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认为，要使新建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夺取王位的，但也都是以君主的身份维持政权的，文武并用，才是他们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以往吴王夫差、智伯一味讲求武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秦王一贯使用严刑峻法，却灭了赵氏。要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效法前代圣人，陛下怎么可能夺取秦朝的政权呢？”刘邦哑口无言。心中虽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请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12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被称为《新语》。
在吕后当政时，吕氏家族大权在握，挟持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右丞相陈平既为国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又恐怕将来连累自己，经常深居简出、苦思索对策。当时陆贾已托病辞职，但还是主动求见陈平，为他出谋划策。陆贾直截了当指出：“足下身为首相，享受着三万户的一个侯国，富贵已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了。之所以整天忧虑，无非是为了吕氏诸人和幼小的皇帝罢了。”陈平见他说得是，便问他有什么办法，陆贾说：“天下太平时，主要靠相；天下危难时，主要靠将。将和相能团结协调，就能得到士人的支持和拥护，就是出现什么变乱，政权也不会动摇。国家的安危，就在你们两位的掌握之中了。我与太尉绛侯（周勃）很熟悉，经常与他交谈，他也听我的话。你何不结交太尉，建立密切的关系呢？”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赠送500斤金子给周勃，为他举行丰盛的宴会；周勃也设宴赠礼答谢。陈平和周勃公开结盟的姿态使吕氏不能吕后不有所顾忌，他们的阴谋受到挫折。陈平又拨给陆贾奴婢百人、50辆车和马、500万钱，作为他的活动经费，陆贾广泛结交公卿大臣，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这些准备，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就清除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氏政权。
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被封为太中大夫，奉命再次出使南越。由于在吕后当政时，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的决定，导致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兵戎相见。南越王赵佗软硬兼施，使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在今广西的瓯骆服从他的统治，自称南武帝，采用与汉朝皇帝相似的仪仗和制度，表示自己已与汉朝平起平坐，不再承认臣服关系。汉文帝以登位为契机，在陆贾出使前就派人整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的祖坟，专门安排了守陵户，每年定期祭祀；还将赵佗的堂兄弟召来，给予高官厚禄。文帝让陆贾带给赵佗一封信，词意恳切，但很有分寸，表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也劝赵佗放弃称帝。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帝这些措施很可能是出于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的建议。
陆贾的使命圆满完成，赵佗宣布取消帝号，停止使用“黄屋左纛”的仪仗，恢复南越王的地位，臣服于汉朝。
这三人中，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一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可以暂时不戴儒生帽子，不穿儒生服装，甚至穿上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将材，但并没有遣散学生或让他们也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确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距，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昧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人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的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戚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傲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廷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威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己也不懂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采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00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需要，是相当成功的。
捕鱼图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己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
朝仪的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贾就敢于进行争辩，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书》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要是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放弃自己的知识和信仰；要是他们见到刘邦将儒生帽子当尿壶后立即欢呼为革命行动，并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以示拥护；要是他们在刘邦声称“马上得天下”后就唯唯诺诺，不敢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汉朝的文治就得推迟很多年。
但要是他们在见刘邦时坚持自称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么不是被刘邦赶走，就是会被闲置一边。要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卜时向刘邦建议实行文治，要是在刘邦会集诸侯联合进攻项羽时就提出要制定礼仪，那肯定会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许从此不再会受到重用。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孙通为了排练朝仪，到鲁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时，就有两位拒绝接受，他们说：“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说好话来获得亲近和地位。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的尸体尚未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又要搞什么礼乐。礼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我不忍心像你那样行事，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古法，我坚决不干。你走吧，别糟蹋我。”叔孙通一笑了之：“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两位儒生表面上看来很有骨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见。叔孙通的确先后有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和刘邦这些主子，或许还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只有刘邦。