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以足智多谋而闻名的智者，他们立于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风口潮头，运筹帷幄，点石成兵。重温他们用智的往事，认识其用智的学问，对我们看待历史、把握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1.以谋成事保身的贾诩
〇 一次错误的追随
贾诩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另一方面则表现他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便毫不犹豫地改正。正是由于能及时地改正错误，才避免了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作为功名心很强的封建士大夫，贾诩认为匡危济难，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到来，便投身军中，在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手下任讨虏校尉。
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绍、刘表、孙坚等各路军阀为了争权夺地，便以讨伐董卓为名纷纷起兵，他们共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从北、东、西三面包围洛阳。董卓受到威胁，便挟持汉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不久，暂时联盟的讨伐大军没有进逼长安，而是为各自利益相互攻伐起来。群雄割据争霸的战幕就此拉开。董卓虽拥有关中之地，朝中大臣却大多心中不服，极想除掉他，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联络董卓的部将吕布终于诛杀了董卓。随后，中郎将牛辅也死于军中骚乱。
董卓一死，西北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此时，如果王允安抚有方，关中地区很快就会安定下来。但王允心胸狭隘，缺乏远见，对董卓的部下采取了镇压政策。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人派使者去长安请求赦免，竟被王允断然拒绝。一时间，军中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纷传朝廷要杀尽所有凉州籍将士。李傕等人乃一帮武夫，见此局面束手无策，又不愿坐以待毙。一次，他们召开军中会议，密谋解散军队，由大家各自从小路偷偷逃回凉州。贾诩得知，大呼不可。他说：“既然朝廷已下令要杀尽我们凉州人，如果大家单独逃跑，在路途上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也能把我们捆绑起来，到那时，各位的生命就保不住了。与其如此，倒不如率领部众向西前进，沿途收拢逃散的士兵，然后再攻打长安。如果侥幸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奉天子征讨四方，建功立业。即使不成，再逃回家乡也不晚。”
经贾诩指点迷津，各将顿时豁然开朗。按照贾诩的计谋，李傕等人立刻集结部队向西开拔，一路收罗亡散士兵。行至长安城下时，人数已达10余万人。李催等率军与吕布在长安城下大战8日，最后赶跑了吕布，攻破了长安，王允被杀，汉献帝落入了李傕、郭汜等人手中，贾诩因献奇谋被任命为左冯翊将军。但贾诩并不高兴，因为李傕等人在长安纵兵抢劫，大肆杀戮，都城吏民死者狼藉。这场变故与贾诩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使他心内愧疚不安。他发觉，追随李傕是自己的一次严重失误。因此，当李傕等人因其有首谋之功要为他封侯时，贾诩断然回拒。他说：“当初，我出此计谋是为了活命而已，何功之有！”李傕等人又让贾诩担任尚书仆射。贾诩再次婉拒，他说：“尚书仆射乃是朝廷百官的师长，应让天下人所敬仰者来担任。我贾诩素无名望，难以服人，怎能担任此职呢？如果我贪图荣耀和私利，是对不起国家的。”李傕等人无奈，只好拜他为尚书，掌管选官事宜。贾诩便借机大量选拔贤能之人担任朝廷官员，保护李傕等人看不惯的大臣，并对李傕等人的胡作非为多加指责，使这些人既感到离不开他，又害怕他。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贾诩因母亲去世，便离职回家守孝，朝廷授给他光禄大夫的荣衔。次年，贾诩母孝未完，京中李傕与郭汜为争夺权力相互火并，长安一带陷于战火之中。李傕令贾诩为宣义将军，助其争权。贾诩无奈，只得出山。他向李傕、郭汜晓以利害，希望其停止争斗，使长安免于浩劫，但没有成功。李傕为打败郭汜，征召羌人数千，以宫中财物相笼络，并许诺赏赐宫女。羌人军纪败坏，数次到宫门前索要宫女，汉献帝非常害怕。贾诩便暗请羌人首领吃喝一顿，并许诺给他们封爵重赏，让他们离开长安。结果，羌人一哄而去，李傕却还蒙在鼓里。
这时，朝臣张济之侄张绣对贾诩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先生怎么不快走啊？”贾诩忧虑地说：“现国家有难，我怎能离开呢？”他认为李傕等人得志，是因为自己当初所献计谋造成的，现在局势发展到这一步，他有责任尽量减少这些人的危害，试图挽回。
李傕又来向贾诩问计，想把汉献帝及大臣们劫持到军中。贾诩连忙劝阻说：“不可。胁迫天子是大不敬的行为。”但李傕不听，劫持皇帝为人质，烧毁宫殿城门，大肆抢掠。郭汜则劫持公卿大臣。双方继续交战。不久，李傕军中发生哗变，一些将士保护汉献帝逃了出去，终于摆脱了李傕的控制。
历经李傕、郭汜之乱，长安由繁华的都市变成了一片废墟。面对此景，贾诩痛心疾首。因为，他当初迫于无奈定计起兵攻长安在先，而后发生的种种变乱他又无力去制止，他感到自己难逃助纣为虐的骂名。他痛恨李傕、郭汜等罪恶之徒，所以在献帝出逃后，他将自己的官印和绶带弃掉，偷偷携家属出了长安。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愚忠，追随错了首领而身败名裂。贾诩在帮助李傕等人攻占长安后，看到他们的倒行逆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追随失误。于是，在借机挽回的同时，首先，借母亲去世，离职守孝，希望借此离开李傕集团；失败后，因李傕劫持汉献帝进一步认清了其罪恶本质。于是，丢弃官印和绶带，带家属离开长安。
可以看出，贾诩为了不再继续“助纣为虐”而离开李傕。能够见形势无法挽回就暗中离开，以达到及时脱身的目的，能审时度势，作出理智选择也是一种智慧，一种并非人人皆有的智慧。
〇 用巧计以弱胜强
由于实力弱小，在军阀混乱的时候难以独存。贾诩在投奔张绣后就帮助他先出一项重要决策：选择没有作为、比较安全的刘表结为外援。不久，面对实力强大的曹军，贾诩以出色的计谋为张绣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离开李傕后，贾诩先投奔了自己的同乡宁辑将军段煨。但因遭到忌妒便投奔旧识张绣。
在张绣处，贾诩得以大展才略，而张绣也对他放心任用，言听计从。只是张绣实力弱小，在群雄割据的夹缝中很是被动。贾诩劝张绣联合荆州牧刘表，结为外援。张绣同意了，即委派贾诩亲赴荆州说服刘表。在荆州，刘表待之以客礼，对贾诩的主张也很赞同。一番交谈之后，贾诩认为刘表是一个庸才，和平时期可以位列三公，而值此战乱之际，刘表缺少权变，遇大事疑而不决，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不过，与这种人联合，倒是一个很安全的对策，不怕被他吃掉。
就在贾诩刚到南阳不久，张绣就面临着一次生死考验。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雄霸之气十足的曹操率15万大军向张绣逼来，大有踏平南阳之势。曹操，沛国谯（安徽亳县）人。父曹嵩官至东汉太尉。曹操在汉桓帝时入仕为官，为人机警有权谋。黄巾起义爆发时，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镇压起义，因功迁升为济南相，后为东郡太守。董卓专权后，他招兵买马参加了征讨董卓的行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被地方官拥为兖州牧，镇压青州黄巾军，势力日壮。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自李傕军中逃出后，辗转到达洛阳。曹操便乘机迎献帝至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随后便四处征讨诸侯，势力弱小的张绣成为其首先攻伐的对象。
贾诩见张绣兵不过万，的确不是曹操的对手，便劝张绣暂时投降曹操，以避其锋芒，待机东山再起。张绣从之，派贾诩至曹操营寨通好言和。曹操见贾诩应对如流，非常喜欢他，欲用为谋士。贾诩说：“我以前跟随李傕，得罪了天下的人；今从张绣，言听计从，我怎么能背弃他呢？”说完便告辞而去。次日，贾诩引张绣至曹操处，表示降服之意。随后，曹操即领兵入宛城屯扎，并将部分军队分屯城外，寨栅相联10余里。
曹操初到宛城，竟强令张绣爱妻前往曹营侍寝。对此，张绣咬牙切齿，愤恨不已。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张绣依贾诩之计率兵偷袭曹操营帐。曹操猝不及防，慌忙上马出奔，右臂中箭，坐骑也被射死。正在危险万分之际，曹操的长子曹昂纵马赶来，跳下坐骑，扶曹操上马，曹操才得以逃脱。这一仗，曹操损兵折将无数，其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及得力猛将典韦都死于乱军之中。曹操遭此败绩，损兵折将，无可奈何，只好率军退回许昌。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三月，曹操为报此仇，率军再攻张绣与刘表的联军，沿途势如破竹，直抵南阳城下。张绣退守城内，闭门坚守。曹军围城攻打，以土填其城壕，在城边做梯凳，并架起云梯攻城。曹操还亲自骑马绕南阳城窥望南阳的守备情况，寻找其破绽，而后传令军士在城西门角上堆积薪柴，会集诸将在那里指指点点。
曹操的举动没有逃过贾诩的眼睛，他略一思忖，便知道了曹操的鬼把戏，便对张绣说：“曹操见我城东南角的砖土颜色有新有旧，设置的鹿角多半损坏，想从那里攻城。但为麻痹我们，故意让士兵在西门角堆积柴草，诈为声势，欲哄我撤兵守西北，他好乘黑夜从东南角破城。”张绣问：“怎么办呢？”贾诩献计说：“这很容易对付。明日可令精壮兵士埋伏于东南一带，却让城中百姓扮作军士，虚守西北。夜间任曹兵从东南角爬城，然后一声炮响，伏兵齐出，曹兵必败无疑。”张绣便依计而行。这时，曹操听说张绣把士兵都撤到城西北防守，呐喊守城，东南面却很空虚，便自以为得计。到了夜间，曹兵从城东南面爬过城壕，砍开鹿角，进入城中。不料一声呐喊，伏兵四出，曹兵被杀得大败，退出城外，败走数10里，折兵5万余人，丢失辎重无数。
此战之后，双方相持又两个月之久，曹军士气低落，无所建树，又闻冀州的袁绍要突袭许昌，无计可施，只好撤退。一天早晨，张绣、刘表闻知曹军北撤，便集结大军追赶。贾诩劝阻道：“现在不能追击，如若追击必败无疑。”张绣不听，说：“现在不追，不是坐失良机吗？”张、刘联军万余人向曹兵追去，约行10余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兵早有提防，奋力接战，把张绣、刘表两军打得大败而还。张绣垂头丧气地领着残兵败将回来，见到贾诩，很是羞愧，谁知贾诩急迫地对他说：“赶快再去追击。”张绣大惑不解：“今已败，干吗又追？”贾诩肯定地说：“现在追去，必定大获全胜。”张绣便半信半疑地收拢残军，再去追赶，曹兵竟不堪一击，沿途丢弃辎重无数。
