所占比例的。2003年3月出版的国防部绿皮书预测，至少在未来的三年里美国国防总的开支将保持不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应当把这个数字与冷战时期平均7%的数字相比。倘若“保罗·肯尼迪公式”是正确的话，美利坚帝国实力透支的危险看来也许不大——他认为“如果某一国家的军备开支长期超过该国10%的国民生产总值，才有可能限制其增长率”。简而言之，就经济资源和军事能力而言，美国不仅与曾经的大英帝国非常相像，而且某些方面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软实力
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霸权与大英帝国的区别是质量上的。人们争论，美国的实力不仅只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还包括软实力。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可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它想要的结果，是因为其他一些国家想要追随它，钦佩它的价值标准，效法它的例子，仰慕其繁荣开放的水平。” “软实力”一词，换言之，就是不“动用武力或用实惠——大棒或者胡萝卜——作为诱饵，这是一种诱惑和吸引的能力。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价值标准。”美国的榜样如同闪亮夺目的“山巅之城”——拥有迷人的经济及政治自由的新耶路撒冷。奈不会如此幼稚地认为美国方式一定对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但是他的确相信由于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具有吸引力比过去显得更为重要。简而言之，软实力或者其他一些作者所称的美国化可以起到硬实力所起不到的作用。
但是，这是否使得美国实力与其他帝国实力如此不同呢？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它只能说明美国已经变得和上一个英语帝国非常相似。大英帝国原先也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价值观为他人所追求，虽然最初——现代通信技术到来之前——这个工作只能由“在实地工作的官员”操作完成。英国传教士在全世界呈扇形展开，企图传播英伦三岛基督教的不同流派。英国商人又向世人介绍了他们独特的财务和管理模式。英国行政长官们实施他们的法律与秩序概念。英国的校长们则向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灌输他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知识。这批人还一起精心传播英式悠闲的生活方式如板球和下午茶。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诱使”和吸引人们向英式价值观靠拢。而且，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这些艰辛的努力变得事半功倍。越洋电报机发明之后，总部设于伦敦的新闻社则可以向全球的报纸发送以英国为中心的新闻内容。但是在约瑟夫·奈看来，真正的软实力时代的到来是无线电收音机的问世——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建。1932年圣诞节那一天，英王乔治五世得以向整个大英帝国发表广播讲话。此后的6年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就已经启动了它的首个阿拉伯语外语广播服务，到1938年底英国广播公司已经能够使用所有欧洲大陆的主要语言对欧洲进行广播。
被轴心国占领地区的人民拒绝合作，无疑是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有重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夫·戈培尔如此强烈地迫害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德国人并逮捕他们的原因。在某些方面，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可施加的软实力比今天美国能够施加的软实力还要大。当时的世界，媒体只有三种主要形式：报纸、无线电收音机和影剧院。能够提供满意产品的公司（通常是国家垄断企业）数量相对较小，所以英国广播公司海外广播才能够争取到数量相对较多的外国听众。然而，不管英国如何驾轻就熟地发挥其软实力，都无法遏止1930年后大英帝国的急速衰落。
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软实力在今天究竟有多么重要？如果“软实力”一词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统治形式的背景音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证明美国能够纯粹依靠文化输出的魅力，从其他国家获取它所要的东西，而不是采用胁迫和施与小恩小惠的手段。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美国的软实力是否真的如此强大，原因之一是，美国文化输出所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有限。诚然，全球81家最大的电讯公司中有39家是美国公司，全世界半数国家的影院主要依赖进口美国影片。但好莱坞绝大部分影片进入的是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长期盟国。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很少进口美国产品。同样，多数美国书籍的译文版本和美国网站的外国用户都在欧洲和日本。美国文化占据传媒主导地位的唯一地区是拉丁美洲，在那里75%的电视节目都是美国制作的。因此，美国在最不受欢迎地区也具备充分软实力的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为什么西欧人、日本人和拉丁美洲人总体上不像其他一些地方的人那样仇视美国？ 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量接触美国影片和电视作品，并受到这些影视作品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力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中东现在对“英式全球化”的抵抗态度比起当年英国广播公司在那里最先开始外语广播服务时要强烈得多。半岛电视台的出现表明软实力游戏的准入障碍现在已经相当低。即便在兵连祸结的索马里，美国军队也能发现敌人已经能够通过控制当地的电波来进行反美宣传。软实力并不能够阻挡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当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请求克林顿政府干扰千丘独立电台播放煽动危险谋杀的广播时，他被告知，走这一步，将付出太高的代价。