因为秦二世显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项梁、楚怀王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在项羽那里又并不得已，等见到刘邦后叔孙通就再也没有背叛，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至于当面说秦二世的好话，显然是为了寻求脱身之计，他获得二世的奖赏，拜为博士后，并没有贪恋荣华富贵，而是立即逃归故乡，投奔反秦的项梁。难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样，坚决要求秦二世出兵镇压陈胜，不惜被投入监狱，才符合儒家的信条吗？把“礼乐”看得那么神圣，非要积百年的功德才能讲礼乐，死守着“古法”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使儒家的理论变成僵化了的教条，对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这两位儒生的意见，汉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时代才能制定朝仪，说不定等不到那么大殿久，就会因为正常的君权无法确立而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两位儒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大家都优游林下，不愿意出来说服统治者实行，对历史、对社会又有什么作用？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刘邦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好骂人的习惯至死也没有改变。但作为一位志在得天下的领袖人物，只要对自己的天下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用并不喜欢的儒生，听从他们的意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建议，即使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他就会改变初衷。一旦他认识自己没有道理，虽然不会认错，却能在实际上改正。刘邦对待郦食其、叔孙通和陆贾都是如此，随何和娄敬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
随何本是刘邦的“谒者”（侍从），汉三年（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打了败仗，退驻虞县（今河南虞城县东北）。刘邦对左右说：“像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商量天下大事。”随何问：“不知大王是什么意思？”刘邦说：“能不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背叛项羽，只要能将项羽拖在齐国几个月，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天下。”随何请求出使，带了20名随员去淮南。项羽所封的九江王英布一直在隔岸观火，随何将他说服，答应背楚归汉，但还没有公开。这时楚王的使者又来催英布出兵，随何闯入营帐，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说：“九江王已经归顺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出兵？”他又向英布建议：“事情已到这一地步，不能再让楚使回去，把他杀了，马上起兵与汉王会合。”英布起兵攻楚，使楚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
到战胜项羽，天下平定，刘邦大宴群臣。刘邦喝多了酒，就贬低随何的功劳，称他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你这种腐儒。随何从坐席上挺起身子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项羽）还没有离开齐地时，如果陛下出动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不能夺取淮南？”刘邦说不可能。随何说：“陛下让我带二十人出使淮南，达到了你的目的，说明我的功劳比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大。可是你称我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腐儒，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刘邦无言可答，就说：“我正要报答你的功劳呢！”于是封随何为护军中尉。
娄敬是齐人，从他的言行看，原来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介平民，按法律规定得去边疆服役。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他前往陇西服役，路过洛阳，刚登帝位的刘邦就住在那里。娄敬通过同乡人虞将军求见刘邦，表示要提出重要建议。虞将军让他换上新衣，他说你平时穿什么衣服，见皇帝时也该穿什么衣服，于是他就披一件毛皮袄进了宫。娄敬详细说明了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与周朝完全不同，不能像周公那样，通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接着他建议：
秦地依托山脉，有黄河相通，地形四面封闭，相当稳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征召百万之众，利用秦地的现有条件，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真是所谓天府（天然的库房，比喻物资丰富）。陛下要能入关，在那里建立首都，即使山东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可以得到保全。好比与别人格斗，要是不扼住他的喉咙，不按住他的背，就没有获胜的把握。现在陛下入关去建都，直接统治秦国旧地，好比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喉咙，按住了天下的背了。
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他们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定都洛阳的好处：“周朝定都洛阳，延续几百年；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不如学周朝。”刘邦犹豫不决，但张良肯定了入关的优越性，刘邦当天就起驾西迁。他不忘娄敬的功绩，封为郎中，赐姓刘。
山水画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北征，派出侦察的人回来都说匈奴虚弱，可以进攻，娄敬却认为这是匈奴故意制造的假相，千万打不得。刘邦气得大骂：“齐虏（该死的齐国奴才）！靠花言巧语当了官，竟敢胡说八道动摇军心。”下令将娄敬戴上枷锁关起来。但刘邦大败而归，事实证明娄敬的意见完全正确，刘邦立即将他释放，并向他表示：“我不听你的话，以至被困在平城。当时在你前面说可以进攻的十几个人都让我给斩了。”娄敬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娄敬又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将关东六国的世家大族十余万人迁到关中，都得到刘邦的同意。和亲政策延续到武帝初年，而“实关中”更成为西汉一代的根本国策。
娄敬虽然没有参加刘邦夺取天下的战斗，但为刘邦安天下所作的贡献，没有哪一位功臣可以与他相比。要是刘邦没有虚心听取这位“齐虏”的意见，没有及时向他认错的雅量，娄敬固然无法名垂青史，汉家的江山也未必能坐稳。
刘邦一开始并没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但一旦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改变态度，至少会抑制个人情绪，先考虑“得天下”的目标，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得天下、保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恰当作出自我估价，适应现实形势，坚持正确立场，同时又采取灵活手段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汉朝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飞将军”李广年轻时，以勇猛善战受到汉文帝的赞扬，但文帝也感慨他生不逢时：“要是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武将如此，文官也是如此，可惜汉高祖那样的皇帝太少了，可惜汉高祖的时代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