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向以青铜为钱币的标准材质，而铁的价值远远低于青铜，铜钱与铁钱的比价大致在1∶10。唐宋的标准铜钱应该重1钱，1贯是1000枚，重6斤半左右。同价值的铁钱就要10贯，重60多斤。依当时的物价，一匹罗值2万铁钱，也就是20贯，用铁钱就重达130斤。这种价值的钱币用于市面交易，非常不便。而对于下乡收购、长途贩运的商人来说，光是背钱就背不起。钱币的体积、重量大大高于商品，商人必须考虑钱币运输工具、为搬运钱币雇用的人工、乡间山野途中为安全必须付出的护卫成本。这对正常商业交易简直就是灾难。于是，人们想出了用替代品的办法。
先是有个别成都的商户，他们接受一些老客户的存款，也就是把一批钱币存放在商户的店铺中，由店铺出具一张单据，客商可以凭单据随时支取钱币。这样客商在一定范围内就不必再为铁钱的沉重烦恼了。当然，这些店铺也都是在成都享有声誉的商家，有的甚至已经在成都周围州县开设了自己的商铺。所以那些客户如果在成都地区做生意，就用店铺出据的单据支付，人们也愿意接受。逐渐地，店铺单据竟然在成都市面流通使用了。
当时成都的富商领袖叫王昌懿，官府但凡要出人派物的时候，都会叫他来召集富户办理。大约公元1008年前后，王昌懿乘为官家办事之机，召集了16家富户，商议共同发行一种固定样式的票券：16家都用一样的纸，一样的图案，不同的只是各家可以写明自己的铺号，可以用自家铺号的暗记。只要客户把铁钱交到柜上，就用这种票子写明钱数发给客户。这种票子在16户商家业务所及的地区内可以通兑，但每贯铁钱要收30文手续费。16家商户也可以凭交来的票子上各自的印记来相互结算，有如近代上海钱庄的汇划。因为要交钱给票子，交票子给钱，票子就起名叫“交子”。交子一发行，就极受商家欢迎。古代有“行商坐贾”之说，有坐贾坐镇，那些行商有此便利的工具，就再不用为笨重的铁钱操心，交子发行也就越来越多，动辄成千上万贯。
随着交子发行越来越多，那些坐贾也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客户交来多少铁钱，就写出多少交子，用今天的话说，自己不用储备准备金，实际就有了十足准备金。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行商都要在同一天来兑现，所以尽管日常铁钱有进有出，店铺里却永远堆积着相当数量的铁钱。也就是说，坐贾们手里凭空多出一批钱币。若不利用，岂不可惜？于是每到夏秋收购蚕丝粮食的季节，资金紧张之时，他们也会自行印发一些交子。虽然这些自行印发的交子是没有准备金的，但有店里的储备作后盾，竟也安然无事，有如自家开了一个造币厂。
“造币厂”越开胆子越大，后来这些铺户们竟然动用钱币储备买房置地，以至掏空了储备，不能兑现。有时候闹到客户们聚众上门，商铺又闭门不敢出来，客户们于是呼啸到官府。即使官府出面强制，客户也往往最多得到七八成赔偿了事。弄得官府也十分头大，干脆把王昌懿等几个为头的叫来，下令不许再印交子，所有印版销毁，甚至外县的“连锁”铺户也关掉，今后不许再有交子的事情。
当然，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是容易的，但是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政府命令一下，交子遁形，但市面可也就立竿见影地萧条了。政府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交子弊病太多，难于管理，应该禁止。另一种意见认为，单纯禁止不是办法，蜀民习惯用交子已经多年，取消交子会妨碍民间贸易。既然民间管理有弊病，不如收归官办，由政府管理。皇帝最后裁决，既然于民有利，那就官办吧。公元1023年，“益州交子务”正式成立。益州就是成都。第二年，1024年，世界上第一张由官方正式发行的纸币新鲜出炉了。
世上最早的纸币
史学界和教科书历来一直说，产生于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实，“交子”是“支票”而不是“钞票”，产生于南宋时期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会子”，才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如前一篇文章所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金、银。但是，由于四川地理交通闭塞，“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为了解决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困难，宋真宗时，四川成都的16家富商在国家许可下主持印造了“交子”。但是，“交子”不能直接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将“交子”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后再进行交易。所以说，“交子”是有价证券，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属货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的海外贸易很发达，主要的外贸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政府在这些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南宋政府海外贸易的收入，在财政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宋高宗末年，对外贸易所得，达到财政总收入的15％多；因此，导致了金属钱币大量流失海外。在此情况下，民间出现了可以用于交易的纸币——“会子”。