张绣收兵回城，不解地问贾诩：“我先用精兵去追击撤退的曹兵，您说一定会败；这次我以残兵去追击取胜的曹兵，您又说一定会胜。而其结果都不出先生所料。这是什么原因呢？”贾诩笑着说：“道理其实很简单。将军虽善用兵，但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兵虽退，但曹操料到你会去追，必定亲率重兵断后，故追之必败。将军既败之后，曹操便轻兵前进，把辎重留给后面的疲弱之兵，也不防备，这时去追，当然会获胜。”张绣听了，不由得对贾诩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智取胜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智谋，就是对对方心机的洞悉，就是早谋一点早动一步的先见之明。
〇 顺应时势的英明决策
贾诩从形势的发展客观分析，认为张绣作为一个小集团，与其日后被别人消灭，不如趁早归附大诸侯，从而顺应时势作出了归附曹操的决策。
应该说，张绣和贾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人贵自知，他们深知自己没有登高一喊、八方呼应的魄力，也没有一匡天下的雄略，而仅仅是必须依附于“皮”的“毛”。于是审时度势，认定与袁绍相比，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结果，张绣归降曹操后，曹操不计前仇，任命他为扬武将军。贾诩也因为出色的才华为曹操赏识重用，从而使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施展的舞台。
曹操虽然在讨伐张绣时败在贾诩手下，但在别的战场上却接连获胜。随着吕布、李傕等势力的消灭，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与另一强大军阀袁绍之间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处于夹缝中的张绣成为双方拉笼的对象。
为了战胜曹操，割据冀、并、青、幽四州之地的袁绍特派使者到穰城（今河南邓县）与张绣订盟，以拉拢他出兵对付曹操。此时的张绣自知要独闯天下，凭他的力量是不行的，便思忖投靠某个大诸侯，撤掉自己独立的旗号。他见兵强马壮、声名远播的袁绍都来拉拢他，觉得面子不小，就想归附袁绍。贾诩也接到了袁绍的亲笔信，表示很看重他，希望他促成此事。但贾诩反对张绣归附袁绍。在招待袁绍使者的宴会上，贾诩怕张绣急忙表态，便公然对袁绍使者说：“请你回去告诉袁绍，他连兄弟（指袁术）尚且不能相容，还能容天下豪杰吗？”张绣听了这话，不免心中忐忑不安，怕袁绍怪罪。
席散，张绣问贾诩道：“既然先生认为不应当归附袁绍，那么该归附谁呢？”贾诩胸有成竹地说：“不如归顺曹操。”张绣听了，不解地说，“袁绍与曹操相比，势力强大得多。更何况我们接连与曹操打仗，已结下怨仇，怎么能归顺他呢？”贾诩分析说：“这正是归顺他的原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有利的地位，这是其一；袁绍强大，我们这点人马去归顺他，他不会怎么看重，而曹操人马少，正需要扩充，他得到我们，必定会很高兴，这是其二；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纵与他有怨仇，他也不会计较，借以向天下人表明他宽容大度、品德高尚，这是其三。有了这三个原因，将军就不必再迟疑了！”张绣听了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听从他的意见，率领士卒归附了曹操。
张绣归降曹操后，曹操不计前仇，任命他为扬武将军，还与张绣结为儿女亲家，以表示对他的亲近。同时，曹操更为得到贾诩而高兴万分，他拉着贾诩的手说：“为我创造这个机会取信于天下，这是你的功劳啊！”他早就想得到贾诩，这次总算是如愿以偿。曹操上表奏请献帝任命贾诩为执金吾，封爵都亭侯，很快又迁升其为冀州牧。只是当时冀州尚在袁绍辖下，贾诩便留在曹操幕下担任军事参谋。
有人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但是，看了贾诩的故事你会认识到人的命运是自己一招一招谋算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因为对天下的人和事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贾诩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学问。
〇 复杂环境中闪转腾挪的智者
曹魏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尤其是在争夺曹操的继承者问题上矛盾尖锐。
贾诩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曹操的亲信旧属，在重大问题上不便多言。何况立嗣既是人家的家务、又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政治前程，一旦判断错误，可能遭到政治上的打击。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已过六旬的曹操领有冀州、魏郡等10个州郡，占有了北方半壁江山。曹操自封魏王，一切政令都出自曹操的魏王府。魏王与皇帝已只是名义上的差别。不过，曹操不想在他的手里夺过皇位，而是为他的后代取代汉室创造万无一失的条件。他说：“若天命在我曹家，我愿做周文王。”但是，他该选择谁来做“周武王”呢？曹操一时举棋不定。
曹操生有25个儿子，长子曹昂死于宛城之战，次子曹丕成为曹操实际上的长子，按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制，继承权非他莫属。而且曹丕能文能武，决非庸才。但其第三子曹植同样是一个文武双全、胸有大志的人，并在才思敏捷方面远胜曹丕。他为了能取得父亲的继承权，凭着自己的才华，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他们都是当时闻名于世的文人学士。这些人常在曹操面前为曹植大唱赞歌，称他为当世奇才，是曹操理想的继任人选。曹操也很欣赏曹植的才干，但他亲眼看到袁绍、刘表都因选嗣不慎而引起内讧断送了霸业时，认为自己对此要慎重对待。
贾诩在这场继承权之争中，是倾向曹丕的，他认为曹丕有乃父之风，而曹植不过是一个饱学之士，未必能治理好国家。况且天下未定，如违反惯常继承顺序，势必引起内争，刚安定下来的北方又会受到战火的威胁。但贾诩不是曹操的亲信旧属，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不便多言。一天，曹操在犹豫不决之中，想听听贾诩的高见。贾诩面对曹操的提问，故意默然不答，双眉紧皱，做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曹操性急地说：“我与先生说话，先生却不作答，究竟是为什么呢？”贾诩连忙谢罪，回答说：“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所以没有马上回答您的问题。”曹操便问：“先生在想什么呢？”贾诩机警地说：“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曹操听了，禁不住抚须一笑。他明白贾诩的善意规劝。
曹丕终于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确立为魏王太子，但他仍担心说不定哪天父亲会改变主意。为了巩固其地位，他特地向多谋的贾诩请教。贾诩没有大说曹丕的好话，而是从曹丕如何扬长避短、提高自己的才德这一方面诱导他。贾诩说：“希望你能提高品德，扩展气魄，躬修学业，日夜孜孜不倦，不违背做儿子的规矩，做到这些就可以了。”曹丕听取了他的意见，自此便刻苦磨炼自己，地位日渐巩固。曹操也就不再有疑虑了。
晚年的曹操，为了能确保曹丕取得皇权，他对朝中臣僚已少了一些宽洪大度，多了一些疑忌之心，并不惜找借口杀掉他不放心的人。贾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也洞悉曹操的内心。他是一个有足够的智力保护自己的明白人。尽管他为曹操立下大功，又在立嗣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明知自己不是曹操的亲信旧属，而且曹操对策谋深远的他不会毫无疑忌之心。所以，在此后追随曹操的日子里，贾诩为人处世非常谨慎，收敛锋芒，下朝便闭门自守，从不与他人交往。儿女婚嫁，他都回避高门大族，而是与一些普通人家联姻。这使贾诩在凶险的政治斗争中得以自存。对此，天下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计谋的人。
失意时不气馁，积极寻求生存、发展之道；得意时不张扬，谨慎内敛保全自己，这不都是人生的大智慧吗？
2.屡献奇策的才俊郭嘉
〇 慧眼识人，改投雄主
在历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许多杰出的人才在原先的阵营里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而归属另一个主人后却大放异彩，功勋卓越。郭嘉就是其中之一。
在投奔袁绍未获重用后，郭嘉分析了原因，认识到袁绍好名而不知用人的本质，抛弃了种种幻想，毅然离开了他。在经荀彧推荐认识了曹操后，通过长谈，彼此之间相互了解。认识到曹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雄主，便毅然投奔，获得重用。
在混乱的年代，君臣之间是相互选择的。郭嘉的际遇正应了一句熟语：大将投明主，鹊雀登高枝。知人善用则是每一个成就大事业的“明主”所必备的素质。而“高枝”并不一定是很高的职务，主要指适合施展才干的平台，因为人才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发挥他的价值。
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年代，年轻的郭嘉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投奔了当时雄居北方，实力雄厚的袁绍，企图在乱世凭借自己的才华建功立业。
然而，由于年轻，加上郭嘉的名气并不是很大，袁绍并没有立刻重用他。同所有被冷落的能人智士一样，郭嘉因此而郁郁不得志。经过多方观察，终于认识到袁绍只想仿效周公的礼贤下士，却不很知道使用人才的道理。思虑多端而缺乏要领，喜欢谋划而没有决断，和他一起共同拯救国家危难，建立称王称霸的大业是很难的。
于是，郭嘉便离开了袁绍，去寻觅自己理想的雄主。
在此之前，郭嘉的同乡，颖川郡人戏志才是一个善于筹划的人才。在曹操的手下做事，很被看重。戏志才死后，曹操叹息不已，从此对来自汝州、颖川等地的人才特别看重。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大业的杰出人才。
经荀彧的推荐，郭嘉见到了曹操。两人一起共谈天下事，彼此之间均相见恨晚。郭嘉的才华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成就大业，曹操给郭嘉予以重用，任命他为司空军祭酒。
