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以下这些记录，或者相当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在森林中孤独地生活着，就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坐落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远，只靠着我双手劳动来养活我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而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寄居者了。
如果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如此关注，详细加以询问，我应该不会这般冒昧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觉得询问这些事不太恰当，但我根本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考虑到当时的具体环境，是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的。有人问我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是否感到害怕，等等。另一些人感到好奇的是，想知道我捐献了收入中多大一部分用于慈善目的；还有一些有着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赡养了多少个穷苦的孩子。因此，特别是那些对我并不十分感兴趣的读者，请原谅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对若干诸如此类的问题加以解答。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常被省略，在这本书中将加以保留，这一点，就唯我主义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通常忽略的是：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如果我能做到知人之深甚于自知，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了。不幸的是，由于我阅历浅薄，只能局限于这一主题了。再者，我要求每一位作家，不仅仅要写他道听途说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朴素而诚恳的描述，这种描述就好像他从远方寄给自己的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实，那一定是生活在离我很遥远的地方。或许这些记录更适合贫寒的学生们去阅读。至于其他的读者，他们会接受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穿衣服而撕开缝线，因为只有合乎尺寸的衣服，穿起来才会觉得舒适。
我所乐意谈的事情，并非是关于中国人和三明治岛[1]上的人，而是关于你们——这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2]；关于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城镇的外部状况或者环境，我要谈谈它的现状，谈论是否必须要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度日，是否到了无法改善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旅行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哪，在店铺，在办公场所，在田野，所有的居民看起来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令人惊异的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者在熊熊的火焰上方倒悬着身体，或者侧转过头仰望太空，直到他们的身体无法恢复到原状。他们的脖子是扭转的，除了液体，别的东西都不能流到胃囊中；或者用锁链终生将自己拴在一棵树下面；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柱子顶上——然而即便是这类有意识的赎罪行为，比起我每天目睹的景象，也并非难以置信和更加令人惊讶了。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比较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为苦役只有十二件，有结束的时候，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猎杀或者捕获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朋友像依俄拉斯[3]那样，用烧得灼热的烙铁去烙印那九头怪兽的颈，所以被割去了一个头，两个头就长了出来。
我看见有的年轻人——我的同乡，很不幸的是，他们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这些东西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如果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原上，由狼哺乳养大，那就好很多，这样他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劳作的这片土地是怎么样的。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60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中注定要隐忍苟活？为什么他们从一出生就开始自掘坟墓？他们必须要过人的生活，就不得不推着这些东西前进，尽可能地把日子过得好些。我不知碰到多少可怜的、不死的灵魂，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无法喘息，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推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大谷仓，还有一座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4]的牛圈，上百英亩耕地、草场、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然不必受这类继承的牵累，但是也不得不拼命地干活，以安抚和养育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是在错误的笼罩下劳动的。人的健美的躯体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化成肥料。正像一本古书中所说的，人们被一种貌似真实通常称作“必然”的命运所支配，他们将积累的财富储藏起来，被飞蛾和铁锈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盗贼入室行窃。这真是愚蠢的一生，除非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在生前他们是不会明白的。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5]从头顶往后丢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e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雷利[6]用洪亮的声调译成的韵诗：
“从此，人变成铁石心肠，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结构。”
实在是过于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谕，以至于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却不看它们掉落到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被虚无缥缈的忧虑所占据，干的全是忙不完的粗活，导致他们不能够采摘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为操劳过度变得粗笨了，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够采集美果了。确实，一天又一天，劳动的人找不到空暇来让自己真正地完善；他无法维持人与人之间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就会跌价。除了做一台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意识到他自己的无知呢——这正是他成长的必须——他难道不经常绞尽脑汁想问题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免费地使他吃饱穿暖，并用我们的兴奋剂给他注入活力。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如同果实上的粉霜，只有轻拿轻放才能保全。然而，我们对待自己或对待他人都没有如此温柔体贴。
我们都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穷困的，觉得生活很不易，有的时候，可以说连喘气都十分困难。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连吃饭的饭钱都无力全部偿付，或者为了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钱。好容易忙里偷了闲，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借来或偷来的时间，才能读这几页文字。很明显，你们许多人过着地位卑贱的生活，因为我的眼力已经被阅历磨得十分锐利了；你们总是生活在限制中，想要通过一笔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称作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古时候有些钱币是用铜来铸成的；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活，死掉，最后被埋葬；总是许诺明天偿还，明天偿还，直到死在今天，债务依然无法偿还；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只要不是犯罪坐牢；你们撒谎、谄媚、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谦虚礼貌的硬壳中，或者自吹自擂，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样就会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让你们给他们制作鞋、帽子，或上衣，或马车，或为他们添置杂货。你们把钱藏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或者藏在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库房里，那里是更安全了；不管藏在哪里，无论多少，为了应付患病的日子，不料，你们自己却被弄得病倒了。
有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何我们会如此轻率，我几乎可以这么说，竟然专注于罪恶昭彰的从外国贩入黑奴来的奴役制度。我们有着这么多精明而且熟练的奴隶主，奴役着北方和南方的奴隶。和一个南方监工打交道很困难，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情况更坏，但最坏的是你成了自己的监工。你在谈论人的神圣吗？看看公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兼程赶往市场，他们心中有任何神圣的思想在激荡吗？他最高的职责无非就是给马喂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比起来，他们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马？他们有何神圣，有何不朽呢？请看他们卑躬屈膝、谨小慎微的样子，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担心什么，既不神圣，也不是不朽，他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的称谓，这是他靠自己的行为赢得的名誉。相对于我们的个人观点，公共舆论不过是个微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决定了——或者确切点说——指明了他的命运。如果在西印度地区谈论心灵与想象力的自我解放，可哪里有一个威尔伯福斯[7]在那边督促呢？再请想一想，这片土地上的妇女们，她们在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等待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似乎可以继续消磨时间，又不会损害永恒。
大多数人在过着逆来顺受而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总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无意识的绝望。就此而言，根本没有娱乐性，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但是要知道智慧的特征是：不做绝望的事。
当我们应用教义问答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宗旨内涵，以及生活的必需品与资料究竟是什么时，仿佛人们特意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挑选。然而清醒健康的人知道这一点：太阳亘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嫌太迟。思想与行为不管是如何古老，如果没有经过证实，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同声附和或默认的真理，到明天很可能就变成了虚无缥缈的氤氲，成为虚假的谎言，但是还会有人认为这是一片祥云，可以往大地上抛洒甘霖。老头子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来试一下，发现往往可以办成功的。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方法。古人一度不知道，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把干柴放在水壶底下。现在的人还可以绕着地球转，迅疾如飞鸟。正如谚语所说的，“气死老头子”。年纪过大并非一定适合做年轻人的导师，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大有损失。我们可以这样怀疑，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潜在价值呢。实际上，老年人是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的。他们的经验是这样的残缺不全，他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的惨痛和失败，他们应该知道这些错误都是自己铸成的；可能他们心中还保留若干信念与他们的经验不相符合，只可惜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30多年，还没有听到过老长辈们哪一个字是有价值的，甚至连热忱的忠告也没有。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什么，也许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了。这里就是生活，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大部分都没有体验过的试验，老年人体验过了，但对于我没有用处。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用的任何经验，我一定确信这个经验是我的老师长们所没有提起过的。
有个农夫曾告诉我：“活着不能光吃蔬菜，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虔诚地每天分出了一部分时间，来获取那种可以提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一条耕牛后面，这条靠吃蔬菜供养了它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它和它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在某些场合，某些事物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例如，在走投无路的人或病人中；而在另一些场合，同样的东西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就变成了闻所未闻的东西。
有人认为人生的全部境界，无论在高峰之巅还是低陷之谷，都已被先辈们走遍，所有的一切都已被注意到了。依伊夫林[8]曾说过：“智慧的所罗门曾制定条例，规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到邻居的地上去拣拾那落下来的橡实多少次而不算乱闯的，并曾规定多少份橡实属于邻居。”希波克拉底[9]甚至教导人们如何剪指甲，不要太短或太长，要剪齐手指头。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欢乐都销蚀殆尽，那种单调乏味和忧闷跟亚当一样古老。但人的力量还从来没有得到衡量；我们不能根据他之前所完成的事来判断他的力量，因为他做得还不够多。不论你以前经历过何种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谁能指定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次简单的测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举个例子，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耀了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的整个太阳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防止一些错误。可是我锄草时并没有这样去想。星星是一个个多么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顶！宇宙深处，有多少相隔甚远的不同的物种在同时思考着同一事实啊！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变化多端，一如我们的各种体制。谁能预知，别人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一瞬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世上的一切时代；是的，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读别人的经验这样的让人吃惊而又增长知识。
凡我的邻居认为好的东西，在我灵魂中却往往认为有一大部分是坏的。就我而言，如果说我忏悔什么事，那大概就是我的循规蹈矩。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品行这样中规中矩呢？老年人啊，你或许会说出那些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70年了，而且还有某种荣耀，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我不听你说的那一套。新的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业绩，好像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泰然相信的东西，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要更多。我们对自己不那么过于关注，便可以诚心诚意地多给别人一些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的忧患焦虑无穷无尽，如同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我们天生就喜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没有做的工作有多少呀！或者，要是我们病倒了，怎么办呢？我们多么谨慎！如果能够避开，就下定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我们从早到晚警戒着，到晚上不情愿地做着祈祷，然后把自己交托给未定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真诚，崇奉自己的生活，而否定变革的可能。我们说，这是生活的唯一方式；可是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从圆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来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不过那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提炼为他的理论之时，我预见，所有人最后都要将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忧虑和烦恼大部分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必须让我们陷入麻烦中的，或者至少是小心对待的呢？虽然生活在文明世界中，若能过一过原始性的偏远地方的生活还是有益处的，即使仅仅为了了解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获取这些必需品，甚至翻一翻商店里的古老的流水账，去看看人们经常在商店里买什么，他们储存哪些货物，就是说，最大宗的杂货究竟是些什么。因为时代的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发生多少影响，比如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祖先的骨骼，很可能没有多大的区别。
