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经济学和我们常识的区别在于，它严格规定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什么是理性经济人呢？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经济人”假设规定他的选择是效用（效用是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思是消费某种商品时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程度）最大化，而对生产者而言，他的选择就是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消费者和生产者不考虑其他因素，不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不考虑爱心，所以经济学家有时候被人们形容为“冷血动物”。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划时代巨著《国富论》（《国富论》的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里写道：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每个“理性经济人”都在力图充分利用他手中的资本，使其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他无意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这一目标，而该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利益，而且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还要好。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
由“看不见的手”原理引出的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市场经济是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因为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某商品的高价格引导着资源去生产该商品，某商品的低价格则引导着资源抛弃该商品的生产。
其实“理性经济人”的思想早在我们中国的各种文献里就屡见不鲜，只不过我们先人没有把这种思想归纳成经济学理论而已。
2500年前的哲学家杨朱就在《列子·杨朱》里这样写道：“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看看，2500年前杨朱的思想和23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何其接近！杨朱的言语里既有“理性经济人”的思想又有“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可见人性是相同的，它既不分东西，也不分远近。所以孟子对杨朱评论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而2300年前的韩非在《韩非子》里说的一句话和23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的一段话也是何其相似！《韩非子》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意思是，医生擅长吸吮别人伤口，不怕嘴里含着别人的脓血，并非医生和病人有骨肉之情，而是因为医生这么做有利可图。《国富论》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原君》里这样写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个思想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思想。
这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最后就凝练成了一句经典之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无论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还是我们中国哲学里趋利避害的思想都描述了社会现实中的大多数人的选择行为，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假如过分渲染这种“理性经济人”思想或自利思想则不可取，因为这会导致拜金主义或物质至上思潮泛滥，人们会将“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由于过度渲染市场经济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与拜金主义言行。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会感到莫名的悲哀：当有人落水的时候，船家先要谈好价钱再去救人，更有甚者，有的船家竟然把溺毙者的尸体拴在船头上和死者家属就打捞尸体一事讨价还价。听到一位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孩在电视上公然这样说“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时，我们的心情会异常沉重。
这些言行只是自私自利思潮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们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要过度宣扬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我们不要过度宣扬市场经济的力量。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理性经济人”毕竟只是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假设条件，现实中我们还有人舍生取义，还有人为民请命，还有人见义勇为，还有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些人未必是世俗观念里的成功者，但是他们必定是我们社会的救赎者。
所以，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作为进一步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条件，不可以当做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西方经济学。
也许当年的亚当·斯密已经预见到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会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于是他在另一著作《道德情操论》里写道：“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
所以，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发表演讲的时候，不但多次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观点，还多次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温总理提出经济学家和从业人员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说：“高尚的经济学应当同高尚的伦理道德学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个金融学家，身上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