从此，寻觅到雄主的郭嘉便辅佐曹操，为其平定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〇 急攻吕布，远瞻孙策
天下无敌的吕布，十分自负。由于接连战败，信心遭到沉重打击，锐气已失。郭嘉深知，武勇的吕布如果获得喘息的机会，假以时日还会成为曹操的劲敌。他适时地劝谏曹操克服士兵疲劳、进攻受挫的种种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勇气，一举打败吕布消除祸患。而对孙策则指出其个性轻率，结怨多而不善防身的缺点，料到迟早会因此遭到灾祸。
以上两者，都是从对手的性格出发做出的决策。成功率非常小。
曹操借为父报仇打徐州太守陶谦，双方僵持不下。吕布乘机偷袭占领了曹操的根据地。丧失根基的曹操急忙回军攻打吕布，将吕布围困在下邳。
下邳城坚，难以攻陷。而连续作战又导致士兵疲惫，进退两难的曹操想收兵。但郭嘉却认为此时是攻打吕布的良机，应趁有勇无谋的吕布三次连败，锐气还未恢复一举攻下。之后又引沂水、泗水以水破城，并活捉了吕布。帮助曹操消除了争雄北方的一大对手。
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之时，军队主力都集中在北方前线。后方许都空虚，给了南方已占据江东地区的孙策袭击的好机会。曹操面临两强齐攻，两线作战的危险。为了安抚众人，郭嘉指出：“孙策刚刚占领江东不久，他所打败的都是一些英雄豪杰，是一个能让别人为他效力的人。但由于性格轻率所以不善于防备。虽然兵多将广，但结仇怨太多，处境很危险，一旦有刺客伏击便有可能身亡。”
孙策的结局不幸被郭嘉言中，在江边围猎时被仇人许贡的门客所刺杀。而曹操因此才能够集中己方力量与袁绍在官渡进行决战。
未见其景而揣知其情，以此为依据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郭嘉之智实在非一般人所及。
〇 隔岸观火，平定二袁
平定冀州之战虽然不如官渡之战那样出名，但其中郭嘉所做出的决策却令后人瞩目。
他看出了袁绍因未确立继承人，导致袁谭与袁尚兄弟争权，彼此不服，双方矛盾重重，只是在曹操的军事压力下才没有激化。于是及时劝谏曹操停止进攻，隔岸观火，让二袁因利益的冲突彼此火拼。最后，当二袁互相攻伐，双方均损失严重后适时出击，以较小的代价一举平定冀州。
外敌当前，内部矛盾会获得及时缓和；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化解；于是当外部压力减弱时，内部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并激化。在这场斗争中，郭嘉正是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矛盾的转化规律，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而取得胜利。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忧郁而死。由于袁绍没有明确立定继承人，导致袁谭、袁尚两人各自纠集了一批人独成派系，袁氏集团从此分裂。
所谓事在人为，一个决策者的思维方法、行事规律，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固有的性格弱点。但这种以人料事的办法，对于能集思广益乃至实施领导的对手，则恐怕曹操借官渡之战的胜利接连又几次打击袁军，许多人都想借此机会一举平定北方。而郭嘉认为：袁谭与袁尚兄弟彼此不服，争权夺利。若此时进攻则他们会团结一致，互相扶助。若暂缓打击，向南做出征讨刘表的假象，二袁就有可能互相争斗。等变局形成后再攻击他们就可一举成功。
听了郭嘉的建议后，曹操向南面进军，军队开到西平县，袁谭、袁尚果然开始争夺冀州。袁谭被打败后逃到平原县并投降曹操。曹操假意答应借此平定邺县，后来又攻占南皮，消灭叛变的袁谭势力，平定了冀州。郭嘉因功被封为洧阳亭侯。
袁尚在被曹操打败后，逃到北方乌丸人的地区。此时，刘备在刘表的支持下准备袭击许都。众人均认为袁氏已不足为虑，纷纷劝曹操回师南征。
这时，郭嘉力排众议，认为，乌丸地处偏远，所以会不加防备，如果乘此机会突然发动攻击，则可以轻易消灭敌人。而且，以前袁绍对这个地区的汉人、乌丸人都有影响。袁氏兄弟也没有彻底消灭。在北方，新占领的地区老百姓还没有完全归附。此时南征刘表就等于给了袁氏兄弟喘息机会，日后加上乌丸人则后果严重。而刘表与刘备互不信任，不足为虑。
由于郭嘉的劝谏，曹操出师远征乌丸。在此过程中，郭嘉强调兵贵神速，让士兵轻装疾行，直接攻击乌丸单于，结果大败乌丸军，消除了北方的隐患。
我们知道，曹操对郭嘉极为推崇和依赖，赤壁之战失利后，他还发出了“假如奉孝在”的感慨。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把郭嘉与诸葛亮相提并论。一个智谋胜过一旅之师，郭嘉之智确实并非浪得虚名。
3.智圣先师诸葛亮
〇 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
诸葛亮在那样一个通讯缓慢的时代，身处那样一个偏僻的环境，却能对天下形势了然于胸，并于纷乱的局面理清思路，看清未来，实在是了不起。
刘备是一位胸有大志的人。虽然一直不得志，但仍不停寻访人才。经司马徽和徐庶等人的推荐，他不惜在军务繁忙中带关羽、张飞二将躬身三顾茅庐，欲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共谋大业。前两次登门求教皆不得见，刘备并未因此而放弃求贤之诚意，又第三次再度登门。刘备对还未谋面的诸葛亮如此谦恭，致使身居山野的诸葛亮十分感动。为此，刘备第三次前往隆中拜谒诸葛亮时，诸葛亮真诚地以礼相待，向刘备说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就是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虽隐匿山野，然而他未出茅庐却尽知天下。他对刘备进言：“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地盘跨州连郡的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声低，人马少，结果他反而打败了袁绍，以弱胜强，其原因并非苍天使然，而在于人的智谋。今曹操拥有百万人马，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很难与他争锋的。孙权占据了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固，民心归附，且有一批贤将才士为他效劳，因此只能与他联合而不能去图谋攻取。而荆州之地，北依汉水、沔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堪称用武之地，但它的主人难以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特意留给将军的，将军是否有意接纳呢？另外，荆州西面的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一个天府之国，昔日汉高祖刘邦正凭借此地而成就了帝业。然而，益州牧刘璋懦弱无能，在他北面占据汉中的还有一个张鲁，民殷国富，但不知爱惜，因此有才智的人都渴望有一个贤明的主子。将军既然是皇帝之后裔，且信义又闻于四海，能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思贤若渴，如果能占有荆、益二州，固守险要，西边与诸戎和好，南面安抚夷越等各民族，对外与孙权结为友好邻邦，对内则修明政治，等待时机。一旦时机一到，就可命一上将统率荆州军队北上夺取宛城，汉室可兴了。”诸葛亮一席话就如黑暗中一道闪电，照亮了混乱复杂的天下政局，使刘备茅塞顿开，眼前呈现出一幅三分天下的蓝图。于是，刘备喜出望外，拜诸葛亮为军师，上马同回军中。
《隆中对》是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对时局作精辟分析的杰作，体现了他洞若观火、善于驾驭天下大事的能力和才干。诸葛亮以一言兴邦，刘备思贤若渴，采纳了他的计谋，并从此以诸葛亮为辅佐，踏上了建立蜀国、三分天下的征途。
〇 以法治国的能相
“武侯治蜀”是诸葛亮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建的政权和复杂的当地形势。诸葛亮坚持以法治蜀的方针。他励行法治，执法严明，整顿了益州长期混乱、松弛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各方面的反对，坚持自己的做法。最终使益州地区社会风气好转。
这一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首先，社会的稳定给新建的刘备政权带来声誉，使得人民相信这个政权。其次，安定团结的环境为以后发展、建设益州打下良好的基础。实际上，对于情况复杂的益州地区，要想发展，法治是惟一的途径。
治乱从严，宽严相济是古今认同的治国原则。但严到什么程度，宽到什么范围，在当时恐怕虽言法治而仍实为人治。以至于武侯事必躬亲，不劳累成疾才怪。
益州乃中国西南部地区，地域虽广，但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从春秋战国至秦汉以来，这个地区在经济上较之中原地区来说，一直要落后一些，尤其在它的南部，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跟中原的联系很少，其经济也就更不发达了。因此，治理益州，发展经济，成为诸葛亮巩固刘备取得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诸葛亮充分发挥出了他的治国安邦之才。作为刘备的军师，刘备的所有治国之策实际上皆出自诸葛亮，刘备对诸葛亮非常尊重，可以说是言听计众，从不乱予否定。故此，诸葛亮对刘备也就忠心辅佐，至死报答刘备的信任和知遇之恩。夺取益州后，诸葛亮励行法治，帮助刘备整顿长期以来益州地区混乱、松弛的社会秩序。诸葛亮执法严明，赏罚分明，“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在他的治理下，益州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史书上记载说，经诸葛亮的治理经营，益州之地变成了一块“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的好地方，整个社会“风化肃然”。对此，诸葛亮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曾帮刘备夺取了益州的刘璋旧部法正即对法治不满，他对诸葛亮说：“从汉高祖入关，也不过约法三章而已，刘公刚占益州，对百姓没有什么恩德；再说，你们都是外来人，按关系来讲，也应把政令放得宽一些，使大家安心。”法正提到刘邦当年推翻秦后把秦王朝的一切政令全废了，只宣布了三条法令：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窃者抵罪。刘邦的“约法三章”在秦王朝多年暴政后的确是对老百姓的一种解放，那么，这种历史的经验是否只能毫无改变地搬用呢？对此，诸葛亮分析得十分透彻，对法正晓之以理。他说：“当年秦王朝无道，用严酷法令压迫广大人民，老百姓怨声载道，那么刘邦的约法三章当然正得其时。然而现在情况恰好相反，刘璋治益，一直法令松弛，致使很多豪强放纵不法，因此严肃法纪，整顿秩序，这才是现在治国所需要的。彼时的放松和此时的从严，皆实际需要使然。”诸葛亮鉴古而通今，治国有法，安邦有道，以此可见一斑。