按照我的意思，所谓生活必需品，是指一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那种物品，它一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在长期的应用中对人的生活变得十分重要，由于其对于人具有了如此的重要性，没有人会尝试着不要它，不管是由于野蛮，还是出于穷困，抑或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即便有，其人数也是很少的。对于许多人，具有这种的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对于美洲原野上的牛来说，需要的是几英寸长的丰美青草和可饮用水；除非它们还要寻求森林或山荫的遮蔽。野兽的生存都需要食物和荫蔽之处。在这种气候下，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可以准确地分为几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只有获取这些，否则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无法展望成功的前景了。人不仅建造出了屋子，还缝制了衣服和煮熟了食物；或许是偶然发现了火的温度，随后利用了它，早先的时候它还是件奢侈品，而现在，烤火取暖也是生活的必需品了。我们注意到猫和狗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靠着合适的住所和穿着，我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度；不过若住得和穿得太热的话，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也就是说，外边的热度高于体内的热度，岂不是说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当他自己一伙人穿着衣服坐在火堆旁边，还没有觉得太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则站得很远，他们却惊讶地看到，他们竟然“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浃背了”。同样，我们听说新荷兰人[11]赤裸身体地走来走去而泰然自若，而这时欧洲人正穿着衣服发抖呢。是否无法将这些野蛮人的坚强和文明人的睿智相提并论呢？按照李比希[12]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火炉，而食物则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热时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造成的，而在内燃得太旺盛的时候，疾病和死亡就发生了；而如果燃料没有了，或者因为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焰便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相混淆；我们的类比就到此为止吧。所以，上面的列举表明，“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几乎可以等同于“动物的体温”：食物，可视为我们体内内燃的燃料——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此外，住所和衣服也只是为了保持这样而产生和吸收热量的。
所以，对我们的躯体而言，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取暖，保持我们体内的热量。我们如此辛苦索求的，不仅为了食物、穿着、住所，还为了我们的床铺——床铺是我们的睡衣，我们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夺取羽毛，营造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在地窖最里端用草叶铺就成的床铺一样！穷人常常抱怨，说这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身体上的冰冷同社会上的冰冷一样，我们大都归罪于寒冷。在某些气候区，夏天让人仿佛生活在乐园中。除了煮饭的燃料之外，在那里不需要别的燃料；太阳就是人的火焰，太阳的光线足以让果实成熟；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多种多样，而且容易获得，衣服和住宅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说基本用不到。目前，在我们国家，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勤奋好学的人，还要灯火和文具，还好有几本书，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得到它们只要少数费用。然而有些不太聪明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跑到蛮荒的而又不卫生的地区，做了一二十年生意，只是为了谋生——就是说，为了使他们过得舒适而温暖——最后回到新英格兰来，还是死了。那些生活得奢侈得人不单要舒适、温暖，而且要不自然的热；我之前说过，他们是被烘烤的，自然是被烘烤得很时髦。
大部分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让生活舒适的东西，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人类进步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奢侈与舒适方面，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无论外表生活多么贫穷，而内心生活十分富有。我们对他们了解得很少。然而惊奇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已经如此丰富。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恩人同样都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处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道这样的高度上，才能成为大公无私或者明智的观察者。不管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领域，奢侈生活结出来的果实都是奢侈的。如今，只有哲学教授，没有哲学家。然而教授是值得羡慕的，因为一度过着哲人的生活。但是，成为一个哲学家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甚至还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点，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中。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往往并非帝王式的成功，也不是英豪式的，而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像他们的父辈一般适应生活，求其与习俗相符合，所以绝对不能成为高贵的人类的祖先。可是，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的？那种造成国家衰亡的糜侈，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确定自己并非如此？哲学家甚至在生活的形式上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如果没有比别人更好的保持生命热度的方法，他怎么会被称为一个哲学家呢？
当人们已在我描述的几种方式下获得温暖的生活，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同样的更多的温暖，或者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屋，更精美更丰富的衣服，更能够持久燃烧更灼热的火炉等等了。在得到了这些生命的必需品之后，他们就要有另一些东西而不会要过剩品；那就是说他的假期开始免于做卑微的工作了，现在他要向生命更高层迈进。土壤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种子的胚根在泥土中向下延伸，然后它的枝条可以富有自信地向上茁壮生长。为什么人在土地上扎了根之后，却无法像树枝一样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最后在空气和阳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他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低微蔬菜不同。蔬菜即便是两年生的植物，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为止，而且常被摘去顶枝以便让根茎长大，这样使得许多人在开花的季节都认不得它们。
我无意给那些具有坚强和勇敢性格的人制定什么规章，不论在天堂地狱，他们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且相对于最富有的人，他们的建筑甚至更加宏伟，挥霍得更厉害，却不会因此而陷入穷困，没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说实话，这种人的存在也许只是像人们梦想着的；另外，我无意给另一种人定出规章，他们正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灵感与鼓舞，并像情侣一般热烈地珍爱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自己也属于这种人的；我也不会像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的话主要是对那些不满足的人说的，在本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偏偏只是懒洋洋地哭诉他们的凄苦命运和他们那悲惨的时代。有一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并且没完没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在尽他们的义务。但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人中最贫困的，他们虽然有些积蓄，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镣铐。
如果我试图说一说过去我曾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可能会让那些略微熟悉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对我这段经历一无所知的人一定会大为惊讶。我只略述一直挂在我心头的几件事就行了。
在任何天气，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辰，我都渴望及时抓住关键时刻，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上，即现在这一刻准备起跑。请原谅我说话有点晦涩，因为比起大多数人，我的职业有更多的秘密。并非我要故意保密，而是由我的职业特点所导致。我很乐意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在我的门口并没有“不准入内”的招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寻找它们的踪迹。我对许多旅客说起它们的情况，描述过它们踪迹以及它们响应时是怎样的叫唤。我遇到过一两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飞入云层。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好像是他们自己丢失了一样。
不仅仅要看日出和黎明，另外，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欣赏大自然本身！有多少个冬或夏的早晨，还在任何邻居为忙活他们的事务之前，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不用怀疑，许多市民都曾见到我干完事后回来，那些黎明时赶去波士顿的农夫，或正去干活的伐木工人都见过我。真的，在太阳升起的过程中我从未帮助过什么，可是不要怀疑，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正好在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个秋天，唉，还有冬天的日子，我在城外度过，试着听听有何风声，听了并且将它传播开来！我几乎将全部资金投入其中，为消息而四处奔跑，几乎都喘不过气来。如果有关于两党政治的信息，一定最早会在一些党的机关报上发表了。其他时候，在悬崖或树梢的瞭望台上守望，等待任何新的客人到来，或傍晚时候在山顶等待夜幕降落，好让我抓到一些东西，虽然从未抓到过什么，这不多的东西就好像是天赐的食物一样，太阳一照便消散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做记者，报纸销路不广，报纸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可以刊登的，所以，正像很多作家们碰到的情况，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只是做无用功。尽管如此，我的辛劳也有它自身的报酬。
多年以来，我任命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天气的督察员，并且忠于职守；我又兼检查员，如果不检查公路，就检查森林小径和捷径，并确保它们畅通，我还检查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大众的足迹证实它们是便利的。
我也曾照料过城区的野兽，这些野兽常常跳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带来许多的麻烦；我也特别留意人迹罕至的田庄的角落：尽管我不大知道约拿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那不关我的事。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红松和黑愕，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浇水，在天气干燥的季节，如果不浇水它们可能会枯萎的。
总之，我这样子做了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做着我的工作，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镇上的人是不愿意把我算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上，也不愿意让我有个挂名职务，并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我的账簿，我可以发誓一直记得很仔细的，不过从未被查对过，更不用说核准、付款乃至结清账目了。不过，我的心思也并没有放在这上面。
不久以前，一个闲步的印第安人到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卖篮子，这名律师是我的邻居。他说：“你们要买篮子吗？”口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当印第安人出门时喊道，“你们想要把我们饿死吗？”看到他那些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之词编织起来，如同魔术一般，财富和地位都随之而来——印第安人自言自语：我也要做生意了，我要编织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认为编织好篮子后就完成他分内的事，接下来白种人就应该向他购买了。他却不明白，他必须使人感到他的篮子是值得购买的，或者至少得让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值得的，或者他应该制造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让人值得购买。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巧的篮子，但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在我这方面，我一点不觉得编织它们有何不值得，没有去研究去如何编织以使人们觉得更值得购买，反而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这买卖的勾当。为人们所称赞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发现我的同胞们不大可能在法院、教堂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糊口的职位了，我只得自己另想办法，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把脸转向森林，我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识。我决定立刻就开业，不必像通常那样等待所谓的经费了，就动用我手上已经有的一点儿微薄的资金吧。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去过节俭的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麻烦少的地方去经营一些私事；如果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事业又小，又不懂得生意经而不去完成它，似乎显得不仅悲哀，甚至愚蠢。
我总是努力去养成严格的生意习惯；这种习惯对每一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做生意的，你得在海滨有个小小的账房，设在某个塞勒姆的港口，确定了这个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纯粹的土产输出，大量的冰、松木和一点儿花岗石，都是本土本乡的地道产品。这是笔不错生意。你要亲自照料一切大小事务；既要做领航员与船长，又兼做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兼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件，亲自撰写或审阅发出的每封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的卸货；你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货——兼自己的电报员，不知疲倦地注视着地平线，和所有驰向海岸的船只保持联络；稳稳当当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需求量大的市场；既要消息灵通，还要了解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的情况，并且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势——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运用航海技术上所取得的一切进步；——还要研究海图，确定各个暗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是永远在不断校正，因为计算人员有一点点错误，早该到达了一个友好的码头了的船只就会冲撞在一块岩石上而变得粉碎——这里有拉佩鲁兹[13]未知的命运；——还得步步跟上宇宙科学，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的生活，从汉诺[14]和腓尼基人直到今天，总之，要时刻记录库房中的货物，你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才会心中有数。这种劳作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能力——这些赢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净重计算法的问题，一切都要确实数字，这需要有相当广泛的知识。