1160年，南宋政府的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钱端礼后来升任户部官员，“会子”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元朝时期，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他在记述东方见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大都（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称誉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马可·波罗回国时，将纸币传播到伊朗，而后又传到日本、高丽（朝鲜）。直到五百多年后的1690年，欧洲的瑞典才出现纸币。此后，纸币逐步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纸币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纸币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
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图中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延伸阅读：最早的西方纸币
人们在教科书上常常看到西方纸币起源于英国的“金匠券”。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王查理一世强行没收商人们的黄金。商人们只好把自己的黄金偷偷存放在金匠们的地窖里，金匠们则给商人们开出手写的收据。为防止被国王发现，这种收据没有署名，当然也就给转让流通创造了条件。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模仿金匠券正式发行了纸币。实际上，比英国更早一些，瑞典在1661年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并且发行了第一张正式纸币。这时距离中国真正的纸币出现已经将近700年了。
人吃人，钞买钞
宋朝的纸币有好几种，四川地区用铁钱，兑换铁钱的就叫“交子”。后来用交子支付商人用实物供应前线，就改名叫“钱引”。南宋以后，因为钱币不足，印发纸币代替铜钱，叫做“会子”。这类做法也被北方的敌人学了去，金朝也发行了纸币。
金朝是女真人的政权。女真在立国之前不过是山林草原上的渔猎民族，立国和南下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汉族很大的影响，但是社会生产方面还比较落后。金人本来不用钱，打入中原后主要使用当地的旧钱。但为了防止铜钱南流，所以仿效中原，在原汴京设置机关造纸币，名称就叫“交钞”。面值是1贯到3贯，交钞上明确写着，可以交钱给钞，在南京路（“路”是宋金时期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划，相当后来的省）当做现钱流通。如有需要，只需缴纳工本钱就可以兑现铜钱。既然是与现钱一样流通，又何必换成纸币呢？原来纸币只在南京路使用。金的南京路包含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起洪泽湖、西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南宋的商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走私的，与金人交易绝大多数都要经过这里。到了这里就必须把所带铜钱换成纸币使用。同时，用纸币在这里购买回程的商品。
也就是说，金朝在宋金之间筑起了一道纸币隔离带，这是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它既吸收了大量宋朝钱币，加剧了宋朝的钱币外流，同时又增加了己方的经济实力。
金朝纸币创造之初的制度是可行的，运作也是平稳的。纸币隔离带政策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腹地各路也看出了发行纸币的好处，于是开始和南京路合作，允许纸币在本路流通和兑现，以至出现了合同钞、三合同钞、五合同钞。当参与省份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金朝交钞变成了全国通行的纸币，这连它的老师宋朝也没有做到。
就在此时，就像女真当年崛起于辽的北方一样，金朝的北方崛起了蒙古。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军南下，金朝仓促迎战，双方先在野狐岭（今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县）相遇，金朝40万大军不敢接战，退至会河堡（今张家口西南的怀安县）防守。金朝为鼓励士气，用大量交钞作为激赏，装运纸币的大车竟多达84辆。然而金军毫无斗志，两军大战三天，金军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前锋直达中都城下。此役成为蒙金实力对比的转折点，而散发出去的纸币军饷流散社会，却对市场造成了极大混乱。
