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国诸子之地方性(1)
- 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
- 傅斯年
- 4248字
- 1970-01-01 08:00:00
凡一个文明国家统一久了以后,要渐渐的变成只剩了一个最高的文化中心点,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大。若是一个大国家中最高的文化中心点不止一个时,便要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政治的中心点和经济的中心点不在一处,例如明清两代之吴会;也许是由于原旧国家的关系,例如罗马帝国之有亚历山大城,胡元帝国之有杭州。但就通例说,统一的大国只应有一个最高的文化中心点的。所以虽以西汉关东之富,吴梁灭后,竟不复闻类于吴苑梁朝者。虽以唐代长江流域之文化,隋炀一度之后,不闻风流文物更炽于汉皋吴会。
统一大国虽有极多便宜,然也有这个大不便宜。五季十国之乱,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个时期了,不过也只有在五季十国那个局面中,南唐西蜀乃至闽地之微,都要和借乱的中朝争文明的正统。这还就单元的国家说,若在民族的成分颇不相同的一个广漠文明区域之内,长期的统一之后,每至消磨了各地方的特性,而减少了全部文明之富度,限制了各地各从其性之特殊发展。若当将混而未融之时,已通而犹有大别之间,应该特别发挥出些异样的文华来。近代欧洲正是这么一个例,或者春秋战国中也是这样子具体而微罢?
战国诸子之有地方性,《论语》《孟子》《庄子》均给我们一点半点的记载,若《淮南要略》所论乃独详。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诸子者,其说极不可通。盖春秋时所谓“南”者,在文化史的意义上与楚全不相同(详拙论“南国”),而中原诸国与其以南北分,毋宁以东西分,虽不中,犹差近。在永嘉丧乱之前,中国固只有东西之争,无南北之争(晋楚之争而不决为一例外)。所以现在论到诸子之地方性,但以国别为限不以南北西东等泛词为别。
齐燕附战国时人一个成见,或者这个成见正是很对,即是谈到荒诞不经之人,每说他是齐人。孟子,“此齐东野人之语也”;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史记》所记邹衍等,皆其例。春秋战国时,齐在诸侯中以地之大小比起来,算最富的(至两汉尚如此),临淄一邑的情景,假如苏秦的话不虚,竟是一个近代大都会的样子。地方又近海,或以海道交通而接触些异人异地;并且从早年便成了一个大国,不像邹鲁那样的寒酸。姜田两代颇出些礼贤下士的侯王。且所谓东夷者,很多是些有长久传说的古国,或者济河岱宗以东,竟是一个很大的文明区域。又是民族迁徙自西向东最后一个层次(以上各节均详别论)。那么,齐国自能发达他的特殊文化,而成到了太史公时尚为人所明白见到的“泱泱乎大国风”,正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齐国所贡献于晚周初汉的文化大约有五类(物质的文化除外)。
甲、宗教 试看《史记·秦始皇本纪》,则知秦皇汉武所好之方士,实原自齐,燕亦附庸在内。方士的作祸是一时的,齐国宗教系统之普及于中国是永久的。中国历来相传的宗教是道教,但后来的道教造形于葛洪寇谦之一流人,其现在所及见最早一层的根据,只是齐国的神祠和方士。八祠之祀,在南朝几乎成国教;而神仙之论,竟成最普及最绵长的民间信仰。
乙、五行论 五行阴阳论之来源已不可考,《甘誓》《洪范》显系战国末人书(我疑《洪范》出自齐,伏生所采以人廿八篇者)。现在可见之语及五行者,以荀子《非十二子》篇为最多。荀子訾孟子子思以造五行论,然《今本孟子》《中庸》中全无五行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却有一段,记邹衍之五德终始论最详:
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邹衍,后孟子。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迁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篲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
