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西潮”、“古学”与“新知”

走向专门家之路

章、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

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原因在于，“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正如侯外庐所说的，章氏对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等，均有详细的论述，不难从其著作中整理出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对于身处其间的晚清学界，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说，只是不像梁启超那样形成专门的著述。其实，作为一代名篇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只是梁氏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

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没有章、梁“从头说起”的魄力，自是深感惭愧；退而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表面上只是接过章、梁的话题往下说，实则颇具自家面目。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

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所谓“典范”或曰“范式”（paradigm）的建立，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依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乃是成熟的学者所必备的素质：可对于史家来说，最为关注的，很可能是危机已被意识、新范式即将浮现的“关键时刻”。依余先生之见，“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恰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此说有力地阐明了胡适的学术史地位，但并非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倘若辅以王国维、梁启超的思路，或许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一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

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此说常被论者引述，连带也被用来为王氏自家学术定位。其实，王国维并不认同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道咸以降之学”，因“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就像他极为推许的沈曾植一样，王国维也是“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承继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乃章、梁、沈、王等晚清学人的自我期待，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便是：

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并非只是“旧学邃密”，更难得的是其“新知深沉”，晚清那代学人的贡献，实在不可低估。沈、王诸君，深刻意识到危机所在，走出“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的“道咸以降之学”，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可与王说相发明的，不妨举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而衰落期中，必有豪杰之士崛起，其推旧与创新，即导入“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接引西方学术、回归经世之学，实际上将其视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如此自我定位，目光所及，在于“开来”，而不是“继往”。正如梁氏所称，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在于“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足证其绝非只是“清学的殿军”。

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在我看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即便如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仍能找到不少喜欢“从晚清说起”的知音。

认准“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的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康有为专列一章。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对康氏着墨甚少，因其认定“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的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这一思路，在其此前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有所体现，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其贡献在于“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如此立说，表面上相当谦恭，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康、梁、章、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

经学史家周予同称康、章为今、古文经学的最后大师，并断言：“以后便没有大师了，作为经学，至此完结。”如此单独摘引，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康、章只属于以经学为主流的清代学术。实际上，周氏相当重视康、章新见迭现的经学研究对于“新史学”的贡献。比如，将殷周以来的中国史学，分为萌芽、产生、发展、转变四期，而转变期则“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周氏此文撰于40年代，断言“新史学”的崛起“实开始于戊戌政变以后”，最初的动力来自康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经学、史学如此，哲学也不例外。贺麟撰《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称“要叙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潮，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开始”。至于使得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严复，也是康有为的同代人。文学革新方面，康有为影响甚微，但其弟子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侯外庐40年代撰写《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时，将17世纪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汉学运动以及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作为整体叙述；五六十年代开始酝酿分而治之，80年代因注重“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方才明确从百日维新说起的论述策略。侯氏的思路颇有代表性：80年代中期以后，晚清社会及学界生气淋漓的新气象，日渐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即便不喜欢“20世纪中国文化”这样的大题目，也都倾向于将康、梁、章、严、罗、王等从清学中分割出来。

不管是章太炎、梁启超，还是罗振玉、王国维，都喜欢谈论清学，尤其推崇清初大儒的忧世与乾嘉学术的精微。对于清学的叙述成为时尚，并非意味着复古，反而可能是意识到变革的历史契机。假如将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学人对待清学的态度考虑在内，此一走向更能得到清晰的呈现。从宗旨、问题到方法，中国现代学术都将面目一新。之所以谈论清儒家法，很大程度是为了在继承中超越、在回顾中走出。即便主张保皇的前清遗老（如沈曾植、罗振玉等），学术上也都颇具创新意识，绝非一句“清学的殿军”所能简单描述。晚清以降，不管是否曾经踏出国门，传统的变异与西学的冲击，均有目共睹。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上下求索、为中国社会及学术闯出一条新路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

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如此假设，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里先概述一二，具体的讨论请参见书中各章。

有幸“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诸论”的史家陈寅恪，对其时治经颇尚公羊春秋、治史喜谈西北史地的风气有深切的体会，强调其影响超越专门学问，而及于整个社会思潮：

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

相信“学为政本”或主张学术能转移风气的老辈学者，多能领会此中难以实证的奥妙。比如，钱基博曾提及王闿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的说经，一转手而为廖平、康有为，再转手而为吴虞之“决弃一切”——后者已入“重新审查一切价值”的五四时代；钱穆则由晚清学风之“非怪诞，即狂放”，未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论证何以辛亥革命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走上正轨。或由经学转为文学，或从学风延及政治，二钱的论述，均不为现代学科设置所限。

“五四”一代学人，似乎更愿意在具体学问的承传上，讨论其与先贤的联系。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部分，胡适高度评价章太炎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且能“融会贯通”，并称“《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顾颉刚1926年为《古史辨》第一册撰写长篇自序，突出康有为、章太炎的影响；晚年所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则强调“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类似的论述，如鲁迅怀念章太炎、郑振铎追忆梁启超以及钱玄同谈论康、梁、章、严、蔡、王等十二子的“国故研究之新运动”，均能显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勾连。

后世史家论及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历史联系，多兼及学业与精神。如余英时称“不但五四运动打破旧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以及王汎森讨论章太炎对于钱玄同、吴虞、鲁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影响，均着眼于精神的承传；而恰好又是余、王师徒，格外关注胡适、顾颉刚对于史学革命的贡献。

不过，倘若由此得出结论，晚清、五四可以合二为一，则又非立说者的本意。周予同在高度评价康、章贡献的同时，不忘强调“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理由是，胡适“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更能代表新范式的确立。此说是否过誉姑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胡适那一代学者，确实不为传统经学的家法与门户所限，对西学的汲取与借鉴，也比上一代人切实且从容。

事实上，五四那代学者，对上一代人的研究思路与具体结论，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就以常被论者提及的顾颉刚对康、章学说的借鉴而言，“顾氏对他们的学说都只取一部份，舍一部份，对康有为，舍的是尊孔的精神，取的是疑伪言论，对章太炎，取的是反孔精神，舍的是章氏对古文经的信仰”。而顾氏之所以有此胆识、有此创获，与清末今、古文经学激烈冲突，“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使得观战的人消解了信从宗派的迷梦”有关；更离不开曾出入今古两家的钱玄同之指引以及胡适对“西洋的史学方法”的介绍。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的联系脉络清晰，常被论者提及；至于哲学、文学的变革以及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建设，也都适合于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论述思路。

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