〇 以攻为守的北伐大业
即使诸葛亮不北伐，魏国也会出兵攻蜀。与其因战争造成蜀地破坏倒不如把战争引到魏国去。而且，单纯的防守，蜀国的发展始终不及魏国，双方的差距只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拉大。但蜀汉毕竟国小力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时的蜀汉政权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曹魏固然难以入笼打虎，而虎也难以出笼侵魏。若中原乱、或可一逞，若中原稳定，则毫无机会，所以孔明六出祁山自知是不可为而为之，一则以守为攻，再则主要是为了报答先帝刘备。
诸葛亮尽人事的百般努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为历史留下了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完美人格，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
诸葛亮抓住孙吴政权两次向曹魏用兵之机，决定挥师北伐，以完成先帝刘备之遗志，了却他自己的平生宏愿。在用兵前，诸葛亮非常慎重地向皇帝刘禅上了一道奏章，申述出兵中原之大义，此奏章即著名的《出师表》。奏本道：“臣本是一介平民，在南阳耕田种地，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未曾想在天下显身扬名。先帝不以为臣卑贱，反而降低身份，三顾草庐之中，询问天下大事，臣非常感激，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正赶上荆州大败，臣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迄今已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小心谨慎，所以在临终之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从接受遗命以来，臣日夜都在忧叹，唯恐辜负了先帝的愿望，有损于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臣在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平定了南方。现在南方已经安定，国家兵甲已足，应动员三军，北伐中原，这是臣对先帝的报答，也是效忠陛下应尽的责任。”诸葛亮的一番陈词，慷慨而情深，大义而忠烈，既为报知遇之恩，也是尽为臣之责。随即诸葛亮又下了一道讨伐曹魏的宣言，进一步使北伐中原的行动出师有名，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一切准备就绪，诸葛亮亲统20万步骑兵向北进发。大军抵达陕西与四川交界的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后，诸葛亮决定不直接从陕南出兵攻取咸阳等地，而是迂回用兵，先取陇右，以形成对曹军西线的威势，再从西向东全线出击。当诸葛亮的军队西出祁山、突然进至陇右地区时，驻陇魏军毫无防范，纷纷溃败投降。诸葛亮很快就占领了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天水（今甘肃西北）和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数郡，从南至北，清除了陇右的魏军，并派兵进驻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以扼守陇西至关中的咽喉要道。这时魏国开国皇帝曹丕已病死，太子曹睿即位。他闻知蜀军已出兵陇西，亲率大军坐镇，派大将张郃领5万军队赴西线迎敌，两军在街亭相遇。这就是历史上论述最多、民间故事中传说最广的街亭之战。此战因诸葛亮虽看到了街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亲临守御，而是派了名不副实的马谡为主将。而马谡死搬兵法，刚愎自用，公然违抗诸葛亮的军事部署，把军营扎在山上而导致全线溃败。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进攻和防守的滩头阵地，最后全军被迫从陇西撤兵汉中，第一次北伐宣告失败。诸葛亮对错用将领而导致北伐失败非常痛心，挥泪斩了马谡。马谡为诸葛亮好友马良之弟，好论军计，深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曾告诫过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在这一点上，诸葛亮却没有体会到刘备语中之意，一直对马谡很器重，直至街亭兵败，诸葛亮悔之晚矣。他亲自上疏刘禅，请求皇帝给他降三级处分，以示他用人不当之过。刘禅无奈，勉强同意了诸葛亮的请求，把他降为右将军，代理丞相之职。街亭兵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中少有的一次不谨慎，也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统帅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同年冬，诸葛亮在休整了几个月后，又率军进行第二次北伐，但终因粮草不济，又不得不退兵。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进行第三次北伐，占领了原魏国据守的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阳平（今甘肃文县）二郡，并将其正式划入蜀汉的版图。此次虽没打到关中，却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建兴九年，即公元231年，诸葛亮又组织了第四次北伐。这次，他充分汲取了前几次军事行动的教训，把粮草运输当作首要任务进行认真组织，委派曾一同受刘备遗诏辅政的大臣李严负责督运军粮，并根据山地运粮困难的特点，专门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木牛”的运粮独轮车。这次北伐，诸葛亮遇到了一个劲敌——曹魏方面的统帅、曾受遗诏辅政的司马懿。此人深知兵法，且有谋略，稳而不躁，善于思考。他曾镇守荆州以御东吴，因关中统帅曹真患病，他就被曹睿调往长安代替曹真，统帅张郃、费曜、戴凌、郭淮四员大将在西线抵抗蜀军。两军在陇西相遇，诸葛亮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先避开敌方之主力，攻击驻守上邦（今甘肃天水）之魏军，从而大获全胜，使守卫上邦的费曜、戴凌逃回城中，不敢再战。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攻上邦，即率主力从祁山前去救援，但他深知诸葛亮厉害，兵至而不战，只在险要地方下寨据守，不出战。诸葛亮每日派将挑战，高声叫骂，故意羞辱司马懿，以此激将他率军出战，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仍按兵不动，置之不理。于是，胆识过人的诸葛亮又改用诱敌之计，佯装退兵，司马懿见蜀军退走，派人打听虚实后就率军尾随而进，仍不急不躁，决不主动与蜀军正面交锋。司马懿的举动遭到了他手下部将们的戏弄和嘲笑，加上诸葛亮又经常派部下士兵向魏军挑战，甚至辱骂，这使魏军将士怒气冲天，不堪忍受。他们多次请战，但主帅司马懿就是不允许。于是他们议论开了：“还未交战就不敢出战，将军畏敌如虎，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讥笑？”这些议论日益增多，司马懿终于稳不住了，于是决定与诸葛亮决战。诸葛亮等的就是司马懿的急躁，早已布下伏兵，只等司马懿往里钻。这一仗把曹魏军队杀得大败，使司马懿再也不敢与诸葛亮交战了。此后，两军相持近6个月之久，诸葛亮又因粮草供应不济，只得再次退兵。司马懿以为这下该可出击蜀军了，就派大将张郃率兵追杀，谁知追到木门谷（今甘肃天水西南）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张郃竟死于乱军之中，魏军追兵反而成了溃军。诸葛亮撤回汉中后，严厉惩治了督运军粮不力的老将李严，并决定暂缓北伐，休整内政，鼓励农商，发展生产，让国力重新恢复起来，以便作好充分准备，再次北伐。
公元234年，即建兴十二年，已50多岁的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由于3年的准备，他已将大量的粮草囤积在斜谷口，以备军用。另外，他还进一步研制出一种运粮的四轮小车，叫“流马”，以供在山地运粮之用。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他亲率10万大军从陕南出发，这一次他不再西出陇地，而是直插陕西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这次魏军统帅仍是司马懿，当两军在渭水边对峙扎营后，司马懿故伎重演，坚壁据守，就是不出战，而诸葛亮却希望早早决战，不宜久拖。为此，诸葛亮使尽所有的手段，甚至派人送了一套妇人服饰给司马懿，嘲笑他像妇人一样胆小。但司马懿已吃过诸葛亮的亏，即使受辱，也忍住不战。为掩入耳目，他还假说决战需奏准皇上，使众人不敢再非议他。司马懿采取拖延战术，的确抓住了诸葛亮的致命弱点。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加之诸葛亮办事谨慎认真，所有军政大事，事无巨细，凡事必躬亲，这使他日夜操劳，身体渐渐虚弱，很快就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诸葛亮深知自己的病情难以好转，于是，一面上奏朝廷，向刘禅报告了自己的病情，并对日后国家许多军机大事一一作了交代；另一方面，他又周密部署了他死后蜀军的退兵之策。当这一切料理停当，诸葛亮就在这北伐前线的军旅病榻上，怀着对北伐未竟事业的伤感和遗憾，怀着对先帝的无限追忆，怀着对亲自创立的蜀汉政权的隐隐忧思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仅54岁。
《三国演义》中以“六出祁山”对诸葛亮的北伐做了文学性的描述，北伐虽然最终没能成功，诸葛亮的“人算”最终没能算过“天命”，但他靠一己之力维持了一个王朝，这种大智与大勇不能不令后人肃然起敬。
4.以智成事的曹魏权臣司马懿
〇 随机应变，速平孟达
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一个智者的典型。
为了维护曹魏政权的安危，司马懿在获悉孟达即将造反的消息后，先设计麻痹孟达拖延起事的时间。在其起兵后，打破先上奏魏帝后出兵讨伐的传统，不待诏令，直接领兵攻击孟达，在他尚未完成防御准备前，出其不意一举将其击败，避免了乱事的扩大，为全力迎击诸葛亮的北伐大军争取了时间。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六月，魏文帝曹丕下诏使司马懿屯兵于宛，加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当初，蜀将孟达因未援助关羽怕刘备怪罪降魏，魏给他的待遇很优厚。司马懿以为孟达言行狡诈，看风使舵，不可信任，向魏明帝恳切进谏，魏明帝不听，让孟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孟达于是连结吴蜀，利用魏对他的信任，暗地图谋中原。