我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因为那里的铁路和冰块生意；这里还有许多的便利，不过把它们吐露出来似乎并不明智；这是一个良好港口，有一个好基础。这里没有那些像涅瓦河区的沼泽需要去填充；虽然你必须得到处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加上刮起的西风，涅瓦河的冰块可以把圣彼得堡从大地的表面上一扫而空。
鉴于经营这行业缺乏通常拥有的资本，所以很难揣测我从什么地方得到凡是这样的行业都不能缺少的用品。至于衣服，立刻让我们说到实际问题上来，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驱使的，并且重视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实用性。让一个有工作的人回想下穿衣服的目的吧，第一，保持身体的热量，第二，在这个社会中，有必要把赤身露体遮盖，现在，他据此作出判断，有多少必需或者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在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的衣服每件都只穿一次，虽然这是御用裁缝专门做出来的，他们却无法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那种舒适感。他们不过是挂着干净衣服的木头架。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浑然一体了，打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特征，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正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要丢掉它们，总不免感到恋恋不舍，因此要看病吃药作些补救，并且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从来没有人因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确信，通常人们为了衣服有很大的担忧，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干净并且不能有补丁，而不关心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有修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粗心大意。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定我的熟人——谁肯穿膝盖以上打补丁，或者只是多了两件缝的衣服？多数人相信，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一生的前途就会被毁了。他们宁肯跛了一条腿进城，也觉得比穿着破裤子要好。通常，一位绅士因意外腿受伤，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可是他的裤脚管如果因同样的意外破了，就无法补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真正应该值得敬重的东西，而是哪些东西受人尊敬。我们认识的人不多，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不少。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新的一件衣服，你自己什么都不穿站在旁边，谁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比起我上一回看见他，只不过风吹日晒让他更显得憔悴了一些。我听说，一条狗冲着所有穿着衣服，靠近它主人的地方来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偷弄得一声不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没有衣服，人们将能多大程度上保持他们的等级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哪个属于最受尊敬的阶层？法伊弗夫人，在她从东到西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走到了非常接近了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当她要去谒见当地掌权者的时候，她说，她觉得有必要穿上其他服装而不是旅行服装，因为她“现在身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这里……人们是根据穿的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偶然拥有的财富，就会在衣着和设备上显露出来，财富的拥有者受尽了众人的敬仰。可是，产生这些敬仰着的人，人数真多，却都是异教徒，所以需要给他们派遣一个传教士。另外，衣服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所谓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一个妇女的衣服是从来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工作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上新衣服去做事的；对他来说旧衣服就可以了，就是那套在阁楼中放了很长时间，积满了灰尘的旧衣服。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他的仆从穿的时间更长——如果英雄也有仆从的话——赤脚的比穿鞋子具有更悠久的历史，而英雄赤脚走路也能适应。只有那些参加宴会和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的衣服经常变换，正如那些地方的人经常变换。但是，如果我的外套和裤子，我的帽子和鞋子，都适合穿着去向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它们便是合适的，难道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他的旧衣服已经穿得破烂不堪了，分解成了原材料，即便是送给一个穷孩子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穷孩子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穷的人，或者我们说更富有的孩子，因为他能做到什么都不要就可以过活。我说，你得小心那些需要穿新衣服，而不是那些穿新衣服的人的企业。如果这里没有新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身？如果在你面前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所需要的，并不是要利用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或是说去成为什么。或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无论旧衣服是如何破损和肮脏，就这样一路走下去，或经营下去，或者航行下去，我们感觉到这古老的躯壳里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就会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我们的去旧迎新的季节，就像飞禽换羽毛，必然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这样，毛毛虫也是这样出茧，都是内在不断运作和扩张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层的防护膜，也是尘世之烦恼。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最终必不可免地将我们自己和人类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靠外加物来生长的外生植物一样。我们外面穿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可能从这里或那里被剥下来而不会对我们造成致命伤害；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是我们经常穿的较厚的衣服；而我们的衬衣就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必然会留下伤痕，给身体造成伤害。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应该穿得简单，这样即便在黑暗中他都能一伸手摸到自己，同时他最好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做到有备无患，这样，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不慌不忙的空手徒步出城。在某些用途上，一件厚衣服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让顾客用合适的价格买到，五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而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这样可以花费极少的钱，一个人如果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会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大家不做这个式样了。”说话时并没有强调“大家”两字，好像她引用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敢相信我说的话就是我的本意，不相信我如此地轻率。而当我听到这神谕般的句子，一时之间我陷入了沉思，暗暗地把我每一个字都给单个地强调了一下，以便我理解它的意思，弄清楚“大家”和我有着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对我有如此密切影响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大家”两字强调——“是的，近来对他们而言这个式样并不流行，可是现在他们又开始做了。”她量了我的身材，她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但是崇拜时髦女神。她权威十足的纺织，编制，剪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效仿。我有时很失望，这个世界上，通过人们的帮助做几件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办成功的。必须先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人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然后那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从放在那里的卵里开始孵化出来的，这些东西连烈火也烧不完，你的劳力都白费了。总之，我们不要忘记，据说埃及有一种麦子，是通过木乃伊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
总的来说，我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别的国家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尊贵地位。目前的人，还是能得到什么就穿什么。像失事的船上的水手，他们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并且站得隔开一点距离，不管是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嘲笑着彼此的装束。每一代人都对老式样报以嘲笑，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一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会感到好笑，因为看起来他们仿佛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当衣服没有穿在人身上便会显得可怜和古怪起来。只有穿衣人的眼神严肃，真诚地生活才能抑制住哗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都庄严起来的，如果穿着斑斓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腹痛发作，他的衣服也会散发出这种痛楚的情绪。当士兵被炮弹击中，烂衣衫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女都喜欢新式样这种稚气而又原始的爱好，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睛看着万花筒，期待发现今天这一代人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们都知道他们的爱好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的不同之处只有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很快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然而常常发生的是，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相比之下，文身真还不算是人们所说的丑陋的习气。这并不仅仅因为文身是深入皮肤并且不能移除就变得野蛮。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让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情形是每天变得越来越像英国技工的样子了；这是值得惊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公司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实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只是为了让公司赚钱。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击中他们瞄准的目标。因此，尽管他们一时之间是要失败的，最好还是将目标定得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人们在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土上没有住所照样生活下来。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15]穿了皮衣，在他的头上肩上套着皮袋，就可以在雪地上一夜又一夜的睡……那种寒冷的程度可以使穿任何毛衣露宿的人冻死。”他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不过他又说，“比起其他人来他们并不十分结实。”不过，大概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没过多久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表示对于房屋感到满足而不是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方，房屋总是和冬天和雨季联系在一起，一年里有2/3时间不用的，除了一柄遮阳伞，在这些地方，对房屋满意的说法就极其片面，只是偶尔适用罢了。夏天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前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根据印第安人的记录，一间棚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棚屋，则意味着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没有强壮的肢体和魁梧的身材，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围成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他赤身裸体居于户外；但是，尽管在白天温和宁静的天气中还非常愉快，可是另外有雨季和冬天，更不用提那炎炎烈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作为一个遮蔽之所，或许人类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掉了。在传说中，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有个家，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首先要有身体上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还在摇篮时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岩穴去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对世界的体验，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都喜欢在户外。出于本能，他们玩过家家，骑竹马的游戏。谁没有这样的回忆：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心情感到兴奋？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然情怀至今还保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从洞穴，进步到覆盖棕榈树叶，用树皮树枝建造屋顶，编织亚麻织物的屋顶，又进步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道生活在露天是什么概念，生活家居化的程度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大得多。壁炉距离田地隔了很大一段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日日夜夜时，我们和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滔滔不绝，或者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好了。鸟儿不会在洞内唱歌，鸽子也不在鸽棚里爱护它们的纯真。
但是，如果有人要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应该有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到头来发现他自己住的是一座救济院，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一所博物院，一所贫民所，一座监狱，或一座华丽的陵墓。首先考虑下，荫蔽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曾看见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周围的积雪差不多有一英尺厚，我猜想要是雪更厚一点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因为那样就可以替他们挡风了。如何使我诚实地生活，并自由得从事我的正当追求，这个问题从前比现在更让我烦恼，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在铁路旁边经常看到一只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到了夜里，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这令我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元钱买一只这样的箱子，然后在上面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放进空气，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到里面，把盖子合上，这样他可以自由地爱他所爱的了，他的灵魂也得到了自由。看起来这并不是件坏事，也并不意味着是让人鄙视的办法。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长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华丽的箱子的租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烦恼到老死；而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他是不会被冻死的。我绝非在讲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并非可以对其置之不理。这里曾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里面住着一些粗壮结实，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的人，这幢房子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曾在1674年写道：“他们的最好的棚屋用树皮盖顶，十分干净，结实而暖和，这些树皮都是在汁液旺盛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沉重的木材将它压成大块的薄片……较简陋的棚屋也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的房屋那么好……我所看到的一些房屋，有的是60英尺，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时常住在他们的棚屋留宿，感觉它跟最好的英国式房屋一样暖和。”他接着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并备有各种器皿。印第安人甚至已经先进到能够在屋顶上开一个通风口，在上面悬挂一张席子，用绳子来拉动控制通风效果。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就可以盖起来，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个家族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拥有这种棚屋其中的一小间。
