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颜氏家训》导读(1)

沦为冷血路人，抑或育成通识专才？

李小杰

近年，频闻善向教师提无理要求的“怪兽家长”[?“怪兽家长”一词来自日本，意思是一次次对学校提出无理要求、妨碍正常学校管理的家长。香港屈颖妍著有《怪兽家长》一书，探讨此现象。]出招，令备感压力的教师更加惶恐。这些家长过分保护子女，化身为“直升机父母”[?“直升机父母”是指某些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垂直监视子女，比如二○一一年英国发生大风雪，部分港人父母要求政府包机护送子女回港，如此“贴身服务”，使自理能力甚低的学生更是形同“宝贝”。在各家庭自拥心肝宝贝的同时，又惊闻社会上出现了各种食物安全、社会心态及道德问题，譬如内地的冷血“佛山十八路人”[?二○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面包车撞倒，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车辆再次从女童身上驶过，其后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最后只有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女童送医院后伤重不治。有关的闭路电视视频被上载到网络上，引发了网友广泛热议，网友将从小悦悦身边路过的十八个人命名为“佛山十八路人”。]事件。社会上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不禁发出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塑造社会各色人等素质的教育是否出现了问题？

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早在周朝便出现了“家训”[?中国家训的滥觞可追溯至“周公家训”，而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则是传统家训的发轫期。直至汉代，中国才出现单篇的家训文献，如汉代班昭的《女诫》、蔡邕的《女训》，东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郑玄的《诚子益恩书》、王僧虔的《诫子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不过，这些家训的篇幅都不长，往往是因事生教，一事一议，因此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均无法与颜之推所撰的《颜氏家训》相提并论。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问世，受到历代推崇。宋代晁公武称《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一训子孙。”明人傅太平在其刻印本《序》中说：“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清人赵曦明在《抱经堂丛书·颜氏家训·跋》中誉其为：“苟非大愚不灵，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无论是宋人“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评论，还是明人“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的赞誉，抑或是清人“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的肯定，都把《颜氏家训》的家庭教育意义放在“修齐治平”这个至高的位置，这与当代家长以“消费意识”要求学校包办学生顺利升学、建立良好操行的观念迥然不同。《颜氏家训》在今日的意义，不仅仅是规范世人，振奋人心，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展示家庭对道德与教育的主动承担。

一、道德的荒原：以无耻对抗无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近年，中国崛起，处处可见大国踪迹。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却发生了不少颠覆国人传统道德伦理的现象，如倒地老人无人搀扶，官二代、富二代嚣张跋扈，部分人炫耀财富等。有人说这是道德最败坏的时代，于是，不少人选择以无耻对抗无耻，他们认为只有更无耻才能符合这个“过把瘾就死”的时代。人们开始把责任归咎于群体，越来越多人沦为“乌合之众”[?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他们采取“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软弱的态度来对抗冷漠和释放欲望。

或许，我们应该先对比一下颜之推所处的那个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再反省自身有没有理由将道德的荒原完全归咎于时代，才更合理吧。

颜之推身处于一个狼烟四起、兵连祸结的战争年代。南北朝两百年间共出现了九个王朝，分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的宋、齐、梁、陈。臣废君，子弑父，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 离失所。颜之推虽然身为官二代，历经四朝，但他不但没有以门第自居，反而勘破了时代的重重迷雾，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仁、义和中庸之道来“提撕”[?语出《颜氏家训·序致》：“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编者注]子孙，教化家庭成员修身齐家。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西晋末年，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之一。至其祖父颜见远，因随南齐的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举家从金陵迁居江陵。《梁书·文学传》称颜见远“博学有志行”，而且在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后，“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曾任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等职，亦有“博涉群书，工于草隶”之誉。由此可见，颜之推的家族不但世代为官，且属侨姓高门之列。

颜之推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辞采华茂，深为梁湘东王赏识，十九岁任湘东王国左常侍。后来梁亡，颜之推仕于北齐，历二十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五七七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五八一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获召为学士。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身仕四朝，可谓屡经世变。但他在晚年回首过去，撰写《颜氏家训》之时，不但没有传授厚黑术[?厚黑术发源于清末民初的李宗吾，他著有《厚黑学》一书，书中提出人的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他以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项羽、刘邦等人物为例，说明各人脸皮的厚薄与心的黑白如何影响他们的成败。]，反而着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子孙。综观《颜氏家训》全书，除了《序致第一》篇外，作者从《教子第二》至《终制第二十》篇都论及以家庭为依托的人的一生，包括伦常关系、风操品格、学习文章、实际应务、养生归心、音辞杂艺等诸多方面，而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始终贯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中。

有人说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下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这是与西方“罪感文化”比较下概括出来的，“耻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耻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议论，因此人们的行为被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和支配。儒家孔孟的思想蕴含了耻感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如《论语·宪问》中说：“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体现耻感文化的还有《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当中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把国家的振兴视为自己的责任。这种联系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至于孟子则认为“羞恶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是人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耻”，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强调要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和框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要使人们受其恩泽。总之，儒家把耻感与道德联系起来，认为耻感是成就道德理想的基本环节。

]不论是孔子提倡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们，还是孟子以“羞恶之心”作为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两者都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对人所形成的约束。然而，现代社会打破了以往由大家族组成的规范社会，逐渐演变为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个人主义社会。群体社会规范湮灭，个人主义兴起，都标志着儒家文化所形成的耻感文化的坍塌。世俗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更让“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去耻感化的文化有了生长的土壤。

颜之推处于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不过他没有抱怨环境，入仕北齐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时感愧怍，于是在作品中有“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颜之推《古意》。]、“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颜之推《观我生赋》。]等句子，表露出内心的愧疚与沉痛。不过，颜之推没有从此沉沦不起，反而“知耻而后勇”，在晚年把自己的经历及思想沉淀成一本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书，成为后世榜样。

二、错位的教育：拼爹还是拼实力？

门阀制度自东汉开始发展，至颜之推的时期已臻顶峰，不少家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不知已经传到富几代、官几代。东晋南朝的门阀世族为了控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独霸社会往上流动的资源，于是竭力保持士庶之间的距离。大多数的世族子弟傲视一切，处处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与优越，不屑俗务，甚至对朝代更替也不甚留意，唯独对自己家族的门第和利益百般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