蜀丞相诸葛亮厌恶孟达反复无常，又忧虑他危害蜀国。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怨仇，诸葛亮欲加深他们之间的怨仇，派郭模诈降魏，去拜访申仪，故意泄露孟达欲叛魏的计划。孟达听说自己的谋划泄露，准备起兵。司马懿恐孟达迅速发兵，写信告诉他说：“将军昔日抛弃刘备，托身于我国，国家将疆场重任委托给你，并将伐蜀的事也托付给将军，至诚之心可谓如天上白日。蜀人不论愚智，对将军莫不痛恨。诸葛亮欲破坏你和魏的关系，只苦于没有办法。郭模所说的并非小事，诸葛亮怎能忽视此事而让郭模泄露，此中道理是容易明白的。”孟达得信大喜，谋魏之事犹豫未决。司马懿即暗地进军讨伐。诸将认为孟达与吴蜀互有冲突，应先观望而后动手。司马懿说：“孟达无信义，现在正是他们互相猜疑的时候，应当在他未做出决定的时候消灭他。”于是快速进军，一日行二日路程，八天便到了上庸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和木阑塞进军以救孟达，司马懿分派诸将阻截吴蜀军。
初，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离洛阳八百里，离我处一千二百里，听到我起事的消息，当上表给天子，来回路程，须一个月时间，那时我的城池已经修整牢固，诸军都做好了准备。我处在深山险道之中，司马公必不会亲自来，其部下诸将来，我不会有忧患的。”及魏兵到，孟达又告诸葛亮说：“我起事八日，而魏兵已至城下，多么神速啊！”上庸城三面河水阻隔，孟达在城外立木栅以巩固城防。司马懿渡水破坏了木栅，直抵城下。分八路攻城，攻了十六日，孟达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司马懿斩孟达，首级传至京师。俘获万余人，整顿军队回到宛。又鼓励农桑，禁止浪费，南方百姓都喜悦而归附。
〇 假痴不癫，乘机发难
在与曹爽夺权力的斗争中，司马懿以退为进，装病麻痹曹爽，先免除了自己的灾祸。司马懿若不是装病将死，很可能被曹爽杀死。在骗过曹爽之后，司马懿在有利时机举兵发难一举成功。
景初二年，司马懿讨灭了割据辽东数十年的公孙氏，军政声望成为曹魏朝臣之首。其时，朝廷中拉帮结伙，党同伐异之风又起，以曹真之子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和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氏集团初步形成，彼此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明帝诏令禁止，亦无补于事。司马懿经常和其长子司马师策划于密室，积极罗致党羽。明帝心腹、典掌机要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均为其笼络。
明帝酒色过度，身体虚弱，景初二年一病不起。其子曹芳年仅7岁，选择何人辅政，煞费苦心。明帝颇知人，对司马懿疑虑甚重，瞩目于燕王曹宇。刘放和孙资同曹宇嫌隙极深，借单独召见之机，抬出文帝严禁藩王辅政的诏令，排斥曹宇，力荐懦弱无能的曹爽（曹操的侄孙）和司马懿。亲王既不能辅政，曹氏宗室又无杰出人才，明帝无奈，任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顾忌曹爽懦弱，特意任命以办事干练著称的孙礼为曹爽的助手，但对司马懿依然迟疑不决。此时，司马懿已从辽东回到汲县（今属河南），得讯后乘追锋车，以一夜400里的速度赶回洛阳，闯入宫中，对明帝力表忠心，终于夺得了和曹爽共同辅政的权力。
正始元年，明帝死，葬高平陵（洛阳城南90余里）。曹芳继位。曹爽布置兄弟及亲信何晏、丁谧、毕轨、李胜等掌握禁军、机要、官吏任免、治安等要害部门，尊司马懿为太傅。但这些人大都是贵胄子弟，纨绔公子，醉心权势财货而无应变之能，热衷吹枯嘘生的玄学或高谈阔论而无治政之才，彼此间也不断勾心斗角。有的被时人呼做狗，有的被看做行尸走肉之徒。这帮人连两个普通藩王争夺封地的一般案件也处理不了，一拖就是八年。孙礼认为查一下初封时的地图便可迎刃而解，得罪了曹爽，判刑五年，保释在外。孙礼怨愤难平，找司马懿诉苦，被司马懿笼络。正始五年，曹爽为提高声望，兴师10万伐蜀，兵败而归。改用合并郡县，裁撤官吏的办法立威，侵犯了官吏的权益，使之大都倒向司马懿一边。
司马懿外示退让，暗中着着布置、标榜名教，积蓄力量。司马师豢养3000余敢死之士，散于民间，严防曹氏集团察觉。正始八年，司马懿故伎重演，声称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拒绝过问朝政。次年，李胜外任荆州刺史，借辞行之名前往刺探虚实。司马懿佯装神智昏迷，气若游丝，水浆难进。李胜回报，司马懿将不久人世。曹爽等戒虑全消，肆情纵欲，为所欲为。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带领全部亲信拥簇曹芳祭祀明帝。司马懿立刻借曹芳生母郭太后之名发动兵变，占据武器库，关闭洛阳城门。司马师陈兵阙下，切断宫室与外界的联系。司马懿亲屯洛水浮桥，堵住曹爽归路。随后又强令郭太后罢免曹爽，同时上章曹芳，列数曹爽罪状。大司农桓范夺门而出，建议曹爽挟持曹芳，退屯许昌，讨伐司马懿。遭到曹爽拒绝。司马懿遣曹爽亲信尹大目游说曹爽：“只要交出兵权身家性命概不过问。”又拉出素以刚正见称的大臣蒋济等做担保人，以洛水为誓，确保曹爽身家性命的安全。曹爽相信司马懿的誓言，甘做富家翁，拱手交出兵权。司马懿兵权在握，软禁曹爽，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不久，则借口曹爽阴谋反逆，族灭曹爽及其党羽。
5.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
〇 精心策划，兵变陈桥
可以说，没有赵普的精心策划，赵匡胤不会如此顺利地发动陈桥兵变，当上皇帝。
作为亲信，掌书记的赵普是赵匡胤凭军权发动陈桥兵变的策划人。
首先，赵普派人散布谣言，捏造契丹和北汉联合入侵后周的谎报。为赵匡胤率大军离京制造良机。使得赵匡胤既军权在手又摆脱逼宫的嫌疑；其次，当大军进驻陈桥驿后，利用天象煽动士兵，从士兵自身的利益出发鼓动他们“立检点为天子”。最后，赵普以“长保富贵”为由，要将领们听从指挥，并派人通知在京城的石守信等大将策应，与将士们一起将假装不知的赵匡胤龙袍加身。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逝，其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为帝，是为恭帝。赵匡胤当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在此期间，他还把一些重要将领拉拢到身边，以盟誓结义的古老方式，与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结义为兄弟。后周“主少国疑”的局面，也正好为赵匡胤废周自代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他的授意下，时任掌书记的赵普等人精心策划，紧锣密鼓地作好了兵变的准备。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赵普等派人散布谣言，说北汉和契丹会师南下，派兵进犯。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等仓卒之中不辨真伪，急派赵匡胤率兵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出发，北上防御。大军行至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时便驻足不进。军中有一通晓星象之人名叫苗训，他指点门官楚昭辅等人观察天象，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似乎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古时候，人们认为太阳是皇帝的象征，另外出现一个太阳，就预示要出一个新的皇帝。谣言遂因此不胫而走。当晚五更，军士们聚集于陈桥驿前，议论纷纷。赵匡胤的亲信煽动兵士们说：“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亲政，我辈冒死为国家抵御外敌，又有谁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晚。”这时，一直在幕后策划的赵普、赵光义等走出来假言规劝将士们不要这样做。他们名为劝阻，实为激将。果然群情汹汹。赵普等见已时机成熟，就派人连夜赶回大梁通知城内的守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让他们在京城统军策应。黎明时分，北征的将士们披甲执刃，团团围住赵匡胤的军帐。此时，赵匡胤正悠闲地卧于帐中饮酒，佯作不知。赵普与赵光义推门而入禀告外面的情况，赵匡胤这才慢慢起身出来。将士们一见便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未及开口，就有人把象征着皇权的黄袍裹在他身上，高呼万岁。参加兵变的士兵们不等他分辩，就簇拥他上马。赵匡胤手揽缰绳对众将士说：“我有号令，尔能从乎？”众将士纷纷表示愿听号令。赵匡胤就说：“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骛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众将闻言，俱下马跪拜，整肃军队进入大梁。
赵匡胤进城后，令军士们各归营帐。片刻之后，手下将领簇拥宰相范质等而来。赵匡胤一见即痛哭流涕，假惺惺地说：“（我）违负天地，令至于此！”但没等范质等开口说话，一个名叫罗彦环的将领即手按利剑对范质等人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只好“降阶列拜”，承认赵匡胤为皇帝。
陈桥兵变异常顺利，全赖赵普等人谋划之功。从散布北汉与契丹进犯的谣言，到观天象、唆使军士拥立赵匡胤为帝，而后里应外合、兵不血刃进入大梁都城，整个兵变过程安排得丝丝入扣、细致入微，甚至连加身之黄袍和禅代诏书都已事先做好准备。赵匡胤对将士们的约法三章，也是赵普等人谋划兵变的既定策略，有利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也有利于日后北宋的统一事业。陈桥兵变，系由赵匡胤指使、赵普等人精心策划，一手导演而成。这其中，赵普运筹帷幄，居功至伟。赵匡胤如愿以偿登上皇帝宝座，晋封拥戴他的有功之臣，忘不了给赵普加官进爵：“以佐命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〇 战略定策，一统中原
赵普根据形势，为了一统中原提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战略正确是迈向成功的良好途迳。面对北方强大的辽国，与其先攻强敌，不如“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富饶”，然后再北攻辽国。这样不仅统一了南方还壮大了北宋的经济实力，使日后能与辽国持久的作战。
北宋王朝建立后，迅速平定了后周残余势力的反抗，使宋成为北至燕山，南达淮河，东临大海，西过黄河的大国。
