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奥马哈无家可归的儿童太多了，不久后，这个家庭的规模就迅速扩大。众所周知，一旦一个机构扩大和领导权力的强化后，就会发展成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机构已经不仅仅是一家资助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机构了，同时也开始对通过基金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证券组合经营。
1972年，巴菲特对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乔纳森·莱因说了一件事：“我听说政府已经公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公开披露自己的资产总额。于是，我告诉自己的编辑弄一份儿童城的财务报表。在我担任这家基金股东的时候，就曾经听说过很多针对儿童城的谣言，但是当我最终发现这家收养了将近700名孤儿、常常听到他们到处哭穷的机构，竟然已经积累了超过2亿美元财富的时候，不禁让我大惊失色。”
《布法罗新闻报》的发行人斯坦·利普塞当然会支持巴菲特，开始的时候，他和巴菲特还有《太阳报》的编辑保罗·威廉姆斯经常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一起讨论如何为《太阳报》的企业研究版寻找新闻线索。作为一份周刊，《太阳报》很难像其他日报和电子媒体那样随时报道各种突发性的新闻事件，于是，《太阳报》的负责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企业版提出具有特色的思路。
当巴菲特将儿童城的事情说给斯坦·利普塞听后，斯坦·利普塞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报料。保罗·威廉姆斯也非常认可这个提议，就派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研究。保罗还亲自带领了一个工作组，并组织这一项目的研究工作。保罗·威廉姆斯和斯坦·利普塞一同制订了计划，确定采访日程安排，并对收集到的信息和资料加以分析和整理。
斯坦·利普塞后来回忆说：“我们曾经想到过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最终所发表的文章并非如此。沃伦在这里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是他让我们了解到，议会刚刚通过的国家国税管理局的990报表规则，要求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公开披露自己的资产总额。我们从华盛顿获得了儿童城990报表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份长达100页的报告中了解到儿童城居然拥有着2.19亿美元价值的资产。在我为这篇报导进行构思的时候，多次认真地阅读了所有的材料，保罗·威廉姆斯最终完成了这篇报导。在我们的调查接近尾声，并且已经确认没有任何遗漏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打印机把四位记者的全部资料汇集到保罗·威廉姆斯的创作办公室。……没有沃伦，也就没有这篇报导，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普利策奖。这篇报导完全是来自于他的启发，是他让我们知道了990报表，也是他帮助我们了解到儿童城所拥有的价值高达2.19亿美元的巨额资产。”
巴菲特后来说，作为一个投资人，并不是把钱扔进里面不管了，有时候还得做点技术性的事情。这恐怕和他永远要做最简单的理论相违背，不过有人认为，巴菲特投资报纸，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对母亲职业的回敬。巴菲特曾经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莱因，他之所以认为新闻报纸业比其他行业更让他着迷的原因在于：“新闻报纸业要远远比为有轨电车安装耦合器这样的行业有趣得多。尽管我没有亲身参与这些报刊的编辑工作，但是能够成为这个有助于强化社会意识的机构中的一员而感到高兴。”
大概正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话，巴菲特投资《太阳报》并在1981年开始发行自己的《太阳报》，两年后，他的投资事业太多，只好抽身出来。
《太阳报》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好，恐怕并非是巴菲特说的算。一位《太阳报》的报童阿兰·马克斯威尔这样说道：“我在这家报社从事送报工作大约有5年的时间，对于以每份价格只有15美分的报纸来说，我的收入已经很可观了。我记得，每出售一份报纸我可以得到5美分的报酬。……我真的希望当时能把自己挣到的这笔钱全部投资到伯克希尔公司中。”
正是那篇报道，才使得儿童城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电影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这位电影明星来到了儿童城，由于在慈善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施瓦辛格获得了当年“弗兰纳教父”奖。他来的时候，1000多人聚集在儿童城的音乐厅，亲眼目睹了这位“终结者”接受学校的最高荣誉。
3、职业投资者的同情心。
其实，巴菲特对儿童城丑闻的披露，并没有发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而是交给自己的一位朋友，《华盛顿周刊》的发行人查尔斯·皮特斯。巴菲特并没有控股这家报纸，“在我把这篇稿件交给他的新闻采编人之后，开始他们并不打算接受，我猜想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来自投资者的文章很值得怀疑。后来，沃伦把这篇报道交给奥马哈当地的一家新闻报纸，这家报社正是因为这篇报导而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事情还得从1969年10月说起，那年，巴菲特和他的两个朋友，来自德斯莫尼斯的约瑟夫·罗森菲尔德，和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弗莱德·斯坦贝克来到了华盛顿。他们同意共同出资，为《华盛顿周刊》筹集到其余的5万美元。由此，开始了他们的报纸事业的腾飞。
《华盛顿周刊》是以文学内涵而著称的杂志，要知道，在凡事都向前看的美国，这种类型的杂志总会因为财务问题而捉襟见肘。杰·洛克菲勒和沃伦·巴菲特为此专门赶到了纽约，向著名的杂志顾问詹姆斯·科巴克请教《华盛顿周刊》是否还有希望。
巴菲特认为，如果卡普兰能够长期为《华盛顿周刊》的商业版面提供指导，帮助杂志度过目前难关的话，他就愿意再出资5万美元。
詹姆斯·科巴克回忆说，“但是，我和巴菲特在九月初进行的一次长达5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他正处于两面受敌的状况。我对巴菲特为《华盛顿周刊》所作出的贡献表示了敬意，同时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对这份杂志摆脱财政困境而感受到的疑虑。因此，在我们的通话中，他多次试图提出不准备进一步参与的想法，对此，我并不感到怨恨。但是，如果说我不是发怒的话，那么我感到的是一种绝望，因为我知道，要让这份杂志生存下去，我就必须留住巴菲特。谈话在来来回回的拉锯战中进行。在巴菲特每一次决定退出投资的那一刻之前，我都会想方设法、耐心地把他拉回来。我们的谈话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情节。对于像沃伦这样永远也不会糊涂的百万富翁，他在谈话中，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找到新的借口，每一个借口都足以让我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我的大脑也在高速地运转着，一次次地堵住他的每一个出口。最终，他终于同意继续留下来。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紧张和不安。最终，还是沃伦的同情心战胜了一个职业投资家所固有的冷酷无情。”
一位巴菲特的好朋友说，巴菲特的投资者很少从他这里要求什么回报，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自己别有用心。
可事实上呢，巴菲特在一些外行人眼中就仿佛是一个酒鬼，四处乱撞，可让人不解的是，他总能撞上好运。尤其是在报纸行业，大概是他母亲经常为儿子祈祷的缘故，他总能把一个看上已经陷入绝境的报纸拉到天空中来。
据说，巴菲特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和善正直的妇女，在她的一生中，始终对儿子巴菲特关心和支持。儿子无论做什么事，她都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无论是对还是错。大概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聪明的，因为从小，她就把自己对数字的敏感传给了儿子。她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所以，她只是看着，就那么很安静地看着，儿子在货币上的数字直线上升。
智慧锦言。
巴菲特之所以比较青睐新闻报纸业，是觉得新闻报纸业比较有趣，重要的是新闻报纸业能够有助于强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大众有所帮助，当然，里面母亲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