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颜氏家训》导读(2)

南北朝讲究出身，现代人依靠父荫，两者同样是拼爹[?内地的流行词，指“比拼老爹”。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的社会中，年轻人的贫富意识也越来越明显，喜欢比拼彼此父母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等。他们认为有知识、有能力，也不如有一个成功的老爸。“拼爹”这个词语一般与富二代、穷二代这两个词紧密相连。]的时代。颜之推家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属于侨姓高门之列。不过颜之推与今天中国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并不一样，现在的父母会为儿女攒下偌大的身家，希望子孙可以一世无忧，富贵传家；而颜之推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特别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当代中国教育家，言必称欧美。甚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其实并非没有本土的教育思想，只是中国的教育思想缺乏系统的阐述，且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典籍，故容易被人忽略。在《颜氏家训》之前，虽有王僧虔的《诫子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但它们均以规范道德言行为主，除了散见儒家经典的片言只语外，真正触及教育理论的绝无仅有。至于《颜氏家训》则是相对较系统化的著作，它厘定及肯定了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的责任，并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

中国古代的典籍，很早已开始讨论胎教的重要性。《大戴礼记》：“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胎教，顾名思义就是对未出世的胎儿实施教育。当妇女确知自己怀孕之后，中国古代胎教之法会要求妇女别处静室，闭门而居，据说这样才能产下聪慧、秉性正直、长相端正的婴儿。虽然这种古代的胎教有点故弄玄虚，甚至近乎巫术，不过，近年科学研究却证实了胎教确实有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为，所谓对胎儿实施教育，其实是刺激胎儿的感觉器官，促使其迅速发育成熟，增进对事物反应的敏感度。胎儿在三个月时，人形已基本“塑造”成功，各器官包括大脑和神经系统已分别形成，胎儿对母亲的情绪变动和外界的刺激已有反应。

《大戴礼记·保傅》中曾这样阐述胎教的出发点：“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作者提出具体的胎教方法，可见他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平民百姓假如不能实施严格的胎教，亦应在孩子出生后尽早教育，因此作者又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认为家长必须在婴孩年少时便加以教诲。

孩子出生后，该用什么方法教导呢？颜之推提出与后世西方教育家十分相似的教育理论——“寓慈于严”。寓慈于严即寓慈爱于严格的教育之中，父母教子不失爱心，爱子不忘严教，如《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他这种寓慈于严的教育方法暗合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中的“恩威型”。现代育儿风格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型：恩威型、专制型、纵容型和疏忽型[?四种类型，加上两个维度，定型为：恩威型（高要求、高应答），专制型（高要求、低应答），纵容型（低要求、高应答）和疏忽型（低要求、低应答）。见 Baumrind， D（1991）“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 56-95.]。大量研究指出育儿风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优秀的学生有高度温暖、严格管理、允许儿童心理自主、积极介入学校教育的父母，这类父母多为恩威型父母。教育学家认为恩威型是对孩子最有利的一种教养方式，故建议父母采用，恩威并重，“寓慈于严”，慈严并重，既严格教导，又慈爱呵护。假如父母过度放纵孩子或过度专制，可能会把子女养成不知进退，难于适应人类丛林法则的怪兽，贻害子孙。

三、多元与守一：打造通识专才

西方的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提倡“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而中国的孔子大约在同一时期提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近年，各大学、中学、小学都设立通识科，原来这种教育理念源于十九世纪，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让学生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格。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文化由多元转趋单一。唯魏晋南北朝恰好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思想自由的时期。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秩序急剧动荡，上层的统治者已无暇钳制人们的思想。一度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儒学，此时失去了统治地位，于是知识分子借机跨越儒学的藩篱，在思想理论上别有发展，社会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见《抱朴子·刺骄》。]；而《颜氏家训》也没有专于一时一事，反能容纳三教九流，描写南北差异，其多元文化元素历来被人看重。

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不同，颜之推既有才华，又注重实际，其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他善于观察社会万象，勤于积累数据，对于建康、江陵，或是邺下、关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南北各朝朝野士庶中的各类人物、各地风物俗尚，都能加以笔录整理，并且结合文献做出准确的考证。

《颜氏家训》全书共二十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第一》说明全书宗旨、末篇《终制第二十》叮嘱后事、《归心第十六》篇崇佛外，其余十七篇，可分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其他知识”几个方面，题材多样。

当中《杂艺第十九》篇分论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投壶、博弈、游艺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都必须略知一二，因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书法代表了人的脸面。身为文人雅士，必善一门乐器，以陶冶性情，“犹足以畅神情也”。此外，医学是实用知识，可用于救急，如能微解药性，“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另一方面，颜之推历经刀光剑影，故唾弃那些装饰性的“弱弓长箭”，反而讲究实用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

不过，对于这些技艺的熟练程度，颜之推另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杂艺第十九》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又言：“谈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认为一个合格的文人必须懂得这些技艺，但不应花太多时间，只可偶而为之，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学有专精。颜之推对实务非常重视，在《涉务第十一》中将国家大事分为六种，而一般人只能做好一种：“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范文澜称颜之推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提出自己的见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

]作为一本家训，论及如此庞杂的内容，既论杂艺，又论风操和实务。显然作者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希望提撕子孙，教导他们既要掌握知识，也要拥有相称的节操；既要家庭和睦，也要教育好后代。他认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起点，便是对人对己负责了。

王利器先生高度肯定了《颜氏家训》一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指出该书对研究南北诸史、《汉书》、《经典释文》、《文心雕龙》等专门学问，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又专门指出《音辞第十八》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多当措意”。颜氏辗转多地，学风严谨，的确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资料。

不过，此书写于一千多年前，难以避免有一些对今人来说不合时宜的消极内容。比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或是宣扬迷信、明哲保身的思想等。颜氏后裔颜嗣慎在明万历刻本的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故此，阅读《颜氏家训》应择善而从之。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定音：“古今家训，以此为主。”故此，中国和日本都对此书做了不少研究。王利器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颜氏家训集解》，进行了详细的校勘、考证、辨伪、增补，汇聚了近世诸家成果，为近代的《颜氏家训》研究奠下较好基础。《颜氏家训》的研究一般可分为教育思想、伦理道德、版本和文论研究四种。中国内地方面以研究教育及家庭伦理为主，自八十年代起至今有四十多篇，大多对颜之推的教育方法持认同意见，认为《颜氏家训》对现代教育具有参考价值[?周国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扬明：《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方法》，《华夏文化》，1996年第3期。]。而中国台湾研究者除了关注《颜氏家训》的家庭伦理，还对其版本及资料爬梳做出贡献，如周法高在一九六○年出版了《颜氏家训汇注》，尤雅姿在九十年代发表了版本和思想方面的研究[?如《颜氏家训版本研究》、《颜氏家训伦理思想述要》等。

]，交通大学的吕棋昌又根据不同版本做出颜氏家族的世系表，为后人研究提供不少方便。至于日本对六朝文学素有传统，日本汉学界比较注重《颜氏家训》中的文学论。林木虎雄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国诗论史》就有所论述，另有林田慎之助的《颜之推的生活与文学论》，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中的《颜之推的文学论》。而近年各大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有相关的研究，不过并未脱离以上三种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