内乱虽平，但中原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在北宋的南边和西边，南唐、吴越、南汉、后蜀、南平等一些割据小朝廷各霸一方；在北边，契丹、北汉窥视中原。此外，还有不少地方豪强势力拥兵自立。如何扫灭群雄、一统中原？宋太祖赵匡胤对此事一直萦记于心，寝食不安，其心腹智囊赵普也同样在考虑，酿策腹中……过去，宋太祖每遇难以决断之事，便亲到赵普宅第与之商议。因太祖到他家过于频繁，赵普每次下朝回家后都不敢更换便装，以便随时侍候。有一天夜里，天上下起了大雪，赵普猜测宋太祖可能不会来了。哪料到忽闻叩门之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惶迎拜”。这次宋太祖雪夜来访，还邀约了其弟赵光义，要与赵普一起商议征讨南北各国、统一中原的大计。赵普赶紧嘱咐夫人置酒迎驾，不一会儿，夫人端上热气腾腾的菜肴。君臣三人围坐在炭炉前，一边饮酒，一边吃着烤肉。赵普的夫人给他们斟酒，宋太祖也以大嫂相称，君臣亲密无间。宋太祖在席间说明了来意，叹息着说：“吾夜不能寐，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胸有宏图大略的宋太祖当然不能高枕无忧。他进而提出了“计下太原”的方针。太原为北汉的国都，背后有契丹人的支持，显然是一个硬钉子。宋太祖提出这个方案后，三个人都一言不发，静静地饮酒。赵光义催着赵普发表意见。赵普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他仔细分析了形势后，提出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指出，太原正当西北两面，如果攻下太原，则大宋将独力支撑局面，抵挡西北两面的劲敌——契丹和北汉。而南方诸国都较为弱小，容易征讨，并且南方还比较富裕，平定南方后可以大大增强自身的实力。到那时，再挥师北上，“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赵普言下之意，若按此计办，攻取太原、削平北汉将易如反掌。宋太祖原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听了赵普的一番对局势的精妙分析和据此提出的战略方针，甚为嘉许，便笑着掩饰说：“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
这天雪夜定策后，北宋即着手对付南方诸国。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由其子周保权袭位。当时驻扎衡阳的大将张文表起了取而代之之心，起兵反叛。周保权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向北宋求援。于是北宋制定了以救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股地方势力的征讨方案。次年，北宋依计出兵，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后蜀派人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北宋。不料派出的信使却将此信献给了宋太祖。这样，北宋西讨便师出有名。经两个月的征讨，就灭掉了后蜀。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北宋以“救此一方民”的名义派兵越过五岭，讨伐南汉。很快，南汉灭亡。此后又向南唐大举进攻，开宝八年，宋军攻进金陵城，南唐国主李煜被迫投降，南唐灭亡。
北宋的南征，有如摧枯拉朽，未费多大气力就基本结束了延续几十年的分裂局面，使中原和南方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统一。这是宋太祖与赵普等人制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战略方针取得的巨大成功。若无“先南后北”之策，中原的统一将要延长若干年，且后来形势的发展尚不可知。赵普在北宋鼎定中原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杰出的战略家眼光，非常人所及，功不可没。平南后雄心万丈的宋太祖为使汉唐旧疆的北汉划入大宋版图，曾在灭蜀后两次出兵讨伐北汉，均因契丹的出兵增援而无功而返。
赵普在宋太祖两伐北汉失利后，即主张罢息干戈，对契丹暂时采取守势，全力治理国内，等候时机，再图北汉。有一天，宋太祖召见赵普，拿出幽州地图给他看。赵普心知其意又在北伐，便佯作仔细观看，并大加赞叹，说此图肯定是大将曹翰所作。宋太祖就问他何出此言。赵普回答说：“方今将帅才谋，无出于翰（曹翰）。此图非翰，他人不可为也。翰往，必得幽州。然既取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宋太祖听后默然无语，打消了北伐的念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宋太宗又一次发动北征，却屡遭败绩，骑虎难下。赵普先后两次上书，要求“罢将士伐燕之师”，并劝宋太宗“端拱穆清，啬神和志，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
历史上曾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不论传说虚实与否，赵普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为大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却是不争的事实。
6.能料事未能料人的刘伯温
〇 议废明王，理清大计
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统帅的一支红巾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衡州和处州，随后又次第拔除了东南一带元军的一些孤立据点，元朝在浙东的军事力量已被清扫，浙东地区大部获得平定。雄心勃勃的朱元璋，极力搜求各地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希望他们出来辅助自己的事业，帮自己扩充地盘，稳定社会秩序。刘基，字伯温，在浙东很有名望，自然被列入邀请之列。但朱元璋几次派人礼请他出山，他都是好言推托。当胡大海攻下处州，再次厚币礼聘时，刘基仍是婉言谢绝，不肯依附。后来，处州总制孙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申明利害，讲明对他们不算旧账，只要他肯出山，不但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还可做官办事，一齐治理天下。与此同时，刘基的亲朋好友也写信催促，劝他应聘。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刘基终于决定去应天府（今南京），观察朱元璋对自己的真实态度。
刘基到应天不久，就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朱元璋用上宾之礼接待了他，又命有司修礼贤馆让他住进去。刘基见朱元璋诚心诚意，自认为遇到了明主，马上呈上时务18策，内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扫除僭乱的大计方针。朱元璋听后大喜过望，当即把他留在身边参与机密谋划，尊称他为“老先生”、“汉之张良”。
刘基长期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他的政治军事才干也得以施展。于是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帮助朱元璋征东平西，走南闯北，逐鹿中原，干出了一番震天动地的事业，成了朱元璋智囊中的中心人物和忠心耿耿的谋士。
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作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
元末，农民起义军群雄并起，虽各怀异志，但在表面上，都以侍奉起义先驱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即小明王）为号。朱元璋在羽翼未丰之期，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奉其为主，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从而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了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变化，朱元璋已具备了夺取天下的实力后，再尊奉韩林儿，显然只会束缚手脚，对自己有害而无利。
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基虽然也知道朱元璋尊奉小明王乃虚伪之举，此时他已敏锐地认识到，现在已是踢开小明王的时候了。因此，他果断地先于他人向朱元璋挑明此事，让朱元璋尽快决断。
当然，朱元璋也早有此意，只不过因各种原因引而未发。此时，他自然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样，朱元璋在群雄之中，率先摆脱了小明王的牵制，完成了独立。这对他彻底成就大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〇 仁政严法，稳定国势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正式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李善长、徐达由相国改任左右丞相，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在朱元璋登基大典上，太史令刘基代替大明皇帝宣读祝文；在策封勋臣时，刘基奉册宝宣布皇帝命令。
经过几十年群雄角逐的战乱，生民涂炭，国家凋蔽，百姓困顿，急需休养生息。为了迅速安抚民众，朱元璋又向刘基询问为政治平之道。刘基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如今国威已经树立，宜渐渐济之以宽大。因为生民之道，在于仁爱，在于以仁心行仁政。宋元以来，法制名存实亡，宽纵日久。现今应当首先整顿纪纲，颁示法典，然后仁政才可付诸实施。”他帮助朱元璋审理开释了一批积年未决的冤案，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一次，太祖由于晚上作了一个梦而要借梦杀人，刘基问明原因后说：“刑，威令也，其法止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皇上晚上的那个梦，是国家将得士得众的征兆，应该停刑以待。”刘基借说梦而制止太祖滥杀无辜。但也真巧，三日后，海宁宣布归降朱元璋。太祖闻讯后大喜，认为刘基的招数真灵验。从此以后，朱元璋将重大囚犯都交由刘基审理，刘基尽量从宽处理，以笼络、安定民心。