邹子出于齐,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齐风气,邹子一身或者是一个表象。邹子本不是儒家,必战国晚年他的后学者托附于当时的显学儒家以自重,于是谓五行之学创自子思孟轲,荀子习而不察,遽以之归罪子思孟轲,遂有《非十二子》中之言。照这看来,这个五行论在战国末很盛行的,诸子《史记》不少证据。且这五行论在战国晚年不特托于儒者大师,又竟和儒者分不开了。《史记·秦始皇本纪》: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成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这真是最有趣的一段史料,分析如下:
一、卢生等只是方士,决非邹鲁之所谓儒;
二、秦始皇坑的是这些方士;
三、这些方士竞“皆诵法孔子”,而坑方士变做了坑儒。
则侈谈神仙之方士,为五行论之诸生,在战国末年竟儒服儒号,已无可疑了。这一套的五德终始阴阳消息论,到了汉朝,更养成了最有势力的学派,流行之普遍,竟在儒老之上。有时附儒,如儒之齐学,礼记中月令及他篇中羼人之阴阳论皆是其出产品;有时混道,如《淮南鸿烈》书中不少此例,《管子》书中也一样。他虽然不能公然地争孔老之席,而暗中在汉武时,已把儒家换羽移宫,如董仲舒、刘向、刘歆、王莽等,都是以阴阳学为骨干者。五行阴阳本是一种神道学(Theology)或曰玄学(Metaphyiscs),见诸行事则成迷信。
五行论在中国造毒极大,一切信仰及方技都受他影响。但我们现在也不用笑他了,十九世纪总不是一个顶迷信的时代罢?德儒海格尔以其心学之言盈天下,三四十年前,几乎统一了欧美大学之哲学讲席。但这位大玄学家发轨的一篇著作是用各种的理性证据——就是五德终始一流的——去断定太阳系行星只能有七,不能有六,不能有八。然他这本大著出版未一年,海王星之发现宣布了!至于辨式Dialektik,还不是近代的阴阳论吗?至若我们只瞧不起我们二千年前的同国人,未免太宽于数十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了。
丙、托于管晏的政论 管晏政论在我们现在及见的战国书中并无记之者(《吕览》只有引管子言行处,没有可以证明其为引今见《管书子处》),但《淮南》《史记》均详记之。我对于《管子》书试作的设定是:《管子》书是由战国晚年汉初年的齐人杂著拼合起来的。晏子书也不是晏子时代的东西,也是战国末汉初的齐人著作。此义在下文《殊方之治术》一篇及下一章《战国子家书成分分析》中论之。
丁、齐儒学 这本是一个汉代学术史的题目,不在战国时期之内,但若此地不提明此事,将不能认清齐国对战国所酝酿汉代所造成之文化的贡献,故略说几句。儒者的正统在战国初汉均在鲁国,但齐国自有他的儒学,骨子里只是阴阳五行,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论。这个齐学在汉初的势力很大,武帝时竟夺鲁国之席而为儒学之最盛者,政治上最得意的公孙弘,思想上最开风气的董仲舒,都属于齐学一派;公羊氏春秋,齐诗,田氏易,伏氏书,都是太常博士中最显之学。鲁学小言詹詹,齐学大言炎炎了。现在我们在西汉之残文遗籍中,还可以看出这个分别。
戊、齐文辞 战国文辞,齐楚最盛,各有其他的地方色彩,此事待后一篇中论之(“论战国杂诗体”一章中)。
鲁 鲁是西周初年周在东方文明故域中开辟一个殖民地。西周之故域既亡于戎,南国又亡于楚,而“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揖让之礼甚讲究,而行事甚乖戾(太史公语),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盖人文既高,仪节尤备,文书所存独多,又是个二等的国家,虽想好功矜伐而不能。故齐楚之富,秦晋之强,有时很是为师,儒之学发展之阻力,若鲁则恰成发展这一行的最好环境。
“儒是鲁学”这句话,大约没有疑问罢?且儒学一由鲁国散到别处便马上变样子。孔门弟子中最特别的是“堂堂乎张”,和不仕而侠之漆雕开,这两个人后来皆成显学。然上两个人是陈人,下两个人是蔡人。孔门中又有个子游,他的后学颇有接近老学的嫌疑,又不是鲁人(吴人)。宰我不知何许人,子贡是术人,本然都不是鲁国愿儒的样子,也就物以类聚跑到齐国,一个得意,一个被杀了。这都是我们清清楚楚的认识出地方环境之限制人。墨子鲁人(孙诒让等均如此考定),习孔子之书,业儒者之业(《淮南要略》),然他的个性及主张,绝对不是适应于鲁国环境的,他自己虽然应当是鲁国及儒者之环境逼出来的一个造反者,但他总要到外方去行道,所以他自己的行迹,便也在以愚著闻的宋人国中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