在野蛮时期，每个家庭都有一座最好的庇护所，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当我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天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穴，狐狸有它们的洞，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却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自己房子。在文明尤为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需要每年付出一笔租金以使身体有所遮蔽，在夏天和冬天，遮蔽是少不得的，可是这祖金，本已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棚屋的，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一直贫困下去。这里，我并不想比较租屋与拥有房屋的优劣，不过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花费是如此之少，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负担不起拥有一所房屋。从长远来看，付了租金也不见得轻松。有人可能会说，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相比较，这房屋简直就是宫殿。每年只要付租金25元至100元（这是乡村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进而得来的宽敞房间，清洁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们通常称享受着这一切的人为“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的野蛮人，却生活得文明人似的富足。如果说，文明乃是人类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它就必须能证明，在不提高价钱的前提下它能提供更好的住所；一件物品的价格，我称之为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无论是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价格大概在800元一幢，要节俭地储蓄起这一笔数目的钱，恐怕要花一个劳动者10年至15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按照每一个人的劳动的货币价位为1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另外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通常他必须要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了他的一幢“棚屋”。假定他用租房居住来代替，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在这种条件下，会用他的棚屋来换得一座皇宫？
也许有人猜想，拥有这样的多余房屋的全部好处是为了未雨绸缪，其实对我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为了偿付办丧葬所需的费用。但是一个人不需要埋葬自己。可是，这里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中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设计了一套制度，目的就是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一套制度，可是为了保留和完善种族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在最大程度上被其吸收。但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还要建议，我们本来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所有的这种好处的。你说可怜的穷人常与你们同在，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们的牙齿也酸倒了，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16]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17]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18]
当我想起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20年、30年或40年了，为了可以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他们借钱买下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1/3的劳力视作房屋的代价——但是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那一笔借款。真的，那抵押权的价值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总是发现有人去继承它，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找估税官打听情况，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立马说出12个自由而又完全拥有农场的市民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底细，你可以到银行去问一问被抵押的情形。真正用劳力能够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居都能把他指点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这一带甚至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则绝大部分商人，甚至100个中间大约有97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对农民来说也是这样。然而说起商人，其中有一位曾经说得很中肯，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因为没有遵守诺言，因为不方便；也就是说，是由于信用被毁掉了。如此一来，问题显得严重得多了，而且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无法得到拯救，比起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他们也许会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文明的一大部分就从这里跳跃翻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每年都会在这里辉煌地举行，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一直努力解决生活问题，但是用的方法常比问题本身更复杂。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有熟练的技术，用细弹簧设置好一个陷阱，企图捉到安逸和独立，然后，当他正要拔脚走开的时候，他自己的一条腿却落进陷阱里去了。这就是他穷的原因；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尽管我们四周充斥着奢侈品，却还不及野蛮人有着上千种安逸的乐趣。查普曼[19]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伟大
所有天上的欢乐稀薄成空气。”
当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相反变得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莫墨斯反对密涅瓦[20]建筑的一座房屋而提出来的精确见解，她说“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意味着可以避免有一个恶劣的邻居”；这句话现在仍可以提出来，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我们经常被关在里面而不是居住在里面；至于那应该避开的恶劣的邻居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有一两个家庭，至少，在这个城里，将近一代人，一直希望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并搬到乡村去住，可是一直办不到，只有等到死了，他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
即便大多数人最后终于能够拥有或者租赁那些现代的房屋，里面的东西有了很大改善，可是，文明一直在使我们的房屋得到改进，却没有同时使居住在房屋中的人得到改进。文明创造了宫殿，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有价值，如果他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何必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可是，那贫穷的少数人如何过活呢？也许可以发现一点，正如一些人的外表境况高出野蛮人，另一些人则成比例的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平衡。一面是宫殿，另一面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修建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能吃些大蒜头，他们将来不能得到像样的埋葬。石工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晚上回到家中，大约是一个还不如棚屋的小屋子里。如果你认为在一个有一般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并没有降低得像野蛮人的那么恶劣，那这种想法就错了。我说的是一些生活得恶劣的贫穷人，现在还没有说到那些变得卑微的富人。要了解这点，不必看得太远，只需要看看遍布铁路旁边的棚屋，这些就是文明改进的最新成果了；我每天散步时，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为的是放进阳光，整个冬天门都是开着的，也看不到什么取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而老少的躯体，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便永久地变了形，四肢及其官能的发展也因此停顿了。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级的人：所有这个年代里出色的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各项企业的技工们，或多或少也是这种状况。或许我可以给你谈一谈爱尔兰的情形，在地图上，那地方是作为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的。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从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做一个比较。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同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包含着何等的肮脏、穷困！现在，我甚至不需要提我们的南方诸州的劳动者，这个国家的主要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本身就是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我要谈的只限于那些境遇还算中等的人。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座房屋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不该穷困一辈子，但是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人的房屋一样的房屋。正如一个人必须穿上裁缝给他制成的任何衣服，或者，渐渐扔掉了棕榈叶的帽子或土拨鼠皮的软帽，因为买不起一顶皇冠，便抱怨这时代生活的艰难！要发明一座比我们所已经有的更便利、更豪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是大家承认，我们都付不起这笔钱。是否我们总是要研究怎样得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难道要庄严地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年轻人，要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招待不存在的客人的空房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地简单呢？当我想起民族的恩人，那些被我们尊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使者，我想象不出会有任何仆役随从跟在他们的足踵后面，有任何满载着时兴家具的车辆。如果我认可下面这种说法：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阿拉伯人的更复杂，以使我们在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性更相配！那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可吗？目前，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弄得很脏，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时间扫入垃圾坑，也不愿把早上的工作放着不干。早上的工作呵！随着微红色的曙光和门农[21]的音乐，世界上的人早上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让我吃惊的是非得天天拂拭它们不可，我头脑中家具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于是厌恶的赶快把它们扔出窗子去。那么，我怎样拥有一个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户外，因为草地之上没有灰尘，除非是人类已经破土动工的地方。
骄奢淫逸、放荡挥霍的人创设了新时髦，成群的人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后。投宿在所谓最漂亮的房间里旅行者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主人们把他看作萨丹纳帕路斯[22]来招待了，如果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不多久他就会完全失去男性的精神。我想，在铁路车厢，我们倾向于花更多的钱于布置的奢侈上，而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结果安全和便捷还没有达到，车厢就变成了一个摩登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的厚榻、百叶窗，还有另外上百种东方的花样，我们通通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天子的后妃，后宫中的妻妾而发明的，那是约拿单[23]听到名称都要感到羞耻的东西。我宁可坐在完全属于我的一只大南瓜上，而不愿意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拥挤。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随意游荡，也不愿意坐什么高级车厢去天堂，一路上呼吸着乌烟瘴气。
原始人非常简单以及赤身裸体的生活至少有这样的好处：它让人类只是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够，恢复活力，便可以再考虑重新上路了。可以说，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山谷，便是穿越平原，或是攀登山巅。可是，瞧瞧！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摘果实充饥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之前在树荫下庇荫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居在地球上，忘记了苍穹。我们接受基督教，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造好家宅府邸，而且为来世建造家墓坟地。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如何从这种情形中解脱出来，获得解放，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仅仅是把我们这卑微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较高的境界却被遗忘了。真的，在这村子里，好的美术作品没有插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下来的话。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不能为美术作品提供适当的垫座。即没有挂一张画的钉子，也没有陈列英雄或圣者的胸像的架子。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怎样付款或未付款的，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是怎样管理和保持的，我感到奇怪的是，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装饰品的时候，为什么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它掉到地窖中，一直落到坚固的、可靠的地基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是在向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跳跃、攫取，我对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一点也不欣赏，我的注意力在人们的跳跃之上，我记得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是由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上跳到离地25英尺的高度。如果没有人造的东西支撑的话，人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上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要问那些太不恰当的产业所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在97个失败的人当中呢，还是3个成功的人之一？先回答了我这些问题，然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华而不实的玩物，鉴赏鉴赏它们的装饰风味。