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没有材料的自传(6)

哪怕是我，尽管嘲笑这些诱惑思想的东西，发现自己常常在想，出名是多么美好，被人爱戴是多么令人愉快，成功又是多么有趣啊！但我在假想自己的这些崇高角色时，另一个我总是站在附近的闹市街头忍俊不禁。我看见自己出名了？我看见的是一个出名的会计。我感到自己被提携到声望的宝座？它发生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的同事们毁掉了这种场景。我听见人群在向我喝彩？喝彩声在四楼的这间出租屋里响起，和这些破旧不堪的家具形成反差，我从厨房到梦里都被这种平庸羞辱。我甚至没有做白日梦，像一切幻想中的西班牙贵族。我的城堡由肮脏的旧扑克牌建造而成，这些不完整的扑克牌从来都没法玩：它们还没掉下来就被老女佣不耐烦的手扫到了一边，她要把堆在一旁的桌布铺开来，因为就像中了命运的诅咒，又到了喝茶时间。但是，甚至这样的幻想都有缺陷，因为在乡下我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老姑母，我无法在她的桌旁和一家人悠闲地喝着下午茶。我的梦甚至缺少隐喻和叙述。我的帝国甚至不在这些旧扑克牌里。我的凯旋队伍甚至没有一只茶壶或一只老猫走得远。我活着时就要死去，在这些郊外的垃圾堆中，在一堆废品中被人按重量称卖。

面对这蕴含在一切深渊中的无边可能性，我至少可以举起幻灭的荣耀，就像它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举起没有信仰的显赫，就像它是一面战败者的旗帜：一面被孱弱的双手举起的旗帜，但它仍然不过是一面在泥泞和弱者的鲜血里拖曳前行的旗帜，我们被流沙吞没，没人知道它被高高举起的原因——是反抗，还是挑战，或者仅仅是绝望。没人知道原因，因为人们什么也不知道，流沙吞没了那些旗帜，也吞没了一切。流沙覆盖了一切：我的生活，我的散文，我的永恒。

我带着挫败的意识，就像举起一面胜者的旗帜。

阅读与解脱

无论我的心灵是如何的师从于浪漫主义，然而除阅读古典派作家的作品外，我都无法找到内心的宁静。古典主义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以其特有的精炼，用某种奇特的方式将我抚慰。通过阅读，我获得一种生命宽广的愉悦感，我凝视着一片广袤开阔的空间，虽然我实际上从未到过那些地方。甚至于异教的众神也能在那未知之地稍作憩息我们对自己感觉所做的执迷不悟的分析（有时候只是一些想象的感觉），我们的内心对风景的辨识，我们勇气一览无余的暴露，用欲望替换决心，以渴望取代思想——我对所有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以致失去兴趣，或者说当它们被其他人表达出来，亦无法带给我平静。当我感受到它们时，恰恰是因为我感受到它们时，我宁愿我感受到的是其他东西。当我阅读一部古典著作时，我获得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大言不惭地坦言：没有一篇夏多布里昂的文章或一首拉马丁的诗歌——一些文章似乎常常是自己思想的声音，一些诗歌似乎常常是为我了解自己而写——能够像维埃拉a的散文一样令我欣喜若狂，令我精神振奋，或者像为数不多的古典派中的一名作家写下的某本颂歌集那样，真正追随贺拉斯b的步伐。

我阅读，我解脱。我获得客观性。我不再成为我自己，我变得如此凌乱。我所阅读的东西，不再像是偶尔将我压抑的几乎无影无形的套装，而是对外部世界惊人而又不同寻常的清晰写照。太阳照射着每一个人，月亮向寂静的地面投下暗影，广袤无垠的苍天消逝在海的尽头，幽深而伟岸的参天大树枝叶横生，郁郁葱葱，农庄的池塘永远是那么宁安东尼奥·维埃拉（1608—1697年）：生于葡萄牙里斯本，6岁到巴西，1635年成为耶稣会神父。他遗留27本著作，主要有《传道集》、《书信集》、《未来的历史》。——译者b贺拉斯（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批评家。其美学思想见于写给皮索父子的诗体长信《诗艺》。贺拉斯对西方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确立了古典主义。——译者集》、《书信集》、《未来的历史》。

——译者。

静，斜坡上梯田齐齐整整，田间小径上爬满葡萄藤。

我像退位的君主一样阅读。当即将退位的君主将皇冠和黄袍放在地面上，它们看起来有着前所未有的高贵。我放下所有乏味的战利品，在前厅的瓷砖地板上做起了美梦，然后带着一览天下的贵气登上楼梯。

我像匆匆走过的行人一样阅读。这是一位古典主义作家，带着一种心平气和的精神，即便遭受苦难，也隐忍不语。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虔诚的过客，一个被涂抹圣油的朝圣者，一个无理由、无目的的沉思者，被放逐的王子，临行前忧伤地完成对乞丐的最后一次施舍。