另一方面，他请求振肃法纪，立法定制，既制止纵罪，又严禁乱捕监杀。朱元璋下令实施他的提议。很快，刘基拟定明律令，成了明朝后来立法的基本依据。洪武三十年所颁布的《大明律》就是在它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的。
洪武元年（1368年）夏历四月，在北伐中原获得占领山东、河南的胜利之后，朱元璋由应天（南京）去汴梁（开封），大会北伐诸将，研究战局和部署攻下元大都的步骤，留刘基和李善长做南京留守。刘基这时的官职是御史中丞，负责纠劾各级官吏中的非法违禁行为。刘基认为宋、元两朝末期，由于纲纪不严以致丢失天下，因此，要求各御史官对违禁行为，要仔细查处，不管犯禁的人权势多大、官职多高。那些宿卫朝廷的宦侍近臣如果犯法，他总是先报告皇太子然后绳之以法。他的严格执法令众臣属谨小慎微。恰在这时，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当斩，李善长出面为他求情通融，刘基铁面无私，冒着风险，没有理睬李善长的说情。由于事关重大，刘基按照正常规定向朱元璋做了书面报告，等批准后马上就把李彬杀了。但是，这件事却带来了李善长的嫉恨。李善长原是朱元璋举事不久收用的幕府书记，元璋称吴时的左相国，称帝后的左丞相，在朝廷中一直位列第一。杀李彬后，李善长蓄意报复。后来，刘基终于架不住李善长的百般陷害，主动告老还乡。
如果说刘基因于严格执法而得罪左丞相李善长是“失策”的话，那么他这种“失”，也是为国势稳定和黎民得利之“大得”而“失”的。为大得而不计小失，正是一种大智的表现。刘基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
〇 固辞相位，归隐青田
李善长在明朝开国之后，因其功劳被任为左丞相，封韩国公，位居群臣之首。但随着权势的日重，李善长渐渐大权独揽，大有架空朱元璋之势。
朱元璋深恶李善长之专权，意欲废其相位，询问刘基相位人选。刘基对朱元璋说：“善长是对建国有大功的元勋，德高望重，深得众将爱戴，他能调和诸将，故不宜更换。”
朱元璋说：“他几次要谋害你，你为何还替他说话？我看还是你来当丞相吧。”
刘基知道在李善长的淮西集团当权的状况下，他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连连辞谢说：“换顶梁柱须要用大木，如用捆起的若干细木代替，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房子压垮的。”
朱元璋又问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人如何？虽然刘基与杨宪交情很好，却没有因此说好话。他评论说：“杨宪虽有相才，但器量不够，当宰相者要‘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万万不可义气用事。”至于汪广洋，刘基说他心胸偏狭怕比杨宪还厉害。他评论胡惟庸，说胡若为相，好比驾车，他非但驾不好车，甚至会弄坏辕木。
品来论去，朱元璋最后说只好由刘基任相了。但刘基却一再说明自己的缺点，说他嫉恶如仇、性格偏激、脾气急躁，受不惯繁文缛节，深恐辜负了皇上的恩典。并说目前这几个人，实在没有很合适的丞相人选，但天下之大，何患无才，只要下功夫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朱元璋最终还是觉得刘基过于苛求，求全责备，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任用了杨宪、汪广洋、胡帷庸为相，结果正如刘基所料，都出了问题。
洪武三年（1370年），刘基任弘文馆学士，历史上弘文馆是藏有众多文献图书的地方，弘文馆学士掌管校正图籍，教授皇家贵族子集经史。在朱元璋给刘基的诰命中，朱元璋回顾刘基建国前的业绩时说：“朕亲临浙右之初，你等响应朕之正义之举，及至朕归京师，你等即亲来辅佐。当此之时，括苍（处州）之民尚未完全归顺，及至先生一至，浙东形势便彻底平定下来。”言之下意，希望刘基在弘文馆中进一步发挥政治影响。
同年十一月，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刘基被封为诚意伯，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政大夫、上护军。
但此时，由于刘基在严格执法中杀掉了李善长的亲信李彬后，在朝中颇受李善长一派势力的排挤。他自感在朝中无法自在立足，并且也感到自己也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遂再次向朱元璋上告退书，决意归隐家乡青田。
刘基回到家乡，每天除游山玩水，谈情说性，吟诗作文，抒发感受外，还喜欢与乡人饮酒弈棋，评品字画，与儿童谈天说地，嘻笑玩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享受着逍遥出世，超然物外，摒除世间荣辱，超脱尘世的情致。
有时，他与樵夫渔父聊天，谈论山中的趣事，水中的雅兴。有时他又与野老桑农一同散步，大谈养生之道。但从来不讲自己以前的功名与战绩，也不喜欢别人提及。如果有人想阿谀几句，肯定要遭到他的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因此，认识他的人都不呼其职位名，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不过是一位不闻世事的普通隐士。
青田县令早已仰慕刘基的才学，听说他回乡了，多次求见，刘基或干脆不见他，或婉言谢绝，对县令提供的种种照顾也不接受。
刘基与达官贵人断绝往来，自甘淡泊，在乡间平静地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隐士生活。
刘基的归隐显示他的非凡睿智。在其后，朱元璋遍杀功臣，以庆功为名，在庆功楼上火烧大臣，另外，在胡惟庸案、蓝玉案中也大开杀戒，大小功臣被戮者不计其数。这证明了他防患于未然的先见之明。虽然刘基也在后来被胡惟庸毒死，但毕竟是死于无法预料的小人的卑鄙伎俩中，而并没蹈于那种“兔死狗烹”的命运。
7.一言兴邦的范文程
〇 独谒军门，投效后金
范文程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汉人，没有去参加明王朝科举反而投效刚刚兴起、规模不大的后金政权，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事实却证明他所选择的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关外的后金政权会成为日后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对新兴势力的崛起并不是每一个人眼光都能看出它的未来。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与明朝决裂，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朱明王朝。是年四月，努尔哈赤召集部下，以“七大恨”为口实向明朝发起进攻，兵占抚顺、东州、马根丹三城及台堡500余处，所到之处纵兵掳掠。在抚顺之役中，努尔哈赤遣兵4000人拆抚顺城，将所得人畜30万散给众军，并将其降民编为一千户。是役，明军大溃，朝野震惊不已。
这一年，范文程年仅21岁。当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之际，血气方刚的范文程“仗剑谒军门”，自愿投效后金政权。努尔哈赤见范文程身材健硕、气宇不凡，心中大喜，随即询问其家世，范文程如实说出。听完范文程的陈述，努尔哈赤又问及天下军国大事，范文程对答如流，深得赞许。努尔哈赤当即收留范文程，并告诫手下人：“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范文程从此追随努尔哈赤左右，参加了攻打辽阳、三岔、西平、广宁诸战役。
乍看起来，范文程毅然归清似乎不可理喻。仔细推敲，却是时势使然，合乎情理。范文程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有亲身感受。范文程才智过人，熟读经史，对明衰清兴的态势不可能毫无察觉，史籍说他“熟于当世之务”，即可佐证。新兴的后金所显示的锐气与勇武，无不撩拨着范文程敏感的心弦，暗合着他建功立业的夙愿。与此同时，对明朝政治前途的惘然心态也笼罩着范文程。他不会忘记，曾祖父范镱刚直不阿，因与奸臣严嵩相忤，愤然辞去兵部尚书一职。父亲终身未仕，显然是对明朝中后期政坛昏暗、宦官专权的一种无言的抗争。当然，范文程归清并不是没有矛盾，作为接受儒学熏染的士子，科举及第在引诱着他，华夷之别横梗在他的心中；并不是没有顾忌，作为名门之后，归顺后金可能招致汉人的辱骂并因之玷污家门。但是，在生与死、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在历史潮流与个人名节的抗争中，范文程审时度势，做出了主动归清的抉择。这是命运的抉择，也是理性的抉择。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一代英杰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将次年改称天聪元年。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立文馆，范文程入值其中。他追随皇太极征战四方，入蓟门，克遵化，招服潘家口等五城。在大安战役和遵化保卫战中，范文程勇敢杀敌，论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在刀光剑影中，年轻的范文程得到了战火淬砺，铸就了刚毅沉稳、勇往直前的性格，使他能够日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从容指点江山、运筹大计。
〇 千载良朵，躬佐开国
纵观范文程一生的功名事业，最具历史意义的，当推他积极劝导清廷帝王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挥师入关，定鼎北京。
范文程抓住了李自成进北京后政局失控的时机，用汉民族改朝换代的传统，将后金政权以烧杀掠劫为目的的兴兵之举，上升到入主中原的战略目标。
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兵占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但是，这一重要消息并未马上传到关外。四月初，清廷决定派遣摄政王多尔衮率军伐明。多尔衮本人对这次出征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楚，清廷上下甚至对清兵是否入关也众说纷纭。在此举棋不定之际，多尔衮首先想到了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他立召范文程火速赶到沈阳，商议进兵大计。