从此以后，金朝每下愈况，在蒙古大军压力下步步退缩，而纸币却越发越多。最初纸币面值还是1贯至3贯，此时不得不发行20贯至100贯的面额，后来竟至发行了1000贯面值的纸币。纸币面值越来越大，纸币价值却越来越小，市面上1贯纸币只值铜钱1钱。金朝1贯是800钱，实际贬值800倍。为维持军费，政府不断增加税收，民间却只用纸币纳税，自己收藏铜钱。为挽救钱币危机，山西的长官河东宣抚使胥鼎竟出了一个昏招：下令禁止使用铜钱，而且以军需的名义征收钱币。政府采纳这一建议后的结果是建言者始料不及的：富人们作为资财所藏的大量钱币突然化为乌有，而手中的纸币却一钱不值。政令一下，一夜之间富人窘败，当时称做“坐化”。
蒙古军的压迫从劫掠已经变为占领，金军不断退却，膏腴之地和税收重地不断丧失。金朝只好用纸币支持军费，纸币已经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交钞不行了发行“贞宝券”，宝券不行了发行“贞通宝”，再不行又发行“元光珍货”、“兴定宝泉”，每发行一种新纸币不过是重复一遍旧过程。最后一次发行宝会，仅几个月就亡国了。
金朝亡于蒙古，100年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又重复了女真人的故事。元朝是一个不用铜钱专用纸币的时代。当时有些人把元的败亡归咎于纸币的恶性膨胀。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唱道：“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开河是指政府治理黄河，变钞是指政府的货币政策，红巾则是指当时的农民起义。民歌解释历史虽然不很科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面貌。
宋朝假钞案
有一个调查，“如果收到假币你怎么办”，将近一半的人选了“看看能不能用出去”。流言止于智者，假币止于“善茬儿”。其实，“往上追”远比“往下转”更重要、更正确。
最早的纸币产生在中国！最早的伪钞也是出现在中国！有史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便有人用假币进行商品交换和买卖。
胡子远是南宋人，做过知县，写得一手好文章，跟著名诗人范成大和著名词人周必大都是哥们儿。家底也厚实，几千亩地，几百间房，房屋出租，土地也出租，房租和田租哗哗地往家里流，端的是日进斗金。他有个老父亲，在家管账，房客和佃户们交租，钱都从他手里过。老人家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收钱的时候看不清真假，有一回胡子远去盘账，发现租金中居然有5000贯都是假钞！
南宋初年的物价，浙米一石，会子一贯。会子是宋朝纸币的一种，如果胡家收租是按会子结算的话，那么由于胡老先生的麻痹大意，胡家实际上等于损失了5000石米。宋朝一石是58.5升，装米大约50公斤，按现在的粮价，50公斤米怎么着也得100元吧。5000石米就是50万元，胡家亏大了。
想想亏了50万，胡子远很心疼，也很生气，给老家的官员写信，准备把那些用假钞交租的房客和佃户狠狠地收拾一顿。胡老先生宅心仁厚，给挡住了，说这些人都是穷苦人，你一追究，他们以后的日子更没法过，反正咱家有的是钱，犯不上为这50万大动干戈，以前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多加注意就是了。
有人听说了这件事，找胡老先生面谈，要半价收购那5000贯假钞。那人很奸诈地对胡老先生说：“这假钱放您这儿，无非是一堆纸，可是到了我手里，很快就能花出去。”胡老先生一口回绝：“我已经被假钞坑了，怎么能让它们流到市场上再坑别人呢？”然后他就像林则徐虎门销烟那样，断然烧掉了那些假钞。
宋朝纸币的防伪标识分三种：纸、图案、花押。当时印钞，那纸是专用的，名叫“抄纸”（很可能是“钞纸”的讹误），用楮树的皮做主料加工而成（所以宋朝文人多把纸币称作“楮币”，个别文人犯酸，又称纸币为“楮先生”）。北宋末年，四川成都有抄纸院，专门负责造纸，造出来的纸专门用来印钞。这种纸是严禁外流的，那些造纸的工人也由国家包养和监控起来，防止他们跳槽到地下工厂为印假钞者提供纸张。再就是图案，宋朝纸币单面套色印刷，长方形，四周有花纹，中间是一段红头文件或一幅历史故事图案，面值一般印在中上部位，或五百文，或一贯，或十贯、百贯不等。最后是花押，也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变态，很像汉字但又不是汉字的签名，个别花押跟现代明星的签名极为相似。不同的宋朝纸币，花押的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印在纸币的四角，有的印在纸币的中心。特殊的纸张，复杂的图案，再加上个性的花押，使得宋朝纸币很难被印假钞者迅速模仿。
除了在防伪标识上下功夫，宋朝政府还有一些避免纸币作伪的举措。例如把印钞工人也包养和监控起来，立下严刑峻法惩罚那些印制假钞和使用假钞的人，并对举报人予以重赏。还有就是实行定期更换：一套纸币只发行一段时间，时间一到，再印一套新币，把群众手中的旧币兑换过来。
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假币泛滥。文章开头，胡子远父亲收租收到大量假钞，在宋朝假币史上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下面说几个关于假钞的大案子。
《宋史》第374卷记载，南宋初年的四川有个五十人犯罪团伙，专门印制假钞，后来被发现并逮捕，查出假币30万张，每张面额最高千贯，最低十贯，而经他们之手印制的大量假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