一张合影

公司的一位大股东，常年受怪病困扰，在不犯病的间歇突然一时兴起，想要一张公司全体员工的合影。于是，前天，开朗的摄影师让我们站成一排，背对着肮脏的白色隔板，那块隔板由薄木制成，将大办公室和维斯奎兹先生的私人办公室分隔开来。站在中间的是维斯奎兹先生，在他旁边，其他人先是站定下来，后又换来换去，这些朝夕相处的人分门别类站好，成为一个主体，去完成这个小任务，上帝才知道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今天，我稍稍有些迟的来到办公室，已经完全忘记了被摄影师两度捕捉的静态事件。我发现，莫雷拉（他比平时来得早）和一个销售代表在偷偷地弯着身子看一些黑白的东西，我吃惊地发现，那是两张照片中的第一张。事实上，两张照片是同时拍下的，其中一张拍得更好。

当然，我首先会去看自己的脸，我看到的那个我令我感到痛苦。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外表，但我也从来没有想到，站在每天与之相处的那一排人中间，紧挨着同事们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的脸会显得如此渺小。我看起来像一个不伦不类的耶稣会信徒。我的脸很枯瘦，表情里既没有显出智慧，也没有显出强度或任何能够使我从死气沉沉的一张张面孔里脱颖而出的东西。也并非都死气沉沉。照片里也有一些善于表现的面孔。维斯奎兹先生和他在生活中看起来的一样——坚实而开朗的宽脸，目光坚定，脸上是坚硬的小胡须。这个人的精明能干——在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身上可以找到，显得过于平庸——但这一切被印在相片上，就像印在心理护照上。那两个旅行推销员看起来很精神，那个地方销售代表看上去也不错，尽管他的半边脸被莫雷拉的肩膀挡住了。还有莫雷拉！我的顶头上司莫雷拉，乏味单调和一成不变的化身，竟然比我显得更有生气！甚至那个小杂役（在这里我无法压抑自己的感觉，尽管我告诉自己这种感觉不是嫉妒）也露出直率的表情，像是在对我的面无表情一笑置之，而我的表情令人联想到文具店里的狮身人面像。

这意味着什么？胶卷从来不会出错吗？冷冰冰的镜头记录下的是什么样的事实？我是谁？为什么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侮辱吗？

“你看起来好极了，”莫雷拉突然说，然后，他转向那个销售代表：“简直拍得和他一模一样，你不觉得吗？”那个销售代表快乐地随声附和着，一席话将我扔进了垃圾箱。

动物

今天，当想到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某种动物，被放进一个篮子，某个人的胳膊挎着这个篮子，往返于两座市郊的火车站。这样一幅画面枯燥乏味，但它所展现的生活甚至乏味至极。这些篮子通常有两个盖子，呈半椭圆形，一端半开着，另一端底下放着扭动着的动物。但是，挎着篮子的胳膊将中间的铰链压了个严实，里面那个弱小的东西除了徒劳无益地将盖子微微顶起，什么也做不了，像一只翅膀已飞累的蝴蝶。

我忘了我是在描述自己在篮子里的情形。我清楚地看到那只粗壮、晒得黝黑的胳膊，它属于那个挎着篮子的妇人。除了她的胳膊和汗毛，关于那个妇人我什么也看不到。我感到浑身不适，除非——一阵微微的凉风突然吹来，从篮子白色藤条的缝隙里吹进来，吹进我扭动的篮子。一种动物的直觉告诉我，这是在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的路上。我似乎被搁在一个长椅子上。我听见篮子外面的人在交谈。一切归于宁静，于是我睡着了。醒来时，我被拎起来，再次带到车站。

万物无灵

环境是万事万物的灵魂。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来自于该事物之外。每一事物均是三条线的交集点，而这三条线均由一个事物而起：具有某种数量的物质，我们了解这一事物的方式以及它所处的环境。我伏案写作的桌子是一块木头，那是一张桌子，是这个房间内众多家具中的一件。我对这张桌子的印象（如果我愿意将之誊写下来的话）由一些概念组成，包括桌子是用木头做成，包括我称之为桌子，利用它来做一些事情，包括它接纳一些事物，反映一些事物，它因为置于它之上的物体而有所变化，在各个并列的物体中，桌子便有了外在的灵魂。它的色彩，即将消逝的色彩，它的斑点和裂缝——所有这些均来自它之外的世界，而这（不仅仅是它是一个木质的存在）则给予了它灵魂。那抹灵魂的核心，即它作为桌子这一存在，也都来自于外界，而这正是它的个性。

我觉得，既不是因为人，也不是因为文学误差，才让我们称之为无生命的物体拥有灵魂。成为一件物体，就要成为承载的对象。或许说树有感觉、河在奔腾、落日陷入悲伤抑或大海（那抹蔚蓝色来自于它不曾拥有的天空）微微含笑（来自于它之外的太阳）并不正确。然而认为事物具有美同样错误无比。而且说事物具有颜色、形状，抑或说它们存在也同样是个谬误。那大海不过是一滩咸水。那落日不过是在特别的经纬度上开始消失的阳光。这个在我身边玩耍的小男孩也只是一大群拥有智慧的细胞而已——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亚原子运动的发条装置，一个奇怪的电子聚集物，小小的形体内拥有百万个太阳能系统。

