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悖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宋初皇位的继承
宋初太祖去世，为什么不是其成年的儿子继位，而是由弟弟太宗继统大业？是否其母亲杜太后有临终遗嘱？这遗嘱是书面的盟约，还是只有口头形式？甚或是宰相赵普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完全假造的故事？这一系列疑问，确实已很难搞清楚。
据《宋史·杜太后传》和《续资治通鉴》诸书的记载，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宋太祖服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已病入膏肓，召宰相赵普入宫接受宋太祖遗命。太后先问匡胤：“你登上皇位已一年有余，可清楚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太祖呜咽抽泣着不能言对，太后坚持要儿子回答，匡胤随口答道：“儿臣之所以能得天下，完全是依赖祖上和母后的积德余庆。”太后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这实在是由于周世宗让幼儿做皇帝、主宰天下，使群心不附之缘故啊。倘若周朝有年长之君主，天下哪里会轮到你的手中。”太祖点头称是，太后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百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四海之广，亿万之众，国有年长之君主乃社稷之福，你当牢记。”太祖泣不成声地回答：“一定听从母后的教诲。”太后回头看着赵普说：“你当同记我的话，不可违反。”接着，太后要赵普于榻前记下此遗嘱，作为给子孙的约誓书，赵普在纸尾签上“臣普书”三字，太祖手封其书，收藏于金匮之中，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
在此后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怀疑宋初“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将其作为宋初皇位继统出现兄终弟及故事的依据。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它提出怀疑，认为此盟约内容是虚饰之说。近代学者进一步对它进行仔细分析，许多人认为此故事是由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需要而假造的。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对此事分析得最为透彻，指出“金匮之盟”存在五大不可解释的破绽：一、杜太后死时，太祖才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太后怎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儿童？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德昭已二十六岁，完全成年。二、太祖既然坦荡无私地谨遵母命，又何必将盟约深藏封固？至少太宗即位之初，就应有人提出或公布盟约内容，以正太宗继统之名，然而却无人提及此事，其缘由如何解释？三、要直至五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才由已罢相多年的赵普密奏朝廷，太宗发金匮得誓书，这才将其盟约公之于世。赵普既是参与盟约之人，太祖在世时不敢泄露尚可理解，为什么在太宗即位后还要蹉跎多年，不马上疏奏和宣布盟约的内容，而坐失尽快讨得太宗欢心的良机呢？四、从史源上考证，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之事，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重修的《太祖实录》才加进此事，记载中且说盟约时太宗也在场。这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太宗如果预闻，那在其登位之初就应即时公布，何须五年后等赵普上书，发之金匮？五、“金匮之盟”可谓王室密约；藏之金匮，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当是朝廷秘密文件；后来赵普上书又是密奏。为什么此事需如此的保密？理由可能只有一个：即与此秘密相关者有四人，其中太后与太祖都已死无对证，惟剩下知情者太宗与赵普，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其事，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金匮之盟”的真相。这些疑点已充分说明，“金匮之盟”故事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六年。
那么，作伪的人是谁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从种种迹象分析，作伪者主要为赵普。宰相赵普识见过人，眷恋权力，又贪利好财，利用权势展建宅居，常常干些受贿营利的勾当，时还庇护违法谋利的属下官吏。在太祖后期，有人上告赵普及其属下许多不法之事，太祖震怒，欲拟旨严办，在太子太师王溥等的营救下，方得免除重惩，其属下官吏送御史台治罪，赵普被贬官，以同平章事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上表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准他回京，顺势罢其使相和地方之职，改授太子太保这一虚衔。因为赵普于太祖在位时曾阻挠太宗继统而受到冷遇，居京数年，郁郁不得志，尝够了失去权势后的世态炎凉。且在新任宰相卢多逊的排挤打击下，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这时，卢多逊与皇弟赵廷美相交甚密，引起太宗猜忌，想借赵普这位元老重臣，打击政敌，巩固皇位。
太宗便召见了赵普，赵普看准时机，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打出“金匮之盟”这张王牌，使太宗的继承皇位得到名正言顺的依据。果然很快又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甚至当面道歉说：“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接着就日后皇位继承问题试探赵普，赵普回答说：“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一语正中太宗下怀，连连颔首，两人又密谈许久。于是，赵普次日就恢复了相位，且兼领侍中和拜梁国公，这是宋初德高望重宰相的加衔。这样，太宗与赵普为了各自的目标走到一起，“金匮之盟”便是两人政治勾结的产物，是一件伪造的政治赝品。至此，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似乎已拨开了疑云谜雾，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说这一事情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么为什么太祖始终不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其长子与第三子早夭。次子德昭已二十六岁，第四子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其兄弟有失德之处，都可以做皇帝。而太祖一开始就让弟弟光义担任最有权势的开封府尹，听其网罗大批幕僚，主持京师政务达十三年，后又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进封晋王更是确认其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而太宗即位后，也让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宋初这一贯的做法，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吧。
同时，赵普曾在这问题上提醒过太祖，且有过阻止赵光义继统的蛛丝马迹，从而得罪了太宗。如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使太宗如此不能释怀呢？据《丁晋公谈录》载，太宗继位后不久，曾漏出过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赵普在其罢相后的奏章里也谈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这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为了将来的身家性命考虑，赵普不得不作此说明。后来赵普投向太宗怀抱，取得太宗信任后曾坦言：“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矣。”所以赵普死后，太宗还耿耿于怀地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可见，赵普曾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给过太祖许多忠告，但太祖终不听。且赵普罢相才一个月，就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屠宰相之上，光义隐然已定为皇储。太祖为何如此听不进赵普之忠言呢？
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不过十年，平均在位不到四年的历史出发，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太后临死时有可能提出兄终弟及以保持长君在位的口头遗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祖迟迟不立皇储了，因为立弟弟光义有些不太情愿，而立亲生儿子又有违母训，实在左右为难。上面我们提出的“金匮之盟”故事的疑点，其实主要可以否定这盟约书面成文誓约的不存在，所以太宗即位初年无人提及，赵普也因为本来是站在反对太宗即位的立场上，所以一时不便提及此事，也没有多少根据。而等到五年之后，太宗想拉拢赵普时，这才献上此宝玉，当然是经过了再次的人工雕凿。
上述分析，其关键还在杜太后有无口头遗嘱方面，倘若真有口头遗嘱，还存在其遗嘱是“独传约”还是“三传约”的区别问题。所谓“独传约”，即命太祖传位给太宗；而所谓“三传约”，即要求太祖传位给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给太祖之子德昭。以杜太后的立场比较两者，应该说“三传约”的可能性大。然而太平兴国六年赵普重新炮制时，当然不能用“三传约”，而只能改成“独传约”。因为倘若用前者，那无异是在宣传赵廷美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造假者不会如此愚蠢。而“独传约”则突出太宗，为太宗即位赢得合法依据，也为赵普树立了“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在逼死廷美后，太宗一系独传天下的局面就无可动摇了。
那么，最终杜太后的口头遗嘱是如何的内容呢？还是找不到有关的文字档案作佐证，仍带有相当的猜测成分，谜底的完全揭开恐怕已不太可能。
宋太宗弑兄夺位
宋太祖五十岁时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晴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爷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赵光义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