套在马前面的车子，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在为我们的房屋装饰上美丽的饰物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我们的生活也得被剥除，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品位大多是在户外培育的，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24]中，说起他的同时代那些最初移民到这个镇上来的人，他对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下面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荫蔽住所，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边生了冒浓烟的火烘烤泥土。”他们并不“给自己建造房屋”，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产出了足够的面包养活了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在漫长的一季中他们不得不减少口粮。”1650年，新尼德兰州[25]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准备往那里移居的人说，“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按他们的愿望建造农舍的，他们先在地上挖个方方的坑，像地窖似的，六七英尺深，长短随便他们觉得合适，然后装上木板，挡住墙壁上泥土，再用树皮或其他一些东西合缝，以免泥土落下来；他们给地窖铺了厚木板，顶部做了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桁的屋顶，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在温暖而干燥的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地窖中还被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这要视家里的人口数目而定。新英格兰的富有的重要人物，在开始殖民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原因有二：第一，为了不在筑造房屋时浪费时间，并使得下一季不缺少粮食；第二，不希望他们大批地从全国各地招来的贫苦劳工感觉到灰心。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当农村已适于经营农业，他们才花上几千元，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先在那采用的做法表明，至少他们是非常小心的，似乎他们的原则首先是要满足最紧迫的需求。但是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满足了没有呢？当我想到要给自己获得一幢奢华的大厦，我就垂头丧气了，因为，这样说吧，这一片国土还没有适应人类文化的种植，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削减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做的全麦粉面包还要薄得多。这倒不是说一切建筑的装饰都完全可以被忽略掉，甚至在最原始的时代；而是说可以把我们房屋里和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部分搞得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而不是外在堆砌的美。可是，唉！我曾经走进过一两座房屋，并且知道它们的内部是怎样的。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棚屋或穿兽皮的程度，当然，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换来的种种好处，虽然付出了高价，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们这一带地区，木板、木瓦、石灰、砖头比起可以适于住人的洞窟、原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或黏土或平坦的石片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这个问题上我说得言之凿凿，因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我都熟悉这一些事。只要略微再聪明一点儿，我们便可以应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有的人还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只不过是一种更有经验、更为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紧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来到我准备建造房屋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般高耸入云的年轻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总是很难的，不得不东借西借，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可以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当斧头的主人借给我斧头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变得更加锋利了。我干活的地点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山坡，四周都是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以及林中一块小小空地，上面生长着小松树和山核桃树。湖水中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干活的几天时间里，下过几场小雪；但大多数时间内，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路边的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在蒙蒙的大气中闪烁，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听见云雀、小鹅和其他的一些鸟雀都到了，和我们一块儿迎接这新的一年。这是愉快的春天，人们感到难熬的冬日正跟冻土一样在解冻，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苏醒过来。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砍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把楔子敲紧，接着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膨胀。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躺在湖水底，显然觉得十分舒适，它跟我在待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大概不止一刻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在我看来，也是同样的原因，人类所以还残留在目前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一旦人类被令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力量的召唤而苏醒过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活中去。在降霜的清晨我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在等待太阳出来晒暖它们。4月1日下起了雨，冰融化了，这天的大清早，四周雾蒙蒙的，我看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徘徊，似乎因迷途而哀鸣，或者像是雾中的精灵。
在一连几天的时间内，我用那狭小的斧头砍伐树木，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宣传或者学者式的思想，只有自己的歌唱——
人们自称懂得很多；
但是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材劈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的几边留下树皮，这样一来，同锯子锯出来的木料相比，它们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或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其他的工具。林中的白天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牛油和面包作为午餐，在正午时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读读包裹着它们的新闻报纸，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收工以前，我成为松树的密友而并非敌人，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密了。有时候，在林中散步的人被斧头伐木的声音吸引了过来，我们就面对着碎木片愉快的交谈。
我干活的时候并不急于求成，只是尽力去做而已，所以到4月中旬，我的屋架才建好而且准备立起来了。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难得的好房子。我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走，开始没有给里面注意到，因为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子的面积很小，有一个尖形的屋顶，其他的就没什么可看的，垃圾积在四周大概有5英尺高，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有一部分被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供鸡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看看。当我走近时，母鸡们也纷纷被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很黑，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都经不起搬动，一搬就裂。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又提醒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其实那只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围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整齐的方框，近来只有猫在那里进出。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在那里出生的婴孩，一把丝质的女式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豆研磨机，固定在一根小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当下就谈妥了交易，因为詹姆斯这时候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得付4元2角5分，他则要在明天早晨5点搬家，在此期间不得把无论什么东西卖给别人；6点钟，那棚屋就完全属于我了。他说，最好尽早来，以免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6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他们的全部家当——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除了那只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最后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把这棚屋拆卸开来，拔出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在草地上铺开，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矫正原来的形状。在我推车经过林中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给我送来了一两支小曲。年轻人巴特里克却诡异地告诉我：一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装车的间隙，把一些还可以用的、比较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接着，当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就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活可干。他要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上去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也曾经在那里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及植物残留在最下面的痕迹，一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范围大约6英尺见方、7英尺深，即便冬天再冷，土豆也绝不会被冻坏了。地窖内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在沙土上面，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两小时可以做完这项工作。我对这种破土动工的事特别感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向下一直挖掘下去，都能得到同等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仍然是可以找到地窖，像古人那样，他们将块根植物埋藏在里面，即使将来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还是能够被后代人发现。房屋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种门廊而已。
最后，在5月初，在我的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把屋架立起来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增进邻里间和睦的气氛。关于屋架的树立，没有人比我更荣幸。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他们还要一起来建造一个更崇高的大厦。7月4日，当刚刚装上屋顶，钉上木板，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毫无问题后，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打下了一个烟囱的基础，我用双臂将约有两车之多的石块从湖边抱上山。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恰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才把烟囱完成，而在此期间，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我还认为这种方式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每逢在面包烤好之前下起大雨时，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照管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在这些日子里，我手上活特别多，读书很少，但散落在地上的几张破纸，甚至一块端菜用的布垫，或一块桌布都供给我许多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和《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更谨慎小心地建筑房屋，也是值得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有什么基础，在你找出比一时之需更好的理由以前，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建造他自己的房屋同一只鸟儿筑造巢穴同样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人们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十分朴素而诚实地用食物养活自己和全家人，那么他们的诗歌才能会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就像那些鸟儿们在做事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四方？可是，唉！我们倒像是牛鹂和杜鹃，它们把蛋下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那唧唧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旅行者听了得到欢乐。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去享受？对于大多数的人类经验来说，建筑相当于什么呢？在我的散步的过程中，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像建造自己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只有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是如此。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替我们思考；但不能据此认为别人包办而不让我自行思考也是可取的。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实性的精髓，一种必然性，因此有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但是比起凡夫俗子来只是稍微高明一点儿。一个在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从飞檐入手，而不是从基础。这无非是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贡蒿籽——虽然我总觉得吃不含糖杏仁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的里里外外构筑得很好，至于装饰则顺其自然。哪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东西，只属于皮肤——认为乌龟获得甲壳上的斑纹，贝类珍珠的光泽，都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的承包合同一样得来的？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当兵的不至于无聊到要把自己勇气的颜色确切地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急的时刻，他的脸色就会发白。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而低声地向那粗鲁的住户说着他的半真半假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要明白得多。我现在所明白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逐渐由内而外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性格和需求生长出来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们的无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从未有过半点装点门面的想法；这类附加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要有未意识到的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家最有趣味的住宅，画家们都知道，大所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而非在外表上有的何种特性；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盖在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像想象中一样简单的，并且他们的住宅就没有追求住所的风格效果。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虚有其表，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是借来的羽毛一样，而丝毫无损于房屋的主体部分。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不懂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在文学作品中如果也这样繁琐地追求风格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条是斜放在他的头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如果，从任何认真的意义上说，他斜放了木条，箱子涂上颜色了，那还有点意思；可是在精神已经脱离躯壳的前提下，那它的性质就相当于建造他自己的棺材——这就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别称罢了。有一个人说，当你在绝望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是否想到了他那临终的那间狭长的房子？抛一个铜币来做个决定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还是用你的肤色来粉刷你的房屋；让它为你变得颜色苍白或者为羞红。这是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举！等你准备好我的装饰物，我一定采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建了一个烟囱，并且给已经防渗漏的屋侧钉上一些薄片，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边缘刨平整。
