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是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一种军事制度，它起源于西魏、北周。隋室代周后，府兵制未变。隋末动乱，府兵组织解体。唐朝建立后，在全面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恢复和整顿府兵制，使之成为唐朝前期的主要军事制度。府兵制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充当府兵的卫士，主要来自均田制下21至60岁的壮丁。资粮自备，平时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轮流上番宿卫和征防。府兵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兵将分离，全国府兵在皇帝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但府兵的调发属尚书省兵部，诸卫长官无权直接调动府兵，平时将不专兵，战时应征，由朝廷派将领统帅，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以此防止军将擅作威福。府兵分布的特点是“内重外轻”，唐朝府兵全盛时共657个折冲府，其中分布在首都所在地的关内道及临近的河东、河南三道的府就达526个，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80％，充分体现了唐王朝“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基本方针，并有效地保卫了京师和皇帝的安全。
到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唐玄宗时，由于府县府兵宿卫人员不足，曾招募12万弓广骑代替，之后以募兵代替府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到天宝年间，府兵制彻底破坏，募兵制兴起。同时，唐玄宗出于对边疆用兵的考虑，在军事力量的分布上，也变唐前期的“内重外轻”为“外重内轻”，边疆地带节度使专兵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唐后期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藩镇专兵、尾大不掉的局面，在不能恢复府兵制的情况下，采取了诸如派宦官监军、加强中央禁军等措施，但由于中央禁军（唐后期主要为左右神策军）的控制权落入宦官手中，又导致了宦官专权、手持废立的严重后果。在唐文宗时，曾密谋切除这一恶瘤，但因所托非人、行事不密而失败，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在藩镇交互用兵、宦官专权作威的夹击之下，摇摇欲坠的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
经济社会的发展
由于国家的统一、制度的文明创新，隋唐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空前的。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唐中叶后，这种发展与进步遭到破坏，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甚至创造着新的发展势头。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古代风景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的进步与发展，直接推动着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奠定着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础。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础、最基本的产业。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兴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扩大，抗旱能力增强：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和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封建国家的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所储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府库所储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储积，可供隋朝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时，百姓家中的储粮，大都可以食用数年，政府仓储的粮食，到天宝八年（749年）约为1亿石。当时的粮价降到历史上的最低价，且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渐废弛，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农业生产下滑。南方的农业生产，则因长期的人力、技术积累和开发，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并支撑着中后期已经逐渐腐朽的唐王朝勉强运转。
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与繁荣，手工业也得以发展。隋朝的私营和官营手工业中，都有达到很高水平的种类。丝织业中，蜀郡（今四川）的绫锦雕镂之妙，世人称叹，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的鸡鸣布，颇受消费者欢迎；制瓷业中，当时已有白瓷出现，并且能够制造玻璃，且工艺相当熟练；造船业空前发达。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尺的“龙舟”。唐代手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纺织业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唐前期，丝织、麻织、棉织的种类和产量十分可观，成为国家租庸调中庸调的主要对象。唐后期，南方的丝织业仍有很大发展，丝织品的质量和水平，甚至超过前期制作水平。采矿业，尤其是铁、铜、锡等矿业，在整个唐代保持兴盛的状态，唐后期的银矿冶炼达到很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瓷器的制作中，越州的玉类冰，邢州的银类雪，釉下彩的技法开始使用，三彩陶俑为后世称道，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造纸术更为发达，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纸，薄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扬州的六合笺，都享有盛誉：墨、砚、笔的制作，也出现了不少名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返不绝，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成为国内外商旅云集之所；丹阳（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城市，商业也很繁荣。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塞，逐渐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后期的商业较前期更为发达，长安和洛阳虽经战乱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荣。扬州、益州、洪州、苏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兴盛。扬州、汴州（今开封）、长安还出现了“夜市”。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俗称“草市”。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商人将钱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后来由于钱币铸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执券领取，叫做“飞钱”或“便换”，类似今天的“支票”。
与经济繁荣互为表里，隋唐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设和运河的开通，尤为突出。
作为隋唐王朝都城的长安，这一时期在前代营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隋开皇二年（582年），动工兴建大兴城（即长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50多年。唐代长安城周围70里，全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天西安旧城（明代建筑）的10倍，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百姓与官员的住宅区，也是工商业区。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内还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为有名，唐高宗时安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内，至今保存完好，是举世闻名的古迹。
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即水陆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阳的距离相等，以此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仁寿四年（604年）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京都。第二年，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男丁200万人修建，用10个月完工。新的洛阳城修好以后，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都迁到那里居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虽然当时京城仍为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遂成为政治、军事、漕运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阳仍保持着东都的地位。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为了便利漕粮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完工后的大运河（包括隋文帝开皇四年命宇文恺开的由大兴城到潼关的300余里的广通渠）全长5000多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运河工程之一。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了当时和以后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促进了沿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和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与经济的繁荣一起，构成隋唐时期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与进步。
古代风景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领域，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天文历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10部算经，成为唐王朝规定的算学教本。唐玄宗时，僧一行完成的《大衍历》，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在医学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隋和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时王焘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时苏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推向一个高峰。在建筑技术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的长安城，堪称世界之最。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术。
文学艺术领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创作，把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人物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古文创作，一扫六朝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风，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以及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流传而出现的俗讲和变文，也为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奇葩，并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艺术领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为主要种类的雕塑艺术，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水平。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佛道画，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以及边莺的花鸟画，韩混、戴嵩、曹霸、韩干的牛马画，把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断推向高峰。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至今为世人称道。在汉族传统乐舞的基础上，借鉴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精华而形成的隋唐宫廷乐舞，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并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和周边地区，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哲学、宗教等思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宗派，隋唐时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各派教义互有异同，繁简不一。消长也不定。在隋唐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广为流传，寺院遍布，僧尼众多，虽然唐武宗曾下令灭佛，但不久又兴盛起来，成为国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许多著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但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广。西方的袄教（又称大袄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别支）、摩尼教（又称明教）、伊斯兰教等，随着这一时期中西方交通的发展，也相继传入中国。哲学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吕才，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抨击宗教迷信；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不同角度，批驳传统的孔孟唯心主义的道统和人性论，力图正确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宣传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学术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地理学成就最大，隋文帝时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辑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则置史馆，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时杜佑编撰的《通典》，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并开创了新的史学编纂形式和体例。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的《蛮书》，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每一寸表示实际的100里。这个图虽已失传，但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似，这是留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对外交往的扩大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之间，有战有和，实际控制的版图也随之伸缩。对外交往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呈扩大态势，成为后世称道的“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隋唐王朝主要出于维护和扩大封建帝国的主权与领土的考虑，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对邻边民族和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灭突厥、和吐蕃、伐高丽。
隋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隋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派重兵打败了突厥，促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唐王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经常侵犯唐的边疆，并把大批边疆居民掳去当奴隶。唐太宗即位以后，派大将李勣、李靖带领十几万大军，分道出击，于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并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置于唐王朝的控制之下。唐与西域诸国的通道，也随着贞观九年（635年）击溃吐谷浑而彻底打开。接着，唐王朝又派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设置西州，有效地控制了西域通道。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发两路大军进击，消灭西突厥，在其旧境设置了许多府州，受唐王朝直接统治。隋唐时期中央王朝消灭突厥，击败吐谷浑与高昌等，总的来说带有防止骚扰、保障内部安定、发展东西贸易及开疆拓土的性质，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