然而也有例外，并且这个例外为大英帝国和今天美利坚帝国的共同点提供了又一个范例。今天在发展中国家，传教士作为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丝毫不亚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情形。由于基督教教派的多样性，今天很难统计出美国境外传教士的可靠人数。因为得到美国本土大型布道会的强大的资金支持，仅根据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统计数字来算，估计有4万~6.4万名福音派传教士在海外布道，他们的人数虽然相对较少，成就却颇大。1994年4月基督教会在拉丁美洲总共有223名传教士，其中巴西的传教士人数最多。7年后，虽然该地区传教士人数减少了几乎一半，基督教会成员总人数却增长了60%。一项评估（发布于1990年）提出拉丁美洲人现为新教教徒的比率高达20%。上一届世界杯总决赛，大获全胜的巴西队对福音信仰的非凡表现证实了这一估计。近来，受到像路易斯·布什（其本人出身于阿根廷）这样的福音传道人士的鼓舞，传教士们已纷纷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数百万还未接受福音的芸芸众生，他们居住的纬度为南北纬10到40之间的地带，被称之为福音传教的机会之窗。根据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南汉密尔顿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明，前往伊斯兰教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人数自1982年几乎翻了一番，大约从1.5万人上升到2.7万人，其中一半为美国人。
但是美国官方的世俗价值标准和利他目标又如何解释呢？这些价值标准和目标与旧时那些充满自私和剥削意图的帝国是否没有根本区别呢？人们经常说美国政策制定者们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就已经放弃了帝国主义，转而宣扬威尔逊主义：国际法、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也许是因为这些理念本身无可挑剔，所以它们多少已经开始成为“主宰国际事务”的核心理念。因此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当好国际警察，阻止任何落后力量挑战这个良好的世界秩序。
小布什总统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不乏威尔逊式的经典话语，他明确声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由的种种好处”。文件宣称：“我们将积极工作，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带去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美国将坚定不移地主张无条件享有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平的司法、尊重妇女、容忍不同宗教和种族以及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然而这个“强权政策”前身也是具有其帝国主义性质的。
从19世纪下半叶到经济大萧条时代，大英帝国同样有着许多相同的志向。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将大英帝国的目标定义为“从野蛮落后的世界回收肥沃的土地和人口……给交战部族带去和平，在充斥暴力的地方执行正义，打碎套在奴隶身上的枷锁，从土地获得财富，播撒商业和知识的种子，增强全体人民追求快乐减少痛苦的能力……”难道这与美国的理想主义不同吗？正如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1968年所评述的：“英国人称之为‘白人的负担’；法国人称之为他们的‘文明使命’；19世纪的美国人称之为‘昭昭天命’。现在它又被称之为‘大国的责任’。”“促进自由”或者“强权开放”不过是上述概念的最新表达方式。事实上，自由主义的帝国总是对外宣称它们的利他主义。当托马斯·杰斐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时，他只是盗用了大英帝国的一个古老用语。早在1766年，爱德蒙·柏克就将“自由”作为大英帝国的特征定性了。
不管怎么说，同大英帝国一样，美国保留动用军事武力的权利，一旦发现它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反应而且有时是需要先发制人的。因此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声称美国保留先发制人的权利以阻止外敌的敌对行为——甚至在敌人攻击的时间和地点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可见软实力实际上只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一只铁掌而已。
英国模式？
与大多数写过这个主题的欧洲作者不同，我基本上是赞同帝国的说法的。事实上，我相信21世纪的今天比以往都更需要帝国。我们面临的这些威胁本身并不新鲜，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它们比以往更加危险。高速、频繁的现代航空旅行以惊人的速度将传染性疾病传播给我们。相对廉价并具摧毁性的现代武器装备使得那些暴戾的恐怖分子们动辄就会想要毁灭我们的城市。1945年后，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是由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国际法律体系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对消除这些威胁力不从心。因为“国际社会”的准则在太多国家里完全起不了作用。世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干预这些国家事务的机构，以达到控制流行性疾病的蔓延、废除暴君的统治、结束地方战争、消除各类恐怖分子组织的目的。对帝国而言，这是一个利己主义的说法，但也有一个补充性的利他论据。即使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仍然对外表明某种形式的干预是必要的。利比里亚的贫穷不是资源匮乏所能解释得通的；不然的话，博茨瓦纳就一定是贫穷国家。如同许多黑非洲国家一样，利比里亚的问题只是治国无方：腐败与不受法律约束的独裁统治。这些独裁者们的管理使得经济发展无法实现，同时也鼓励了他们的政治对手诉诸于内战形式来推翻他们。这些国家是不会自行改良的，它们需要借助某种形式的外力强行进行转变。
