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
（一）
庄子名周，生活在战国时代前期。宋国蒙人，曾为蒙地漆园吏。当时周朝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频仍，社会动荡。身处政治黑暗、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环境中，庄子感同身受，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都源于晋代郭象注本《庄子》，此本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最早的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庄子》五十二篇”，可见庄子的著作未能完整地流传下来。关于《庄子》三十三篇的真伪问题，始出于宋代的苏轼，他认为杂篇中的《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而《渔父》、《盗跖》诋毁孔子，均属伪作。一般说来，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则除庄子自著外，也有部分为庄子后学所作，至于杂篇又要复杂一些，如《说剑》显为纵横家言，与庄学无关。
庄子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但在核心学说“道”的认识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老庄所谓的“道”，简单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指宇宙的本源，即宇宙最根本的存在，宇宙万物产生于“道”；二是指自然客观规律。关于“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由于庄子在阐述中，从自然层面扩大到社会生活层面，致使这一思想出现了片面化和消极的倾向。我们常说的“老庄哲学”这一概念，无形之中就打上了这一烙印，往往忽略了“老庄哲学”最本质的内核，对宇宙与自然的唯物认识。
这里主要介绍我读《庄子》的心路历程。
（二）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庄子》，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与理解。
最初，我是由尼采进入《庄子》的，这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对于《庄子》，我主要是从尼采的自由精神来阐发，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起自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初次访美。在美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的注意力渐渐从个体充分的觉醒，开启了民族意识的视域，而对《庄子》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归根”和“积厚之功”的层面上去。第三个明显的思想分界标志则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它使我更加看清了霸权的自我中心和单边主义，由此推到《庄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要多重视角、多重观点地去看待问题。以上三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三部分，而是随着时空环境的转化才慢慢呈现出来的状态。前一节的思路到了后一节也免不了会余波犹存，或者一条线索起伏地发展着。
《庄子·逍遥游》第一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最初我的理解侧重在“游”，在“放”，在“精神自由”，这里我可以拿尼采的观点来对应。尼采曾经自称为“自由精神者”，他说：“不管我们到哪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而庄子“逍遥游”正是高扬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动。
尼采和庄子所散发的自由呼声，使我能够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观念囚笼中走向一个没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中。我在大学时代，台大哲学系的教学以西方哲学为主，四年所修的课程，使我一方面极其赞赏西方哲人具有如此高度的抽象思维，但又令我深深感到西方传统哲学确如尼采所说：注入了过多的神学血液。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及其进行“价值转换”的思想工作，使他背负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重担。相形之下，庄子浸身于诸子相互激荡下的人文思潮中，在老庄的人文世界里，没有尼采所承受的神权、神威所沉浸的宗教和神学化的哲学漫长历史重担。庄子的人文世界里，天王消失了，连人身崇拜的人王也不见踪影：“其尘垢糠，将犹陶铸尧舜。”（《逍遥游》）
我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新旧儒家重塑道统意识及其推波助澜于个人崇拜的空气中。这时，尼采的这些话语使我听来眼明心亮：“生命就是要做一个人，不要跟随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为你自己。”（《愉快的智慧》）“留心，别让一个石像压倒了你们！你们还没有寻找自己，便找到了我。一切信徒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不值什么。”“我叫你们丢开我，去寻找你们自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一《赠予的道德》）庄子的人文世界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汪洋恣肆以适己”，既没有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也不见膜拜“教主”的幻影崇拜症。
尼采和庄子都是热爱生命的。尼采说：“世界如一座花园，展开在我的面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三《康复者》）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唱出如此热情的歌声：“我的热爱奔腾如洪流──流向日起和日落处；从宁静的群山和痛苦的风暴中，我的灵魂倾注于溪谷。我心中有一个湖，一个隐秘而自足的湖，但我的爱之急流倾泻而下──注入大海！”（卷二《纯洁的知识》）“你得用热情的声音歌唱，直到大海都平静下来，倾听你的热望！”（卷三《大热望》）庄子则说：“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庄子善生善死的人生态度，忽然使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句：“愿生时丽如夏花，死时美如秋叶。”不过，尼采和庄子属于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尼采不时地激发出“酒神精神”，庄子则宁静中映射着“日神精神”。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首章《精神三变》认为，人的精神发展有三个阶段：一开始是骆驼精神，之后是狮子精神，最后再由狮子变成婴孩。骆驼具有忍辱负重的性格，狮子代表了批判传统而获得创造的自由，婴孩则预示着新价值创造的开始。我们的人生历程常会是如此由量变而质变的，《庄子》的鲲鹏之变也是如此渐进的。