万事万物都来源于外界，人类灵魂本身或许不过是阳光的光线，这光线从土壤中闪耀、分离，而这土壤只是由肉体构成的一堆粪便而已。

对于某些有能力得出结论的人而言，在这些考虑之中，或许会产生完整的哲学思想。我绝不属于这些人之列。明晰却又模糊的想法，逻辑上的可能性，全都钻进我的脑海，然而，在一缕阳光的幻象下，这想法和可能性全都模模糊糊，而那抹阳光给一堆大粪镀上了金色，在石墙边上几乎为黑色的土地上，那摊粪便就如同潮湿且压扁的暗黑稻草一般。

我就是如此。当我想要思考之际，我就会看。当我想要沉降至我的灵魂中之际，站在长长的螺旋楼梯顶端，我便会突然间变得僵硬，忘却所有，在太阳下透过上层的窗户看出去，只见那阳光笼罩着不规则的宽阔屋顶，正在进行一番黄褐色的告别。

凭窗怀想

当我那受梦想影响的雄心壮志凌于日常生活之上，以至于在那一刻自己似乎就要飞起来。我就像一个在荡秋千的孩子，我总是——像那个孩子一样——不得不回到公园里，面对我的挫败，我没有在战争中摇摆的旗帜，亦没有足够的力量拔剑出鞘。

我在想，街上大多数偶尔擦肩而过的路人也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从他们默默嚅动的双唇和朦朦胧胧不确定的眼中，抑或喃喃私语中偶尔提高的声调中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就像一支没有扬旗的军队在打一场希望渺茫的战争。并且，他们大概——我回过头，看见他们的肩膀耷拉着，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和我有着同样的、推销员才会有的卑微感，不会比落荒而逃，躲在芦苇地和泥地里的败将残兵好到哪里去，河岸边没有月光，沼泽地里也没有诗情画意。

他们和我一样有着高尚而忧伤的心灵。我认识他们所有人。有些人是店员，有些人是办公室职员，还有些人是小商人。此外，还有些人是酒吧和咖啡馆的征服者，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忘我地侃侃而谈，不经意间透露着崇高，或满足于自我为中心的沉默，亦没有必要为自己的缄默不语做辩护。但是，他们都是诗人和可怜人，吸引着我的视线，就像我吸引着他们的视线，我们用同样遗憾的目光看着彼此同样的不协调。他们和我一样，把未来遗留在了过去。

此时此刻，因为大家都去吃午饭了，我无所事事，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透过沾满污垢的窗户，我凝视着一位老人，他缓慢而步履蹒跚地穿过街道走到对面去。他没有喝酒。他在做梦。他在全神贯注地思考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许他仍在希望。如果诸神的不公正里还残存着些许公正，那么他们应当让我们继续做梦，即便这些梦不可能实现；希望我们的梦可以是快乐的，即便这些梦微不足道。今天，由于仍然年轻，我可以梦见南太平洋诸岛和无法企及的印度岛。明天，或许诸神一如既往地让我梦见自己拥有一家小的烟草店，或在郊区的一幢房子里安度余生。每一个梦并无区别，因为它们终究都是梦。但愿诸神能改变我的梦，而非改变我做梦的禀赋。

当我陷入这种凝思时，我忘记了那位老人。此刻我已看不到他。我打开窗户，以便能看得更清楚，但他已不在那里。他走了。对我而言，他有着作为象征符号的视觉性使命，他已完成他的使命，拐进街角。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已完全拐进街角，从未来过这里，我会无动于衷地接受这个事实，关上窗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在那之后？

那些像推销员一样可怜的英雄人物用伟大而崇高的言辞和思想征服他们的帝国，但却不得不为食物和房租筹钱！他们像一支解散的军队，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有过崇高的梦想，而他们——此时在沼泽地的浮渣里步履艰难地行走——只剩下关于崇高的模糊概念、从属于一支军队的自我意识以及甚至不知道他们从未见过的指挥官做过什么的虚无感觉。

在那一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象自己是抛弃了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在泥泞的沼泽地里，每一个人都在为胜利欢呼，然而没有人打赢，沾满油渍的桌布上只剩下面包屑，没有人能记得是谁抖落的。

他们充斥着日常事务的每一个隙缝，就像尘土充斥着积尘甚厚的家具的每一个隙缝。在普通而又平凡的白日里，他们像灰色蛀虫噬咬着泛红的红木家具。只需薄薄的指甲便可轻而易举将他们拭去，但人们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那些不幸的同类有着他们的崇高梦想——我是多么地嫉妒而又鄙视他们啊！我和他们一样，我和那些甚至更不幸的人一样，无人倾诉，唯有对自己倾诉自己的梦想，展示这些落笔即可成为诗歌的梦想。我和那些可怜的懒汉一样，没有书来展现自己，除了心灵，没留下文学作品。我和那些窒息至死的人一样，他们窒息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秘和先验的测试而存在，而通过那些测试的人才有资格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