这样我有了一个严严实实、钉上木片、涂上泥灰的房屋，10英尺宽，15英尺长，还有8英尺高的木柱，以及一个阁楼，一个盥洗间，每侧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门对面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准确价格，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但是人工不计算在内，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总数如下。我抄写得如此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说出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更加少了：
木板……8.035美元（多数是棚屋木板）
屋顶及墙壁用的旧木片……4.00美元
条板……1.25美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桶石灰……2.40美元（价格高了）
麻刀……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片……0.15美元
钉子……3.90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粉笔……0.01美元
搬运费……1.40美元（大多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这就是所有材料，除了木料、石头和沙子，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木料间，主要用造了房子之后剩下来的材料盖成的。
我本想为我自己造一座房子，要比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更宏伟与华丽，只要它能够使我感到高兴，而且花费也不高于我目前这幢房屋的话。
这样我发现，想要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少于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如果我所说的看起来有点言过其实，我的解释是：我是为人类炫耀，而非为自己；并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并不能影响我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就好像是从麦子上很难将糠秕打掉，不过，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并挺直我的腰杆，这对于道德和身心都是一个极大的慰藉；而且我还决定，决不毕恭毕敬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的房间比我的屋子稍大一点儿，光住宿费就是每年30美元，而那家公司占尽了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建造了毗连的32个房间，住宿者却因邻居众多嘈杂而深感不便，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我不得不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要，因为，人们其实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为了教育的花费很大一部分都将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要求得到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处理得当，那只消花1/10就够了。学生们花费最大的东西，绝不是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账目，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却不需要付费。建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署名捐多少元和多少角的捐款人名册，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一分到底，这个原则实在是未经审慎判断不可遵循的原则——于是招揽了将这件事看做投机买卖的承包商，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开始奠基了，然后，那些学生们据说会适应在这里面住；为了这种失策，一代代的学生就得付出代价。我认为，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然而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却全没有学到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可是，”有人说：“难道你主张学生应该用手去学习而不是用脑？”这并非我的确切主张，我的意思是有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游戏生活，或仅仅研究生活，社会花高昂的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真诚地生活。青年人如果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怎能获得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能懂点艺术和科学知识，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无非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某些教授那里，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观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研究了化学，却不懂得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力学，却不学如何挣来面包；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发现不了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是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或者在一滴醋里全神贯注地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周围转来转去的怪物吃掉。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掘出铁矿石并且熔炼它们，然后他做成了一把折刀，他从书本上所需要知道的知识都学到了——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边从他父亲那里拿到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会有更快的进步？又是哪一个孩子最有可能让折刀割破了手的呢？……让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被告知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兜上一圈，我对这方面的知识肯定知道得更多。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在学习，并且只被教授政治经济学，而作为哲学的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中甚至没有被认真地教授过。这样的后果是，当他正在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26]的时候，正让他的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对它们很容易产生幻想；却并不总是取得积极的进步。魔鬼早就投了资，后来又持续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不断的计算复利直到最后一笔。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物分开。它们只是改进了目标，却没有改进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了；正如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从缅因州架设一条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流。或者正像一个人热切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交谈，可是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器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不知道说什么。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而不是要说得有意义。我们如此急切地要在大西洋底下开凿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到达新世界，可是说不定传入美国人的宽阔下垂的大耳朵里的第一个消息，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总之，那个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看飞童[27]未必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不积攒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知道最快的旅行者是靠着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3英里，车票是90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过去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的工资是60分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晚上之前我就能到了；一星期来，我都是以这样的速度旅行。与此同时，你是在挣路费，并在明天的什么时候到达那里，也可能今晚上就能到达，假如足够幸运及时找到工作的话。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如此一来，即便铁路线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获得那一类的经验，那我就该和你完全断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没有人能胜过它，铁路也一样，即使我们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建造一条供人类使用的绕全球一圈的铁路，相当于挖平地球的整个表面一样。人们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认为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加上铲子这样子铲下去，最终人们能乘火车到达某个地方，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无须花钱；可是拥挤的人群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全部上车！”当烟开始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凝结的时候，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将被称为，也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故”。毫无疑问，挣到了路费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心情和旅行的欲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时间来赚钱，目的是在最没有价值的一段时间里享受一点很成问题的自由，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目的是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其实他应该立即爬上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大喊，“我们修建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糟；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时间。
在我的房屋完工之前，我就想用诚实又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赚到10美元或者12美元，以满足我的额外花销。我在屋边的大约两英亩半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小块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了11英亩地，大部分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个季度每英亩卖到8美元零8分。有个农夫说这块地“除了养一些叽叽叫的松鼠，毫无用处”。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我不是它的所有者，不过是一个占有者，不希望以后再种那么多的地，就没有一次性地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几“考德”[28]的树根来，很长一段时间给我提供了燃料，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作过的沃土，夏天的时候蚕豆在那里长得异常茂盛，所以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我屋后那些枯死和大多卖不掉的木材，以及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供给了我其余一部分的燃料。我不得不租一组犁地的马和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还是我自己。我第一季度在农场支出，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一总14美元72分5。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种子实在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种得比需要量更多。我收获蚕豆12蒲式耳，土豆18蒲式耳，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美元
扣除支出……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此时手头还存着一些的产品之外，估计约值4.50美元——手上的存款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少量蔬菜的费用。通盘考虑，这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日的重要性，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花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一部分也因为这项实验的短暂性，我就确信我所做的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所做得更好。
第二年，我做得还要更好，因为我铲平了我所需要的土地，大概一英亩的1/3。我从这两年的经验中学到，不要被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阿瑟·扬[29]的著作在内。一个人只要生活得简单，只吃他自己种植的粮食，而且种的不超过他的需要，也不拿这些庄稼无餍足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30]的地就够了：铲平那块地的费用比用牛耕便宜得多；不时挑选一块新地，也比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要便宜，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在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希望说一句中肯的话。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固定在一座房屋或农场上，并且我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每时每刻都飘忽不定的。我的境况已经比他们的好很多，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或者庄稼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过得很好。
