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成名作《永别了武器》，主人公是个战场逃兵。小说的高潮，是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大溃退。主人公“我”千辛万苦和同伴一起逃回自己人方面，却撞进军法宪兵的拦截线：士兵被赶去重组部队，军官全部枪毙。行刑之前，一个个在“军事法庭”走过场：
“就是你这样的人叛变，我们才丢了胜利果实！”审判官说。
“你经历过退却吗？”这个军官反问。
“意大利永远不应当退却！”
“那就赶快开枪，别再问这种呆瓜问题了！”
但是主人公动作比子弹快，跳河逃脱了，让小说写得下去，再来一番生离死别。海明威的这部半自传小说(他本人在意大利前线受了伤，但是他的任务只是分巧克力)，并没有损害他一心打造的“硬汉子”形象——这种糊涂战争，不逃白不逃。
可见读者也认为，人生总有不得不逃跑的时候。
英格兰的几乎每个小镇，都有一个设计各异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刻了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次世界大战本镇牺牲官兵的名字。最近，有些人发起运动，要求刻上“漏掉的名字”，即作为逃兵被枪决的那些人。理由是：很多所谓逃兵，有不得不逃的原因：医学界都认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的的确确是一种神经创伤，不是贪生怕死的推诿。这些人需要的是治疗，像其他受伤的士兵一样。
这么一说，逃兵只不过是伤员，无须枪毙。女作家帕特·巴克(Pat Barker)却认为不是如此简单，1996年获得布克奖的《再生》三部曲（《再生》1991，《隔门有眼》1993，《鬼途》1995）是一部真人真事混合想象的杰作。著名的心理学家里法斯（William Rivers）在一次大战期间创造了“战地心理治疗”这门学科。在爱丁堡附近的军人医院，他先后治疗过从索姆河泥泞的战壕里撤下来的一些军官，包括诗人萨松（Siegrfried Sassoon)和欧文(Wilfred Owen)。
其实里法斯的病人中，萨松是唯一毫无“炮弹休克”症状的。这位诗人是个神经坚强的战士，获得过勇武勋章。他公开宣布不愿意继续作战，这场屠杀已经毫无理智可言，但是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影响太糟，于是英军宣布他“神经不健全”，送到里法斯的医院来“治疗”。
《再生》写的是没有枪炮声的战场，两个思想敏锐者的斗争。像这样的故事，能写成小说，要有杰出的叙述才能。2001年该小说改编成电影，导演麦金农（Gillie MacKinnon)有敢于接受挑战的勇气。
在我看来，恢复了逃兵名誉的，是最好的药物——距离。
海明威的逃兵主人公，本来就是一个美国青年志愿到意大利参战，哪怕逃了也是硬汉，这本不是美国人的战争，有民族距离；萨松早就不被视为逃兵，因为他是有才华的诗人，让诗人在战壕的泥泞中腐烂，是不道德的，这是才华距离；美国诗人庞德为墨索里尼作反美宣传，1946年面临叛国审讯，却被国会图书馆授予伯林根诗歌奖，这是名声距离；至于英军90年前军法枪毙的近四百普通“逃兵”，现在有人提出他们的名字不应当依然浸泡在耻辱里，这是时间距离。
有时，需要这四种距离同时起作用。例如周作人在80年代名声大振，又例如胡兰成最近大受文学界激赏；苏青、梅娘这样的作家，也成为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博士生研究对象；至于曾国藩成为治国能臣，李鸿章成为爱国人士，距离看来真是一把万能的放大镜——指到哪里就放大到哪里，局部放大后，对比度，边界线，自然模糊。
我这不是指责国人健忘——明显洋人使用距离放大镜，比我们慷慨得多。
没有这几种距离，逃兵杀无赦，死不足惜，而且遗臭“万年”。要证明这一点，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