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毕竟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华商再怎么抗争，也无法改变洋商保险公司的霸主地位，始终逃不脱自己被人控制、遭人宰割的命运。华商在旧中国的被压迫历史再一次说明一个道理：贫弱之国无外交可谈；贫弱之国也无实业可言。
伦敦证券交易所
伦敦交易所对中国的企业却一直没有太大吸引力。直到1997年3月24日，北京大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中国才拥有首家在伦敦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它的前身是17世纪末伦敦城交易街上，主营咖啡饮品业务的露天大市场上一个名为“乔纳森”的咖啡店，这里是当时买卖政府债券的“皇家交易所”。1761年，伦敦150名股票交易商在这里自发组成一个俱乐部以买卖股票和债券。
1773年，这个咖啡店从露天大市场迁入伦敦城司威丁街的室内，并正式改名为“伦敦证券交易所”。1802年，伦敦证券交易所获得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乔治三世国王给它颁发了“皇家特许经营许可证”。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促进当时英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英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也促进了交易所自身的壮大，从而确立了英国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交易所一直是世界第一大证券交易市场。
随着英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英国其他地方也出现很多证券交易所，高峰时期达30余家。1967年，英国各地交易所组成了7个区域性的证券交易所。197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与设在英国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都柏林等地的交易所合并成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证券交易所。随后各地证券交易所逐渐停止运作，全部业务都集中到伦敦交易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国内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伦敦证券交易所由于其浓重的保守风格，特别是一直沿袭下来的陈规陋习严重阻碍了英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并影响了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在这一形势下，伦敦交易所于1986年10月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固定佣金制，允许大公司直接进入交易所进行交易，放宽对会员的资格审查，允许批发商与经纪人兼营，证券交易全部实现电脑化，与纽约、东京交易所联机，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有力地巩固了其在国际证券市场中的地位。
1995年12月，由于政治原因，伦敦证券交易所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一部分归属爱尔兰共和国，另一部分归属英国，即现在的伦敦证券交易所。2000年，伦敦交易所经全体股东投票决定转变为一个公众公司，并于2001年7月在自己的主板上市交易。
作为世界三大证券交易所之一，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种类非常多，除股票外，还有政府债券、国有化工业债券、英联邦及其他外国政府债券，此外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也在此上市。在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中，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其外国公司股票的交易量和市值都超过了本国公司的股票，这在其他交易所是十分罕见的。截至2007年底，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3200多家，市值达4.25万亿美元；其中外国公司市值超过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一半以上。
票号日升昌
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它堪称“中国第一票号”，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在它创立之后，山西富商大贾竞相效仿，而后南方的票号也相继崛起，形成了全国性的金融网络，促进全国金融流通，加速资本周转，对清末民初商业贸易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山西省平遥创立，从此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靠镖局押送汇款的落后局面，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日升昌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日利千金，甚至承担了清政府财政机构和银行的部分职能，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日升昌由山西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全出资与大掌柜雷履泰共同创办。总号设于平遥县城内西大街路南，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一纸票号风行万里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被称为“一纸风行”。今天悬挂在山西平遥日升昌旧址中厅廊柱上的一幅对联：“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从中依然可见当年票商纵横商海、富甲一方的胆略和豪气。
从颜料庄到日升昌
山西平遥城西三公里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西达薄。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两个继承祖业，经营着一家红火的颜料庄——西裕成颜料庄，这就是日升昌的前身。当时，经营颜料是平遥商人的第一项主要生财之道，他们以平遥为根据地，在西达薄村设立加工的手工作坊，先在平遥的西大街路南设立总号，后又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设立分号，还相继在四川、沈阳、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号。到嘉庆年间，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店已经形成了垄断的经营态势，以其规模大、资力雄厚而列众商之首。
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给老家捎回些银两，这些银两都是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同时也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决定采取拨兑解决捎送银两的问题，即：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钱，而是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写信给平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取现银。起初，这样捎银两不过是些亲戚朋友，两城之间的拨兑也不收取什么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种办法便利，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西裕成收取一部分汇费。