尼采所说的“狮子精神”在《庄子》外篇、杂篇中随处可见。不过，我还是较欣赏骆驼精神和婴儿精神。虽然如此，尼采的酒神精神仍然不时激荡在我的心中，因而理解《庄子》，心思多半还是放在鲲鹏之“大”上，放在大鹏“怒而飞”的气势上。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的心思渐渐由当初的激愤沉淀下来，进而体会到“积厚”的重要性。鲲在海底深蓄厚养，须有积厚之功；大鹏若没有经过心灵的沉淀与累积，也不可能自在高举。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走千里路，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耐心。同时在客观条件上，如果没有北海之大，就不能蓄养巨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环境，也就不能培养出辽阔的眼界和宽广的心胸。而蓄养巨鲲，除了溟海之大，自身还得有深蓄厚养的修持功夫，要日积月累得由量变而质变。“化而为鹏”，这意谓着生命中气质变化所需要具备的主客观条件。
大鹏“怒而飞”，晓喻人奋发向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是鹏飞之前需储蓄足够的能量，而后乃能待时而兴，乘势而起。同样，我们行进在人生道路上，主观条件的创造，确实是很重要的。在人生旅程中，即使举步维艰，也要怀着坚韧的耐心继续向前走。疗伤也要有耐心，受的挫折越多越大，就越需要有积厚之功，让你重新站起来。
我是念哲学的，对于鲲化鹏飞寓言中所蕴涵的哲理，除了从人生不同历程来解读之外，久之又会从哲学专业的角度作出诠释：其一从功夫到境界的进程来解读；其二，从“为学”到“为道”的进程来理解；其三从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多重观点来解释。这里简略说说前两项。
从功夫到境界的进程：鲲的潜伏海底，深蓄厚养经由量变到质变，乃能化而为鸟；鹏之积厚展翅，奋翼高飞，这都是属于功夫修为的层次。而鹏之高举，层层超越，游心于无穷，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精神上达“天地境界”的层次。功夫论和境界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特色。而鲲化鹏飞的寓言，正喻示着由修养功夫到精神境界层层提升的进程。
为学向为道的进程：《老子》四十八章出现两个重要的命题：“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是经验知识的累积，“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似乎并没有把这两者的关系联系起来，而且《老子》还说过“绝学无忧”（二十章），这样“为学”和“为道”成为不相关联的两个领域。严复就曾经批评《老子》中“绝学无忧”的说法：好比非洲的鸵鸟，敌人追赶奔跑，无处可逃，便埋头到沙堆里。“绝学”就能“无忧”吗？严复的批评有道理。总之，老子提出“为学”与“为道”的不同，这议题确实很重要，但两者如何衔接，是否可以相通？这难题留给了庄子。在鲲化鹏飞的寓言中，庄子喻示了修养功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条进程，同时也隐含了“为学”通向“为道”的进程。《庄子》书中，写出许多由技入道的寓言，如“庖丁解牛”、“痀偻承蜩”、“梓庆为”、“司马之捶钩者”，在这些由技艺专精而呈现道境的生动故事，都表达出“为学日益”而通向“为道”的高超神妙境界。
（三）
尼采说：“一切决定性的东西，都从逆境中产生。”一九六六年，我开始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书，由于在一个非正式的场所说了几句被视为禁忌的话，暑假期间就在特务机关的压力下遭到解聘，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获得专任讲师的职位。这三年处于半失业状态，东奔西跑，兼课过日子，心情上可谓煎熬度日。就在生活的逆境中，我专注到老庄的研究上，经历六七年的工夫，终于先后完成《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借着注译的工作，跟古代智者进行对话。委实说来，我投入老庄的思想园地，跟自己在现实生活上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是相应的。然而这条思路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之间，起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一九七二年访美，因故而匆促回台，第二年就发生台大哲学系事件，使我再度被迫离开台大教职，我跌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不过，现在看来，倒是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初访美国时，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了三个月，所见所闻，一方面有如《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流向北海，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所听闻和目睹的，却不断冲击着我的思维。
我赴美国的第一站，到加州圣地亚哥探望我的妹妹和妹夫。几天后，留美学生在校园放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我前往观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群群日本士兵手持军刀疯狂屠杀老弱妇女的镜头，纪录片中外国记者还拍摄到一卡车一卡车地搬运平民尸体的实况。这使我联想起幼年时期日军轰炸我家乡的惨景，也使我回想起大一、大二所读的中国近代史的课程——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国家不停地受到列强的侵略，一百多年来，不止一个国家欺凌你，而且多国欺凌你！外战刚完，内战又起，这又使我想起大学毕业时的光景，我被分派到金门服兵役，那是我头一回上“前线”。我站在古宁头碉堡上，遥望着对岸，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鼓应”这个名字，就来自于“鼓”浪屿），那时我忽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哥哥就在对岸，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兄弟就要被迫对阵，但是我有什么理由，要拿起枪杆，枪口对着我的亲人？在金门服役的八个月里，我经常想着这类的问题。我和大批的留学生都属于大战后成长的一代，我们亲身经历过战火给家园带来的灾难，目睹苦难人群的流离失所。南京大屠杀的实录片，给我巨大的冲击，我身处保钓运动反帝民族主义的思潮，也不免反省到同胞相残的内战有什么意义？《庄子》不是早就说过吗？“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徐无鬼》）庄子还以“触蛮相争”的寓言来讽刺当时的内战：“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则阳》）我旅美期间沿途接触到许多港台的留学生，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投入保钓运动，在同胞爱的思绪与情怀中，发出民族团结的呼声，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负上一代政治人物的恩怨？保钓运动中的留学生，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当时的我，则只从人性的立场来省思，一直到我对美国的政情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后，我对问题的思考，才提到政治的宏观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