有些人会坚持认为，帝国就其定义而言是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的。在他们眼中，所有帝国在本质上都是剥削性的。然而，自由帝国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存在了。这样的自由帝国恰恰是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主要公益来增强自身安全，提高自身繁荣：不仅提供经济自由，而且提供市场繁荣所需的各种机制。在这一点上，美国人需要向更有自信心的英国前辈学习，尽管他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心理境界。19世纪中叶以后，经历了爱尔兰饥荒以及印度兵变的种种灾难后，英国人开始将帝国作为一项自由经济的事业来推行。他们既关心全球市场一体化，同时也关心英国本土的安全问题。其指导思想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必须以推广自由的形式让全球受益，以法制保护私人财产权，清廉的行政管理以及政府确保对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医疗以及（某些）教育的投资。阿诺德·汤因比告诫即将前往印度担任殖民政府公职的牛津学生，如果他们前往印度，他们就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从事着一个英国人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一项工作。
我要强调，我并非想要建议美国人应该以某种方式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主义者作为榜样。大英帝国与理想的自由帝国还相去甚远，可供学习和参考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各自参半。不过英国人在1904年的尝试与美国在2004年的努力极为相似，这才是发人深省的。就像今天的美国，大英帝国也曾凭借其海军及其他军事优势，动不动就对我们今天被称作失败国家和流氓政权的政治实体发动过多起小规模战争。学习过英国与苏丹瓦哈比派马赫迪战斗的历史后，无人不对它预示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而震惊。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者们同今天的美国海外军队一样，并非纯粹以国家和帝国安全的名义而采取行动。如近几十年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所一贯提倡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一样——即便在实践中已经偏离了自由贸易的时候——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政治家们认为自由贸易的传播以及商品、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值得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而且，正如今天多数美国人认为以美国模式推广全球民主的好处是不言自喻的一样，那时候的英国人也想要将自己的体制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不仅仅是英式法律制度，最终还有他们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人很容易地忘记了英国政府在历经了18世纪晚期的种种错误之后学会的一点，即对那些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稳定性上非常先进的殖民地授予“负责任的政府”相当容易。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虽然所被赋予的特权有限）到20世纪早期，都有了对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的行政长官。这些特权的授予不仅限于以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在印度是否应当最终成立英式议会政府这一问题上，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曾一语中的——尽管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我从未想过要改变或阻碍（印度的自治）。这一天无论何时来到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引以为豪的一天。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在奴隶制和迷信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为使他们渴望并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所有特权而统治他们，的确是值得我们感到荣耀的使命。”2003年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问题上，某些决策层的人物所表达的看法与之如出一辙。同年9月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小布什总统自己也明确表明，他入侵伊拉克的目标之一，正是为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美国并非是第一个进入巴格达地区的讲英语的侵略者，与先前的侵略者一样，美国同样将自己标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
本书的结构是平铺直叙的。第一章叙述了美国的帝国起源并展示了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利坚帝国的领土范围和它的局限性。第二章提问并说明，为什么20世纪的美国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却对其所干预的诸多国家强加意志时困难重重？同时也解释了美国在联邦德国、日本和韩国“国家缔造”成功的特例。第三章阐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虽然犹如晴空霹雳一般打击了美国人，但它却是长远的历史趋势的极度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诸多矛盾之处，对波斯湾的石油依赖不断增长的西方经济，以及仇视美国及其盟友的阿拉伯人已采用并发展恐怖主义作为对抗西方国家的一项策略。也许恐怖分子造成的最大改变是美国人的态度，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改变。