而后，由于经营理念和处世观点不同，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之间摩擦不断，终于分了家。作坊和铺子分开，弟弟李大全分到了商铺的总号和各地的商号，没有货源，经营上遇到了困难。而大掌柜雷履泰受到拨兑业务的启发，感到这个生意获利空间很大，如果能广为发展，为商业往来、官府和民众汇兑，必然生意兴隆。于是在雷履泰的主持和帮助下，李大全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
而此时的西裕成确实已具备开设票号的条件，一是财势和信誉，二是有干练的人才。而在日升昌的创办和发展中，大掌柜雷履泰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拔乎其萃”的雷履泰
雷履泰1770年（乾隆三十四年）出生于平遥县细窑村，从小读书，聪明好学，学识超群。雷履泰因父亲早逝，为养家糊口，便离家进城学做买卖，到了四十来岁，碰到了西裕成的东家李大全，两个人一拍即合，雷履泰入颜料庄后，先跑街，后到汉口当掌柜，又到京师当掌柜，到哪儿经营，就把哪儿搞活，深得东家的器重，言听计从。
雷履泰在汉、京庄口经营颜料期间，为便利资金调度结算，多次开展汉、京、平地之间的异地银钱汇兑业务。他借鉴账局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借鉴钱庄经验，也搞银钱兑换；借鉴印局经验，也开始放款，只不过把当日放款、收款，改为中短期放款，初步形成一整套金融活动格局。当回到总号执事后，雷履泰踌躇满志，胸有成竹，找准时机向财东李大全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
雷履泰为日升昌票号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道光六年（1826年），当日升昌的重要人才——二掌柜毛鸿翙离开商号、另立门户并与日升昌展开激烈竞争的时候，雷履泰从长计议，一方面竭尽全力维持号事，一方面热心辅佐年仅16岁的少东李箴视执领号东。度过这一艰难阶段后，雷履泰广设分庄，揽做捐项捐纳生意，把日升昌搞得红红火火。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
作为日升昌的掌柜，雷履泰对伙计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文化上，他要求每个伙计都必须能写一笔好字，能写一手好文章。生活上，要求伙计们吃苦耐劳、积极上进。每个新来的伙计，早起晚睡，忙个不停。如果商号上有四个伙计，就只放三把扫帚，看谁起床起晚了，扫不上院子，以此激励争先上进。另外，他要求伙计遵守号章号规，注重考察培养道德失准。有时候，他会把碎银或者铜钱仍在僻静之处，考察伙计们捡到银钱往哪儿放。在观念上，雷履泰要求伙计们高屋建瓴，站高看远，把不准备当掌柜的伙计看成没出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掌柜要有宰相肚。
在日升昌新址修建的时候，按照雷履泰的吩咐，门楼前后分别刻上“栖鹂处”、“我学鹦”六个字。“栖鹂处”表面上好像是说黄鹂栖息的地方，其实“鹂”字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谋士范蠡，雷履泰要告诉伙计们，应当向范蠡辅佐越王一样，为财东作出业绩，无此大志者，只能离开日升昌。“我学鹦”的“鹦”则是指战国时期齐国的三代名相晏婴，借此鼓励日升昌的伙计们要有天下之志，纵览天下事。
雷履泰79岁终年。临终前，他惟才是举，举荐程清漳接任号事，为日升昌兴旺发达，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百年沧桑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建号，到发展壮大、繁荣兴旺以及衰落倒闭，经历了清道光、成年、同治、光绪、宣传5代皇帝和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1923年，整整100年，长达一个世纪。
日升昌票号从创办到成丰年间，是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营业务以汇兑为主，存放款则寓于汇兑过程之中。经营对象则是以工商铺户为主，主要是山西商人的汇南米邦、丝邦、盐商，还有零星的小商小贩，也有官司吏，但为数不多。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雷履泰深入调查了晋中商人所经营的药材、茶叶、棉布、绸缎、杂货等进货进点，选派了些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伙计，先后在汉口、天津、北京、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设庄，与这些城市的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汇兑。此处交款，彼地取钱，手续既简便，信用又可靠。这样一来，不但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和日升昌票号交往频繁，而且外省人所开的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盐商等也多和日升昌票号打交道。于是，日升昌票号业务蒸蒸日上，门庭若市，一片兴旺景象。特别是咸丰年降，我国商业发展很快，日升昌票号的业务量也很大，据日升昌清江铺、苏州、江西等4家分号1852年、1853、1856年（咸丰二、二、六年）的汇兑收交统计，收汇款达693967两，交汇款数达678528两。
从咸丰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日升昌的又一个发展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官吏腐败骄奢，贿赂成风，社会动荡，盗匪丛生。为了避免鸦片贩子、走私商人之类的生意与票号发生关系，票号的服务对象由过去的以工商铺户为主，向官吏、豪绅和工商铺户并存转变。尤其是经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官府与票号的关系更加紧密，凡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和官府财政款以及卖官爵钻营行贿的赃款，也都由票号过局。这个时期是日升昌的极盛时期。据1906年对日升昌票号14个分号汇兑统计，收汇款高达1633660两，交汇款达15891544两，日升高票号的汇兑额扩大了，基础规模也更扩大了。一纸汇票一到，10万、100万的现银立即到手。日升昌于是信用显赫，远近闻名，但是这种依靠政府收入的业务模式也为日升昌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特别是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日升昌和其他票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毁灭。日升昌危机爆发的外因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国银行的入侵，中国银行、官钱局的设立，使票号逐渐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二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国内战乱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还很脆弱的商品经济，票号受到了很大影响；三是国内交通、通讯条件的发展，金融流通加快，票号的优势开始减退。
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则是日升昌事业衰败的内在原因。日升昌曾经失去几次历史机遇。清末，清政府组建大清银行要日升昌入股，被平遥总号拒绝；外资银行要求日升昌合资组建银行的提议也被拒绝。日升昌自我封闭似乎正是其自我毁灭的开始。后来的经营者热衷特权、依附权势、放弃自强自立，同时骄奢淫逸、贪图享受的风气，使衰亡成为必然。
日升昌倒闭的导火索是一个突发事件。1914年，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因给祁县合盛元票号受到牵连，被债权人起诉，潜回平遥，平遥总经理郭树柄怕被牵连也选择了潜逃之路，致使日升昌被查封，此后，一蹶不振。1910年，当财东李五典聘请郭树柄任总经理时，股东不参与经营管理的制度被打破，李直接参与股权设置、经营管理，导致股东、经理都负责又都不负责。而后，日升昌经历了破产、整顿、债权做股东、复业等几个艰难阶段，已经不能与过往的辉煌同日而语。1932年，日升昌改营钱庄，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营管理之善
日升昌鼎盛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于它有一整套严密的用人制度和完善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