四月初四，范文程上书多尔衮，竭力敦促清兵挥麾入关。他在书中慷慨陈辞，认为明朝国势已是江河日下，明朝气数已尽。中原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新的君主降临，以求太平盛世。如果此时犹豫未决，清兵徘徊于关外，那么中原之土地、人民必将为他人所有。这种形势，正所谓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绝妙时机，“窃唯承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范文程特别强调，以往清兵入关伐明，主要是为了掠夺，烧杀掳劫，然后撤回关外老巢。这次军事行动肩负重大使命，旨在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如果一如从前，则将失信于天下，彼以为我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所以，上至将帅，下至兵卒，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为此，范文程约法三章，“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厥贤能，恤厥无告”，使清军树立起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
范文程的决策性大计很快得到了多尔衮和清廷的首肯。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直扑山海关，范文程抱病随行。四月十三日，清军前锋渡过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书乞降，并告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的消息。范文程告诫多尔衮，当务之急必须借助吴三桂的力量打败李自成，否则定鼎北京无望。同时重申“兵以义动”，指出：“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安定百姓不可。”范文程一席肺腑之言，使多尔衮连声叫好，他传令部下，务必申严纪律，妄杀者当罪。
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与吴三桂在山海关联手大败李自成军，然后马不停蹄，向北京方向掩杀而去。在进军途中，范文程草拟文告，声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唯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清廷也借重范文程的声望，所有文檄皆署范文程官阶姓名，四处张贴，以收民心。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畿甸甫平，挞伐四出，文武甲兵，事无巨细，咸公综理之，案牍填委，昼夜立阙下，并观兼听，剖决如流”，充分显示出范文程全面的治国才干和清廷对他的器用。为了迅速稳定局势，范文程襄助多尔衮颁布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礼葬明崇祯皇帝，发丧三日；严禁清兵抢劫，对市棍地痞将所掠宫中财物列市叫卖予以取缔，禁止平民百姓以“搜捕逆贼”为名相互讦告；明官员照旧录用；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等等。范文程恪尽职守，夙兴夜寐，精明干练，为清廷安邦定国立下了卓越功劳。
〇 力行汉化，满汉合流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政权。但这些相对落后的民族在以动力征服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时，也被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所征服，最终与汉民族融为一体。饱读诗书的范文程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所以，为了巩固清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缓和民族矛盾，使人口和文化均占劣势的满族能够长久的占据统治地位，范文程力主满汉合流，实行汉化。在他建议下，清廷不仅大量招降前明旧吏，还沿用中国自古的传统开科取士，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的好感。满汉合流在当时确是一个合乎时务的明智策略。
如何对待在人口和文化上拥有绝对优势的汉民族，是清廷面临的棘手但却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问题。当时，廷议甚多，莫衷一是。身为汉人的范文程力主满汉合流，实行汉化政策，从教育到政体各方面全面学习、吸纳汉文化的优长，显示出一位开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招降明朝官员是范文程满汉合流策略的重要方面。早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进行的大凌河战役中，范文程就在招降明将方面崭露头角。天聪七八年间，皇太极委派范文程处理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受降事宜。崇德七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在松山战败被俘，范文程奉命劝降，获得成功。
清兵攻占北京之后，范文程建议清庭照旧录用明朝各衙门官吏，使他们在京内同、六部、都察院等衙门部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这一举措既可以在新旧交替的战争环境中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又可以笼络、安抚一大批故明官员，使其效忠清廷。当时，故明尚书倪元璐的家属上书范文程，要求扶丧南归。范文程“立遣骑持令箭送至张湾，于是殉难诸臣之丧，多次第南归”。范文程以礼相待的宽柔行为，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普遍好感。
在如何选拔国家官员的问题上，范文程上书清廷，提出了四项标准，即“不论满汉，不拘资格，不计亲疏，取正直才守之人”，得到清廷赞同。范文程特别重视开科取士，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支持。在清军进发北京途中，范文程就提出了“恤其士夫，拯厥黎庶”的主张。顺治二年十月，全国大局已定。范文程又上书清廷，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求复开科举，扩大清廷政权基础。清廷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命他多次充任会试主考官。当时，清朝新建即开科取士，受到了汉民族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
人们都称，满汉合流的政策实乃合乎时务的明智之举。意味深长的是，范文程戏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现身说法，形象地勾勒出一幅满汉合流的生动形象。
〇 政坛宿将，持盈以中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开国功臣要么因为君王猜忌惨遭杀戮，要么为避锋芒，归隐田居，即便受到重用的，大多数也仅在开国君主在位期间。像范文程这样历任四朝，屡经权力倾轧而能自保的政坛宿将却不多见。我们仔细观察他的人生经历便不难发现：首先，作为一个汉人，范文程了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他知道无论何时，都无法进入满清的统治阶层。面对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倾轧，谁输谁赢都与他的利益无关，于是以一种淡漠的态度冷眼旁观。这种守本分、避免与主子正面冲突，保持不即不离的政治策略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政治风波，成为历任四朝的不倒翁。
在清初政坛上，与外部血肉横飞的军事征战相伴随的是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倾轧，两者都同样让人惊心动魄！范文程以一个汉族投靠者跻身于其间，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招致杀身之祸。然而，秉赋素强、沈毅多大略的范文程，却平安地历经了四代清王朝，并青云直上，官至宰辅，显示出他在险象环生的权力斗争中机敏过人的政治智慧和稳健老辣的从政经验。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猝然离世后，立刻引发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残酷斗争。王公大臣们分裂为拥立多尔衮和拥立豪格的两大阵营。妥协、平衡的结果是：以皇太极6岁的皇子福临继位，以亲王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宫廷争斗暂告平息。在这场宫帏内部的权力厮杀中，46岁的范文程明智地采取冷眼旁观的回避态度。他深深明白，无论是幼主福临还是摄政王多尔衮、正蓝旗旗主贝勒豪格取胜，都必须借重自己的政治才干。福临继位以后，确如他所料，丝毫没有动摇他在决策层的中坚地位。
当然，矛盾有时也难以回避。在进军山海关以及定鼎北京的过程中，声望日隆的范文程与贪恋权柄的多尔衮在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止上难免会产生一点摩擦。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八月，给事中许作梅等人弹劾多尔衮的宠臣冯铨，多尔衮恼羞成怒，一气之下革除了许作梅等人的官职。范文程虽然对许作梅等人深表同情，对多尔衮过分依赖冯铨等阉党多有不满，却避免与多尔衮发生正面冲突。直至多尔衮去世后两年，范文程才向亲政的福临进《睿王时劾冯铨罢官诸臣疏》，要求为许作梅等人平反。福临接受了他的奏议，谕吏部重新起用许作梅等人。
尽管范文程有意避开多尔衮的锋芒，但仍然不能化解多尔衮对范文程的羁系之心。顺治三年二月，多尔衮以范文程身体多病、不宜过劳为由，开始削夺范文程的权力。同年八月，甘肃巡抚黄图安呈请终养，范文程请求郑亲王济尔哈朗予以批准。多尔衮闻讯大怒，认为范文程应该先来请示自己，遂将其下法司论罪。此后，范文程仍襄助多尔衮处理军国大事，却处处小心翼翼，时常称病家居。顺治五年，多尔衮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幽毙肃亲王豪格。在此前后，多尔衮命范文程与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乎身家性命，便托词养病，以避祸端。果然不出范文程所料，多尔衮死后被暴尸示众，刚林等人因篡改太祖实录罪被杀。范文程因涉嫌此事被革职留任，但由于他并非多尔衮党羽，不久便官复原职，得到福临的宠信，授以议政大臣的显赫职位。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范文程又一次躲过了政治风波，没有成为清廷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一月，58岁的范文程称病乞休，正式告别政坛。历任四朝的他，精明干练，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政坛宿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