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诗云》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某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有人问它，你能作出超越李白的诗吗？
它消耗了无数能量，将汉字排列的每一种可能都罗列出来，说："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但我找不出来。"对于出生在一个只问成败利钝的商人家庭的我来说，这则故事具有特殊的含义。
还记得《三体》里，当太阳系被降维攻击，颟顸的人类终于明白，如果世界注定即将毁灭，唯一重要的事便只剩下如何证明我们存在过；还记得《2001太空漫游》里那个默然不语地凝视着人类进化的神秘石板。电影上映之初，一个观众激动不已地冲到银幕前，张开双臂高声道："这就是上帝！"还记得《银翼杀手》里被人类创造出来从事危险工作的复制人不甘心只有四年阳寿，逃跑并寻找延命之法，却被前来追杀的主人公逼至绝境。临死前，看似冷酷无情的复制人竟在滂沱大雨中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般绚丽的遗言：
我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壮美，见过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天国之门的黑暗里闪耀。所有的那些记忆都将消失于时间，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纳博科夫说："就像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永恒的黑暗之间。"又如博尔赫斯所言："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对意义消散的恐惧，贯穿生命的始终。起初，我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并愤怒不已。
但就像萨特所说，人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发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冀求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而一旦开始，这种内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成为一切苦痛的源泉。
命运的锁链越铰越紧，逐渐，妥协了、接受了，与现实融为一体，乏善可陈地活着。世界越来越坚固，你对现实基本无能为力。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捶的牛一样。
寻求意义而不可得的茫然与空虚，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物质的丰饶使人生的困境早已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衣食无忧人畜无害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心的人，也可能偏偏因为绝望而自杀。
幸运的是，在喧哗与躁动中，我找到了王阳明。他让我明白，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让我明白，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让我明白，所谓启蒙，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让我明白，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让我明白，去私欲可以让人快乐，可以跳出意识的层面，穿透因缘和合的"假我"把握事物的本质；让我明白，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让我明白，作为人，何谓正确。然而，正如亚当斯所说："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人人大谈道德却无视规则、不知群己权界的国度，最终只会沦为《镜花缘》里的"两面国"。
为了厘清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我开始了50万字的跋涉。在第二本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截稿之日，若有所思地写下"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从改良旗手到独夫民贼，袁世凯的转变无非为"路西法效应"做了又一个注脚。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走得更远，却未能摆脱兴勃亡忽的周期律。洪宪梦碎30年后，当一批从延安采访归来的记者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和富于理想时，第一夫人注视着长江，说："如果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在这片制定规则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的土地上，难道人人都会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胡适曾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主张由社会贤达把政治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但历数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从唐绍仪到熊希龄，皆为一时之选，却劳而无功，不得不令人对政治道德化深表怀疑。
以嘉庆皇帝为例。庙号"仁宗"的他亦步亦趋地按圣德典范行事，如履薄冰，戒慎恐惧，把他老爸晚年的毛病都改了。乾隆晚年那叫一个贪，临死前，有人在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一块两吨重的玉石。乾隆很高兴，说赶紧运来，让我看看。
结果玉石还在运来的路上，乾隆却挂了。嘉庆立马给押运官下旨，说不管运到哪，当场给我扔了，我不好这个。
某年冬天，皇室观看冰嬉表演，结束后嘉庆回到养心殿，命人去拿当天奏折。太监回禀说，没有，因为大臣们觉得您看了一上午演出，天又那么冷，可能已经累了。
嘉庆勃然大怒，下旨痛骂全国官员，无论满汉，不分文武，一体申斥，说我每天五更起床，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借口心疼我，让我这么勤政的一个皇帝没事干。
还有一次过五十大寿，一个御史上奏说，我们按祖制在京城热闹一下，演十天戏吧？结果当即被嘉庆踢了回去，说你是什么人？你是御史。御史的职责是当皇帝要去玩的时候把他拦下，你倒好，撺掇我去玩？发配边疆。
当然，嘉庆主要是对自己严，对臣下还是比较体恤的。一次，湖北学政杨怿会到北京汇报工作。夏日炎炎，嘉庆一见杨怿会进来，立刻把扇子放下。因为君臣对奏，臣子于礼不能扇扇。嘉庆就能做到这点：扇子我搁下，跟你一起流汗。把杨怿会感动得晚年写回忆录提起这一幕还老泪纵横。但又能如何？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已通体皆烂，苍蝇老虎环环相扣，嘉庆位于这个严丝合缝的生态圈的顶端，束手无策，甚至连下面发生了什么事都难以获悉，甚至孕育出曹振镛这等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心诀的军机大臣，其悲哀不下于万历年间面对政以贿成的现实不得不用抽签来遴选官员的吏部尚书孙丕扬。
事实上，政治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就社会治理而言，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远比儒家的王道仁政更接地气。
比如"环形监狱"的构想。监狱中央设一监视塔，看管者可以监视囚犯，囚犯却无法窥见看管者。边沁建议，将环形监狱承包给私人运营，收益即罪犯的劳动所得，以节省政府开支。
又如"乞丐管理"。边沁认为，无论悲悯还是厌恶，遭遇乞丐都会降低路人的幸福感，并对政府不满。因此，要把乞丐从街头赶到救济院里。问题是建造救济院会增加纳税人的支出，违背"使社会全体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主义原则。
边沁的解决方案是：任何遇到乞丐的公民都有权将之带到最近的救济院，乞丐在救济院必须工作，以换取其生活费。从而，"乞丐管理"的计划自给自足。
并且，为了调动路人的积极性，边沁还提议，每抓住一个乞丐便奖励20先令。当然，奖金将记入该乞丐的账单。
对功利主义的反对集中在其忽视个体权利，可能沦为"多数的暴政"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从这个角度看，在政治的动态演进中，文化和制度互为表里。文化是制度的土壤，制度是文化的保障。早在西汉，路温舒就用《尚德缓刑书》呼吁言论自由，并以"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的华丽辞藻入选《古文观止》，但历览青史，因言获罪者俯拾皆是。
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只是昙花一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儒家文化圈顶礼膜拜两千年，但在描写"脱北者"的韩国电影《北逃》里，朝鲜的政治机器依然对啼饥号寒的草民咆哮："混蛋，吃饱饭难道比祖国还重要吗！"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作了回答："星星都会灭亡，国家为什么要永远存在？需要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才能存在的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都是从茹毛饮血的时代一路走来，民主和宪政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西方历史上也不乏查理一世、路易十五这样的暴君。
但自1859年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写下"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人类终于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份发言权，即使是毫无理性或极端保守的人也不例外，那么人性的良知将会在所有可能性中进行挑选并做出正确的抉择。
没有一个文明是因为其公民了解了太多的真理而招致毁灭的。然而，Freedomisnotfree，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寥寥数十字，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之所以至今不可动摇，绝不是靠开国先贤的御笔朱批，亦非凭借法律机器的刀锯鼎镬，而是通过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审判，有惊无险地驶过各种暗礁险滩，方才成为汉莫拉比石柱上的不刊之论。
它既非宗教，也非主义，而是自文艺复兴以降的理性精神，是人类对个体遭遇不公和蒙受苦难的不可遏止的同情，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敲响的恢宏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