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一个看似本性内向（如果算不上孤立主义者的话）的政府及其选民转而产生对真实的、可疑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潜在赞助者们发动一场战争的想法。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也不是个别事件。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不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是“11·9”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比起世贸中心的坍塌对于美国实力所带来的变化，其影响要更加深远。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是邪恶的，但在程度上仍然远不及苏联一度对美国的威胁。第四章提出的问题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从“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转化。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联合国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转变了角色，美国的大部分政策则是为应对联合国的失败而临时制定的，尤其当联合国安理会的欧洲成员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就在20世纪90年代，历经了一系列痛苦教训后，美国明白了对那些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镇压少数民族的政权，只能用可靠的军事干预手段才能奏效。美国还明白了一点：采取这些行动并不一定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才可以这么做，只要有“志愿同盟”就足够了。第五章通过思考上一个英语帝国的成本与效益，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产生的当代帝国进行辩护。这里提出一个观点，今天的自由帝国无论从美国自身利益还是利他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利的。之前的许多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尝试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黑非洲，它的穷困并非是受人们经常谴责的殖民主义的遗害，而是由于独立之后几十年的治理不当所导致的。相反，一个典型的自由帝国不仅保证其经济开放性，更重要的是从体制基础上保障发展顺利进行，以提供经济增长的最佳远景。第六章试图对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对自由帝国模式是否适用于那个不幸的国家进行探讨。该章阐述美国2003年的三个目标——确保解除伊拉克政权的武装；颠覆一个凶残的暴君统治政权；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既值得称赞又有其可行性。但是，当我写作的时候有一点还不明确，那就是美国能否在伊拉克为成功地进行“国家重建”而投入所需的人力和时间。阿富汗就更不用说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选民们一贯反对政府对别的国家的长期承诺，即使历史经验证明，这些长期承诺对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政府成功转型是有必要的。我虽真诚地希望自己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我仍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在伊拉克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体制表示怀疑，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偏好短期的、以军事干预为主的行为。而且，美国一贯不愿意从这种无效的短期行为中吸取教训。第七章对美国式的帝国与欧洲式的帝国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今天欧洲各国领导人以及一些美国学者所持的观点是否正确——他们预言欧盟作为抗衡美国的一支新力量的时代即将到来。在2003年，这个预言似乎已经成真。但实际上，欧盟对帝国这个概念来说几乎是一个反命题；其体制的设计并非是集中操控权力而是将权力在成员国及所辖地区之间进行分散。最后，第八章质疑了这样的论点：不断增长的海外军事承诺会拖垮美国的经济。美国依靠海外资本来为私人消费及政府借款提供资金，这一点上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帝国。然而它的双赤字并不是因为过多的海外军事干预所导致的。实际上，联邦政府的国内财政承诺才是未来几年可能拖垮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美国巨人陷入泥泞的双足恰恰是日益迫近的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危机。
我的结论是，今天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虽然留给世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却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薄弱得多。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但是美国人自身却缺乏帝国主义的意识和头脑。他们宁愿建造许多购物中心也不要建设新的国家。他们渴求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些志愿服兵役的美国人过早地在战争中丧命，这会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同他们的英国先辈不一样，美国人并不是“心不在焉”地成为了帝国。问题是，尽管偶尔会有自知的一面闪现出来，美国人仍旧对他们的帝国实力表现得心不在焉，或干脆根本否认帝国这种提法。因此，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帝国很有可能会像同样自诩为“反帝”的苏联那样迅速解体。
简而言之，那些期望获得并保持全方位统治优势的霸主地位的美国人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对美利坚帝国而言，威胁并非源自任何一个西方或者是东方的敌对帝国。我很遗憾地说，威胁会来自内部实力的真空状态——即美国本身所缺乏的强权政治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