我时常在想，与其说人是牛群的管理者，不如说牛群是人的管理者，因为牛群更自由自在。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劳动的话，那么看来牛的优势要大得多，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割上6个星期的干草，作为交换劳动的一部分，这可不是儿戏。当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简单的国家，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土，会愿意犯如此重大的错误，比如用畜生来劳动。确实，世上从未有过，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有那么个哲学家的国土，就算有了，我也不敢确定它一定是称心如意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干活，因为我害怕自己变成了一个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看起来似乎有所得，那么我们能否肯定一个人的所得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能够肯定马倌跟他的主人是因为同样原因而满足的吗？就算有些公共工程没有牛马的帮助就不能被建立起来的，从而就让人类来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能推理说，那种情况下，人类就不可能完成与他能力相当的工作呢？人们在牛马帮助下，开始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的和艺术的，而且是奢侈和无用的工作时，不可避免地，要有少数人得和牛马做交换工作，或者换句话说，这些人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畜生而工作，而且，作为这样一个象征，他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砌成的房屋，可是一个农夫是否殷实，还得看看他的牲口棚盖过了他的住屋的程度。据说这个城镇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提供最大的房屋居住；在公共建筑方面也毫不落后；但是在这个县里，却只有很少的大厅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它们自己树立起丰碑，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力来纪念呢？一部《薄伽梵歌》[31]，比东方的全部废墟更值得赞叹！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奢侈品。一个具有纯朴而独立的思想的人决不会遵照帝王的吩咐去奔走卖力的。天才绝不是任何帝王的仆从，也不为金子、银子和大理石而卖力，它们最多只能保留极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请告诉我，锤打这么多石头，到底目的何在？当我在世外桃源阿卡迪亚[32]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锤打石头。许多国家怀着疯狂的野心，想要靠留下大量雕琢过的石头来纪念自己，使他们永垂不朽。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力气来打磨雕琢自己的风度会怎么样呢？一份明智的理性要比像月球一样高的纪念碑还更加值得纪念。我更喜欢让石头放在适当的地方。底比斯[33]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宏伟。围绕着诚实人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要比一座有一百个城门，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的底比斯城更加合理。那些野蛮的异教徒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辉煌的寺院；但是你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部分都落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与这个事实相比而言本没有什么可惊奇：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费他们一生的精力，为某些笨蛋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这个野心家要是更聪明些，就该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给野狗。我或许可以给他们或他找一些借口，可是我才没有时间。至于建筑家所信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倒是全世界一样的，不管建筑物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它花费的要比得到的多。虚荣心是根源，爱大蒜、面包和牛油是帮手。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叫巴尔科姆先生，他追随在维特鲁威[34]的后面，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的手上。当30个世纪开始俯视着它时，人类却开始抬头仰望它。至于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城里曾经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并且已经掘得相当深，据他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为之倾倒而去赞美他挖的那个洞的。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建造的。对我来说，我更希望知道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越这些琐事之上。可是让我继续做我的统计工作吧。
当时我在村中做着测量、木工和各种别的日工，我会的行当同我手指数一样多，我一共挣了13美元34分。从7月4日到3月1日，这8个月的伙食费结算出下列账目，尽管我在那里一共住了两年多——不包括自己种植的土豆、一点儿玉米和若干豌豆，也不算结账时留在手头的存货市价——计开：
米……1.735美元
糖浆……1.73美元（最便宜的一种糖精）
黑麦……1.0475美元
印第安玉米粉……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0.22美元
全告失败的试验：
面粉……0.88（价钱比印第安玉米粉贵，而且麻烦）
糖……0.80
猪油……0.65
苹果……0.25
苹果干……0.22
甘薯……0.10元
一只南瓜……0.06
一只西瓜……0.02
盐……0.03
是的，我总共吃掉了8美元74分；可是，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之中，大多数人跟我有同样的罪过，他们的清单如果公开出来恐怕还不如我的好，那我是不会这样不害臊地公开我的罪过。第二年，有时我捕鱼来下饭，有一次我还屠宰了一条毁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按照鞑靼人的说法，执行它的灵魂转世——我吃了它，多少也是试验目的；虽然有股近乎麝香的香味，我暂时得到了一番享受，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即使你请乡下名厨加工你的土拨鼠。
在同一时期，衣服及其他零用这个项目，虽然不多，但合计达：
8.4075美元
油及若干家庭用具……2.00美元
这就是金钱方面的所有支出，洗衣和补衣大都是拿到外面去的，这些账单还没有收到——这一些是世界上这个部分必需花的全部的钱，可能还要多一些：
房子……28.125美元
农场的一年开支……14.725美元
8个月的食物……8.74美元
8个月的衣服等……8.4075美元
8个月的油等……2.00美元
共计……61.9975美元
我现在是向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而说的。为了支付这一笔开销，我卖掉了农场的产品，计开：
农产品……23.44美元
日工挣到的……13.34美元
共计……36.78美元
从支出上减去此数，差额25元21分又3/4——非常接近是我开始时所有的资金，以及原先就预备的花费——而另一方面呢，我除得到了闲暇、独立和健康之外，还有一座舒适的房屋，并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虽然偶然性很强，因此不足以作为指导，但因相当完备，所以也就有一定的价值。凡我所得到了我无一不记在账簿上。从上面列的表看来，仅仅是食物一项，每星期要花掉我27分。在后来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总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以及我的饮用水。对我这样爱好印度哲学的人，以米饭为主食是合适的。为了对付一些习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还要声明一下：如果我有时跑到外面去吃饭，（我以前是这样做的，相信将来到外面吃饭的机会还是有的），这样做经常有损于我的家务安排。但是我已经说了，到外面吃饭是经常的事，这样丝毫不会影响这份比较性的报告。
从两年的经验中我学到，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粮也极少困难，少到难以置信；而且一个人可以像动物那样吃简单的食物，仍然可以保持健康和强壮。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学名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做成。我之所以写下它的拉丁文的学名，是因为虽然它的俗名不是很好，但这一餐饭在好些方面让我吃得心满意足。请说说看，在和平的年代，在日常的中午时分，一个讲究理性的人吃一些甜的嫩玉米，加上盐煮，除此之外，还希望什么更多的菜肴呢？即使我稍稍变点小花样，也只是为了满足口味上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健康。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乏了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善良的妇女，她以为她的儿子因为只喝清水，结果送了命。
读者当然明白，我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处理这问题，而不是从美食的观点，他不会冒险把我这种节食来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有丰厚脂肪的人。
刚开始我用纯粹的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焙制面包，这是纯正的玉米饼，我在户外把它们放在一片薄木片上去烤，或者放在建造房屋时从木料上锯下来的木头的一端；可是时常被熏黑，还有一股松树味儿。我也试过面粉；可是最后发现混合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最方便、最可口。在冷天，连续不断地这样烘焙小面包是很有趣的事，小心翼翼地照看和翻转它们，就像埃及人孵蛋一样。他们是我烤熟真正的米粮的果实，我闻到它们的芳香，就像其他的鲜美的果实一样，为了要把这种芳香保持尽量长久，我用布把它们包了起来。我研读了历史悠久、不可缺少的制作面包的制作工艺，向那些权威人物讨教，一直回溯到远古时期，第一次发明不发酵的面包，那时从吃野果子、啖生肉进展到人类第一次进步到文雅优美地吃这一种食物的程度，我慢慢地又在我的读物中读到了面团突然间发酸的事，据说就这样，人们掌握了发酵的技术，我阅读了各种各样的发酵法，直到我读到“良好的、甘美的、有益健康的面包”，即这生命的支撑者。有人视发酵剂为面包的灵魂，是充填细胞组织的精神，它像圣灶上的火焰被虔诚地保留下来——我想，一定有很珍贵的几瓶是最初由“五月花”[35]带来，为美国完成了这项任务的，而它的影响还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扩大，似粮食的巨浪一样拍击着这片国土——我也经常从中虔诚地端出酵母，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却忘记了规则，用滚水烫坏了我的酵母；这次意外让我发现甚至酵母也并非必不可少——我发现这个不是用了综合法，而是用了分析法——从此我痛痛快快取消了酵母，虽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忱地劝告我，没有发酵粉，就不可能得到安全而有益健康的面包，上了年纪的人还预言我的体力会很快就衰退的。可是，我发现这酵母并不是必需的原料，一年的时间不用它我还是活生生地生活在土地上；让我高兴的是总算可以不用在袋子里带一只小瓶子了，有时砰的一声瓶子破碎，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弄得我很狼狈。不用这东西反而更简单、更像样了。同别的动物相比，人这种动物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和各种环境。我也没有在面包里放什么盐、苏打，或别的酸、碱。看来我似乎是按照公元前2世纪的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加图[36]的方法做面包的。“Panem depstie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llgito,coquitoquesub testu.”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按照此种方法揉你的面包。把你的手和长槽洗净。把粗粉放进长槽，慢慢加水，将面粉揉透彻。等你揉好了，使其成形，而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一只烤炉中烘烤。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发酵。可是我还不能常常用这种生活的必需品。有一个时期，因囊空如洗，我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看到过面包。
在这块适宜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生长的土地上，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生产出他自己所需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那远方和价格起伏不定的市场。然而我们离朴素而独立的生活太远了，以致我们在康科德的店里已经很难买到新鲜甜美的玉米粉了，更没人吃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而花了更高的价钱到铺子里去买了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我知道，我可以很容易地栽种出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前者能够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后者也不需要最好的土地，并且可以用手磨机把它们磨碎，没有米没有猪肉也能够过好日子；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些糖精，我凭实验发现能从南瓜或甜菜根里做出一种很好的糖浆，而且我还知道只需种点槭树就更容易地做出糖浆来；如果当这些还正在生长着，我也可以用许多代用品代替我已经提到过的几种东西。因为，正如我们的祖先所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萝卜，还有胡桃木的叶子，
制成美酒，来甜蜜我们的嘴唇。”[37]
最后，说起盐，杂货中之基本的食品，找盐本可以成为一个到海边去的合适机会，或者，如果完全不用它，我可能会少喝一点水。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为了得到食盐而烦恼过。
这样一来，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我避免了所有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而且已经有了遮蔽之所，所以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和燃料。我现在所穿的一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感谢老天，人身上还保存着这么多的美德；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同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伟大而值得纪念；在一个新的乡村，燃料可是一个大累赘。至于住处，如果不让我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了，我会用我耕耘过的土地的售价来买下一英亩地——也就是，8美元80分。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因为我居住在这里，已经使地价为之大增。
有一部分怀疑论者有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认为自己只吃蔬菜就可以过活；为了一下击中这个问题的根本——因为根本就是信心——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能靠吃木板上的钉子生活下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那我说得再多，他们也不会了解的。就我而言，我倒很乐意听说有人在做类似的实验；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光吃连皮带壳的硬玉米来生活，用他的牙齿来做石臼。松鼠群曾试过同样的事并且成功了。人类对这样的试验是有兴趣的，虽然有少数几个丧失能力的，或者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的1/3遗产的老妇人，对此也许要吓一跳了。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其余的也没花我多少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水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缸，还有一只涂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非得坐在南瓜上的。那是得过且过的无能表现。在村中的阁楼里，有许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家具！谢谢老天爷。无需家具公司来帮忙，我可以坐，可以站。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装在车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睽睽众目之前被拉往乡村，而且只是一些寒碜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会不害臊呢？这是斯波尔丁[38]的家具。打量这些家具，我无法知道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富人还是穷人所有；家具的主人似乎总是穷相十足。真的，这些东西你拥有得越多你越穷。每一车看起来都好像包含了一打棚屋里的东西；一座棚屋意味着穷困，那么这就是12倍地穷困。请问，我们为什么经常搬家，而不把我们的家具丢掉；最后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去，把老家具付之一炬呢？这正如一个人把所有陷阱的机关都缚在他的腰带上，只要他一搬家，经过崎岖不平的荒野时，那些绳子也必然会被拖动，拖动他的陷阱——他是那只把断尾巴留在陷阱中的幸运的狐狸。麝鼠会把它的第三条腿咬断以便于逃命。难怪人已失去了灵活性。多少次他站在绝境的边缘！“先生，请恕我冒昧，你所谓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任何时候你遇见谁，你都能知道他拥有一些什么东西，唉，还有好些东西他假装没有，你甚至能知道他的厨房中的用具以及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他要保留着这些东西而不愿意烧掉，看起来他好像是被套在家具上面，拼命拖着它们往前走。我认为走上绝境的人，就是这个人钻过了一个绳套或过了一道门坎，而他背后的一车子家具却过不去。当我听到一个衣冠楚楚、身体结实的人，似乎没有琐事缠身，一切都安排得很得当，说起了他的“家具”，比如是否保了险，我不仅对他产生怜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的欢乐的蝴蝶这时被一只蜘蛛网给缠住了。即使那些长时间看起来没有什么家具的人，但是，如果你仔细地询问他，你就发现在别人家的棚子底下还储藏着他的几件家具呢。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像是一个年老的绅士，带着一大堆包裹在旅行，全是安家度日时间久了以后积起来的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他没有勇气将它们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包裹。至少要把前三种扔掉。现在，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铺上路也是力所不及的。我当然要劝告一些害病的人：扔掉你们的铺盖然后跑起来吧。当我碰到一个带着他的全部家当蹒跚而行的移民——那包裹就像是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我真可怜他，并不因为他的家当只有这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得带着所有的东西。如果我必须带着陷阱，我可以带一个比较轻便的陷阱，不让它咬住我最关键的部分。但是，也许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掌放进去。
我还要顺便提一下，我没有为窗帘花任何钱，因为没有别的偷窥的人需要关在外面，除了太阳月亮，而我十分乐意它们来看看我。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让我的肉变腐臭，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具或让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我有时发现这位朋友热情过度了，我就退避到那些大自然所提供的窗帘后面去避一避，在经济上更加节约，没必要在我的家具之中又添上一项窗帘。有一位夫人曾经要送我一张地席，可是我屋内找不到地方放置，也没有时间在屋内屋外将它抖干净，我谢绝了，我宁可在我门前的草地上揩拭我的脚底。最好是在罪恶开始之初就扼杀它。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一个教会执事的动产拍卖会，他的一生并不是劳而无获——
“人作的恶在他死后还会流传。”[39]
通常，大部分的东西是没用的摆设，这些还是从他父亲时代就开始积攒了。其中，还有着一条干绦虫。现在，这些东西在他家的阁楼和其他尘封的洞中已经堆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没有被烧掉；非但不是一把火烧了它们，或者火化消毒，反而举办了一场拍卖，要增加它们的寿命了。邻居们热切地聚集在一起观看，将它们全部买下，小心翼翼地搬进他们的阁楼和尘封的洞窟中，就堆在那里，直到这一份家产又需要清理，到那时它们又得被搬出门。人死方休。
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如果我们加以仿效的话大有益处，至少他们仿佛每年都要蜕一次皮；不管是否能够做到，他们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我们也这样举行庆祝，也举行“迎新节”或“新果节”，就像巴川姆[40]描写摩克拉斯印第安人的风俗一样，难道这不是很好吗？“当一个城镇举行庆祝迎新节时，”他说，“人们预先给自己预备了新衣服、新罐子、新盘子，新器具和其他家具，他们收集了所有的穿破了的衣服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旧东西，打扫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城镇，把垃圾连带存下来的陈谷子和其他的陈年存食，一起倒在一个公共的堆上，点把火烧毁。吃了药之后，再绝食三天，城镇中所有的火全部燃尽了。在绝食期间，他们戒除了食欲和其他欲念的满足。大赦令宣布了，所有的罪人可以返回他们的城镇来。”
“在第四天的早晨，大祭司就把干燥的木头聚拢在一起，在广场上生起了新的火焰。城镇的每户居民都从这里得到了这新生的、纯洁的火焰了。”
“于是他们享用起新的谷物和水果，在三天时间里又唱又跳，而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他们接受邻近部落来访友人们的庆贺，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准备就绪了。”
墨西哥人每52年也要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典礼，他们相信世界52年就会终结一次。
我没有听说过比这个更真诚的圣礼了，也就是说，就像字典上所下的定义，是“内心灵性美德的外在表现”，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风俗是直接由天意传授下来这样做的，虽然他们并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这种启示。
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我发现，一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大约6个星期，就足够满足我生活的所有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无所事事地学习。我曾经全心全意办过学校，我发现我的收入和支出相抵，甚至还抵不上，因为我必须穿衣、训练，更不用说思考和信仰，结果在这笔交易中我损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教书不是为了同胞们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生计，这就是失败了。我曾尝试过做生意，可是我发现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走上这条路，也许那时我正投到魔鬼那边去了。我倒是真正担心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某种所谓的好生意。从前，我曾到处寻找一个谋生之道的时候，由于曾经想按照几个朋友的希望行事而有过一些可悲的经验，这些经验逼得我另外想些办法，所以我常常严肃地想到还不如去拣点浆果；这我自然能胜任，那薄利对我来说也够了——因为我的最大的能耐是需要极少——我这样愚蠢地想着，它只要很少的资金，对我惯常的情绪又极少干扰。当我的熟人们毫不犹豫地去做生意或就业时，我认为我的职业最近于他们的职业；整个暑天我漫山遍野地来回跑，将一路上的浆果捡起来，然后随意处置了它们；就这样，看守着阿德墨托斯的羊群。我有时也梦想，不妨采集些闲花野草，或用运干草的车辆给一些爱好树林的村民们运送常青树，甚至运到城里去。可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商业诅咒它经营的一切事物；即使你经营天堂的福音，商业的全部诅咒也会随之而来。
因为我对某些事物有所偏爱，而特别重视自由的价值，因为我能吃苦而且又能取得成功，我并不希望浪费我的时间用于购买贵重的地毡或其他一些优雅的家具，或可口的食物，或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屋。如果有人能毫无困难地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在得到之后更懂得如何利用它们，我还是放手让他们去追求。有些人很“勤恳”，好像天生就喜欢劳动，或者劳动可以使他们无暇去胡作非为；对于这种人，暂时我还不想说什么。至于那些比现在有更多的闲暇，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那我要劝他们加倍勤恳地工作——工作到直至他们能养活自己，取得他们的自由证明书。至于我自己，我发现在任何职业中，打短工最具有独立性，尤其一年之内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太阳落山的时候，短工结束了一天的劳动，这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专心于他自己选择的劳动之外的某种活动；但是他的雇主，一月接着一个月地做着投机取巧的营生，一年到头不得休息。
总之，我确信，根据信念和经验，在世上维持一个人的生计并不是苦差，而是娱乐，如果生活得比较单纯而且聪明的话；正如一些比较简朴的民族，人们从事的工作不过是一些更复杂的民族的体育运动。一个人要养活自己没必要干得汗流满面，除非他比我更容易流汗。
我熟识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继承了几英亩地，他告诉我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愿意像我一样生活。我却不愿意任何人因为任何理由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还未学会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之前，我可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人；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小心地找出并追求他自己的道路，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道路。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或耕种，或航海，只要不阻挠他说他喜欢做的事就好了。我们的明智只体现在抽象的数学意义上，正如水手和逃亡的奴隶眼睛盯住北极星；不过这些足以指导我们的一生了。也许我们不能够在一个预定的日期内到达目的港口，但我们总会保持走在一条正确的航线上。
不用怀疑，在这里，对一个人来说正确的事，对一千个人来说更加正确，正像一幢大房子，按比例算起来并不比一座小房子更贵，因为几个房间可以共用一个屋顶，共用一个地窖，一堵墙更可以分隔出许多房间来。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独居。再说，由你自己来建造一幢房屋比别人建造一道公墙更便宜；如果你说服了别家跟你合用一道墙，这道墙必定很薄，而且隔壁住的也许不是一个好邻居，而且他也不修理他那一面的墙。一般能够行得通的合作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流于表面；要有点儿真正的合作心意，表面上反而看不出来，却有着一种无声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有信心，他可以怀有同样的信心到处与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会继续像世界上的多余人一样生活，不管他跟什么人做伴。无论是从最高意义还是从最低意义来说，合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一起生活。最近我听有建议说有两个年轻人应该一起作环球旅行，一个人没有钱，一路上要在桅杆前头或跟在犁锄后干活挣取路费，另一个袋里携带着一笔旅行支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他们两人不可能长时间地做伴或合作，因为其中有一人根本什么都不做。在他们行程中出现第一个有趣的危机之时，他们就要分手。首先，正像我已经说过的，一个单独旅行的人想今天出发就可以出发；但是结伴而行的人却得等同行的准备就绪，在他们出发之前可能要费很长的时间。
我已经听到一些市民们说，可是这一切是很自私啊。我承认，直至目前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一种责任感让我做出了一些牺牲，其中也包括牺牲掉慈善给我带来的喜悦。还有人使出浑身解数，要劝导我承担去援助城镇里的一些穷苦人家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事情做——而魔鬼是专找没有事做的人的——也许我要动手试做这一类消遣的事。然而，每当我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把让他们过上天堂般生活作为一个义务，维持一些穷人的生活，使他们各方面都能生活得跟我一样舒适，甚至已经主动提出为他们提供帮助，可是他们却全体一致并且毫不犹豫地都愿意继续贫穷下去。我们城镇里的那些男男女女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同胞谋取福利，我相信这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空出来去做别的不那么高尚的事业。像办其他的任何事业一样，办慈善必须要有天赋。“做好事”是一个人满为患的行当。况且，我做过尝试。看起来奇怪得很，我确信这不符合我的胃口。社会要求我承担这种使宇宙不至于毁灭的“做好事”的特殊职责，也许我不应该有意而谨慎小心地逃避；而且我相信，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确有着一种类乎慈善的事业，而且类似于此而又不知坚定了多少倍的力量，使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得以保全。可是我不会阻拦一个人去发挥他的天赋的；这种工作，我自己是不做的，而对于全心全意做着的人，我将说，即使全世界说这是在干坏事（很可能有这种看法），你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一点都不是说我的情况是个例外；无疑，我众多的读者也会做类似的辩护。在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不会从事邻居们所宣称的好事——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可是一个很出色的雇工；可是做什么事我才出色呢，这需要让我的雇主来发现。我做什么好（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好），一定在我的主要轨道之外，而且大部分都是我无意做的。人们很实际地说，从你的脚下开始，就照本性去做，不要把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作为你的主要目标，而要抱着好心肠去行善。要是说话时也用这种语调，我就干脆这样说：去吧，做个好人。他们仿佛认为太阳用它的光芒照亮了月亮或一颗六等星亮度的星以后就应该停下来，像好小子罗宾[41]那样跑来跑去，在每所村屋的窗外偷看，叫人发疯，叫肉变质，使黑暗的地方可见，而不是持续不断地增强它的和煦的热量和恩惠，直到它变得如此的明亮，没人能够直视它，同时，它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世界行走，施恩行善，或者说，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所发现的，地球会因绕着太阳运转而得到好处。当法厄同[42]想要通过施恩行善证明他出身于上天，驾驶太阳车只不过一天的时间，便越出轨道，把天堂下面的几条街上的房子给烧掉了，还烧焦了地球表面，烘干了泉水，而且创造了一个撒哈拉大沙漠，直到朱庇特一个霹雳把他打到地上，太阳为悲悼他的丧命，一年暗淡无光。
没有什么气味比善良走了味更坏。这就像人腐烂的气味，就像神腐朽的气味一样。如果我确切知道有人抱着做好事的目的来到我家里，我就要逃命了，就好像逃避非洲沙漠中的所谓西蒙风的狂风，这种风刮起来的时候，它的沙粒会塞满了你的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直到把你闷死为止，因为害怕他做的某些好事会做到了我身上——怕他的毒素混合到我的血液中。不行，要是这样的话，我倒宁可顺其自然地忍受人家在我身上干的坏事。如果当我饥饿时他给我食物，我寒冷时他给我提供温暖，或者当我掉在沟中，而他把我拉了起来，这个人不算好人。我可以给你找一条纽芬兰的狗，这些它都做得到。慈善并不是广义上的那种对同胞的爱。霍华德[43]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无疑是个极为善良和值得尊敬的人，且已善有善报了；可是，就比较而言，如果霍华德们的慈善事业，不能帮助我们拥有最好的产业，在我们最值得接受帮助的时候来帮我们，那么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慈善大会曾诚恳提议，要向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一些人来行善做好事。
耶稣会会友也被印第安人弄得不知所措，印第安人在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的时候，却给折磨他们的人提出新奇的折磨方法。他们是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有时可能更超越了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灵魂的慰藉；你应该奉行的原则就是杀害他们时少在他们的耳边啰唆，就他们而言，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如何被对待，他们用一种新奇的方式来爱他们的仇敌，几乎已经宽赦了他们所做的一切。
你一定要确定你给穷人们的帮助是他们最需要的，虽然正是以你为榜样让他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如果你施舍钱给他们，你得自己陪同他们花掉这笔钱，而不仅仅是扔给他们就算了。我们有时候犯一些很奇怪的错误。虽然穷人们邋遢、褴褛又粗野，通常却并没有挨冻受饿。这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乐此不疲，而并非由于他们的不幸。你要是给了他钱，他也许就去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常常对那些穷相十足的爱尔兰工人产生同情，他们在湖上挖冰，穿着如此褴褛贫贱的衣服，而我穿的是干净的甚至是比较时髦的衣服却还冷得发抖呢，直到有一个严寒的冷天，一个掉进了冰里的人来到我的屋中取暖，我看他脱下了三条裤子和两双袜子，这才露出皮肤，虽然裤子袜子破敝不堪，这是真的，可是他却拒绝了我将要送给他的额外衣服，因为他有着许多的里面衣服。看来他需要的是全身浸一次水。然后，我开始可怜我自己，要是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那就比送给他一座旧衣铺子更慈善。一千人在胡乱砍着罪恶的树枝，只有一个人在砍伐罪恶之根，很有这样一种可能：那个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穷人身上最多的人，正是在用他的生活方式引起最多的贫困与不幸的人，现在他努力消除贫困，却是徒然无功。正是那个道貌岸然的蓄奴主，把奴隶生产的十分之一的利益拿出来，为其余的奴隶购买星期日的自由。有人通过雇佣穷人到厨房去工作表示对穷人的慈善。如果他们雇佣自己下厨房工作，这不是更慈善了吗？你吹嘘将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慈善事业，也许你应该捐出十分之九，这才算数。否则，社会收回的只是十分之一的财富。这是归于财产占有者的慷慨，还是由于主持正义者的疏忽呢？
慈善几乎是受到人类充分赞许的唯一美德。不，它受到了过高的评价；正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所以对慈善评价过高。有一个强壮的穷人，在康科德这里阳光灿烂的一天，对我称赞他的一个同乡，因为，他说，那人对待穷人很善良；意思是，像他这样的，人类慈善的伯父伯母，反而比真正灵魂上的父母更值得尊敬。有一次我听一个神父在讲英国，这位神父是一个有学问和才智兼具的人，历数着英国在科学、文艺和政治方面的杰出人物：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接下来就说起英国的基督教英雄，好像出于他的职业需要一定要求他这样说似的，他把这些英雄捧高到所有其他人物之上，称之为伟大人物中的尤伟大者。他说的是潘恩、霍华德、福莱夫人。任何人都会觉察出其中的虚假谬误。最后三人并不是最好的英国男子或妇女；也许仅仅可以算作英国最好的慈善家。
我并不要从任何对慈善的赞美中减去什么，我只要求公平对待一切造福于人类的生命与工作的人。我并不以一个人的正直和慈善为主要的价值，它们不过是他的枝枝叶叶。那种枝叶，等到一枯萎，做成了药茶给病人喝，他们就有了一些低级的用处，而且使用者多数是走四方的江湖郎中。我要的是一个人的花朵和果实；他的芬芳会传送给我，他的成熟则熏陶了我们交往的风味。他的良善不能是局部的、短暂的行为，而是持续稳定的施与，他的施与于他无损，于他自己也无所感觉。这是一种隐藏了许多罪恶的慈善。慈善家们经常用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颓唐悲戚的气氛环绕人类，并且称其为同情心。我们应该传播给人类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我们的失望，是我们的健康与舒适，而不是我们的疾病，并且小心别让疾病传染开来。从南方的哪个平原上传来了一片哀号声？在哪个地区的纬度上，住着我们应该传播光明的异教徒？谁是我们应该去解救的放纵残暴之徒？如果有人感到不适，以致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如果他肠痛了——那是同情心所在之处——他就要致力于改良这个世界了。他作为大千世界里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正是他所发现的——世界都在吃青苹果；在他的眼中，事实上，地球本身便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人类的孩子如果在苹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去噬食它，那是很危险的，想起来就很可怕；可是他那激进的慈善事业使他径直去寻找爱斯基摩人、巴塔哥尼亚人[44]，还拥抱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的乡村；就这样通过他几年的慈善活动，有权有势者还利用了他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疑的，他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地球的一颊或双颊也泛出了红晕，好像它开始成熟了，而生命也失去了它的天然粗野，再度变得甜美又健康，更值得生活了。我从未想过有一种比我自己所犯之罪更大的罪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将来也绝不会见到一个比我自己更坏的人了。
我相信，使一个改革家心生悲伤的，不是对于苦难同胞的同情，而是他私人的烦恼，虽然他是上帝的最神圣的子孙。让这一点被纠正过来，让春天来到他身边，让黎明在他的卧榻上升起，他就会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便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了。我之所以不反对抽烟，是因为是我自己从来不抽烟；那是戒除烟瘾的人自己要偿付的税金；虽然我自己尝试过许多事物，我也能够反对它们。如果你曾经误导去做过慈善的事，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干了什么，因为这本不值得知道的。救起淹在水里的人，就系上你的鞋带。你还是从容地去着手做一些自由的劳动吧。
我们的风俗因为和圣者交往因而被败坏了。我们的赞美诗中响起了诅咒上帝的优美旋律并且永远是在忍受他。可以说，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能安慰人的恐惧而不能增强人的希望。任何地方都没有对生命表示朴素和无法抑制满足的记载，也找不到任何对上帝的令人难忘的赞美，一切健康、成就都给我好处，尽管它看上去十分遥远、不可触及；一切疾病、失败使我悲伤，让我陷入灾难，不管它对我，或我对它抱有多大的同情心。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用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来恢复人类的天性，首先让我们如同大自然一样简单而安宁，驱散挂在我们眉头上的乌云，在我们的身心中注入一点儿小小的精气。不要充当一个穷苦人的先知，而要努力成为一个值得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我在设拉子诗人希克·萨迪[45]的《蔷薇园》中，读道：“他们问一个智者说：在至尊之神种植的许多著名的高大华盖美树中，没有一种被称为Azad，或自由的，只除了柏树，柏树却不结果，这里面有什么奥妙？他回答道：每种树都有它适当的生产，特定的季节，这段时间它们则茂郁而开花，过了这段时间它们便干枯而萎谢；柏树不属于这种情况，它永远苍翠，具有这种本性的得称为Azad，或宗教的独立者。——不要把你的心固定在转瞬即逝的事物上面；因为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绝种以后还是奔流不息经过巴格达；如果你手上很富裕，要像枣树那样慷慨自由；但是如果你没有东西可给，就做一个Azad，或自由的人，像柏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