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社会异常动荡，与此同时社会思想异常丰富。社会思想越是活跃，北洋军阀越是要加紧对国民的统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与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时期，首先政治上表现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退步。亥革命失败后，各国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以利于其加急对华侵略，中国先进分子希望通过寻找新的思想来指导中国走出困境；其次在经济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参战的列强忙于战争，无暇顾及瓜分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也正是在这时，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最后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一）政治背景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但是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这期间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它们形式上都采用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所以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遏制革命保全自身而采取的自救措施。虽然形式上采用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其实，早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大力宣传西方民主政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政府为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做出推广西学的姿态，“预备立宪”虽属骗局，但却使责任内阁制得以确立。北洋军阀统治的前10年（1912—1919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实权军阀，往往打着民主政治的幌子，实行专制统治。这致使北京政府政体形式几经反复：封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制——民主共和制。
到了20世纪初，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晚清政府一面加强专制统治，武力镇压全国各地的暴动；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历史的发展，又不得不从形式上推出“预备立宪”，其真实的目的是欺骗人民，抵制革命。1911年5月，在立宪派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设立责任内阁，但这一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君主立宪只是空有其名罢了。
直到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省的纷纷独立，使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抛弃支持清政府转而扶植具有一定实力且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袁世凯。袁世凯很快被推上具有实权的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组织了责任内阁，取代皇族内阁，从而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统治大权。清王朝名存实亡。
历史仍在继续发展着，到了1912年1月1日，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民主共和政体。各省代表通过选举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各部部长、议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种政体实则为总统制民主共和制。它的建立宣告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
此时此刻，袁世凯在清政府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由于腐败无能，无论对内对外清政府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面对这种局面，清政府不得不依赖袁世凯。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和配合下，左右逢源，两方面谁也不得罪，从调和各种矛盾中获利，并逐渐巩固了其政治地位，这主要变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势力逼清帝退位；另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讨价还价，以图由他夺取南北全部政权，统一中国。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逼清帝退位，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和国家。就在这不久，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并请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总统。随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提出了用于制约袁世凯的三项条件。其中规定袁世凯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就职，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由于北京是袁世凯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只有让其离开北京奔赴南京才可能限制其权力，并受制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督和法律的束缚之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总统的权力进行约束，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体现。《临时约法》如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政权组织形式采用内阁制。内阁直接向国会负责。”
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国家领袖，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临时约法》使总统的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内阁，即国家的行政大权不是在总统手中，而是在内阁总理手中。这使刚刚建立的总统制民主共和政体转变为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这样，由议会产生的内阁实权的归属之争，就成为革命党人维护民主共和与袁走向专制独裁的政治斗争。
这种政治制度的最初设想是好的，但是由于袁世凯欺骗了孙中山，欺骗了整个议会，在第一届内阁的组成过程中，袁世凯以欺骗手段最终控制了首届内阁的实权。为此，当时中国的统治阶级中的各个派别为了争夺统治大权，纷纷想方设法去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幻想在袁世凯统治下实现同盟会的责任内阁制。1912年8月，他把中国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实现能够在国会大选中占多数席位，组织内阁限制袁世凯的独裁倾向，把中国政治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轨道。
当时的国民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组建责任内阁，但这种行为恰恰与袁世凯的独裁之路相悖，就这样，国民党成为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的一大阻碍，甚至引起了袁世凯的嫉恨。1912年年底至次年2月，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615个席位中获392席，占据绝对优势。这样由国民党为主来组织责任内阁即将实现，为了阻止国民党组建内阁，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由此由国民党来组建责任内阁成为泡影。同年9月，袁世凯又玩弄权术，软硬兼施，控制国会。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年初又取消国会。3月份废《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扩大总统的权力。不久又撤消国务院，成立由他亲自任命的参政院。至此，责任内阁制、国会制等资产阶级革命所留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被破坏无遗。袁世凯“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一步一步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而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
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快了复辟的步伐，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做中国的皇帝。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贺长雄（日本人）抛出《共和宪政持久论》，文章中宣扬了极其反动的思想。这时北京政府由民主共和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袁世凯的权力不但没有受到宪法的限制，反而通过《中华民国约法》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此时，袁世凯名为实行君主立宪，实则实行君主专制。
袁世凯对内实行反动统治，主要表现在复辟帝制，镇压人民运动，对外则卖国求荣，丧权辱国，通过出卖国家的主权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恢复民主共和制度，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在3月22日取消帝制，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内阁。袁世凯仍想赖在总统的位置上，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和唾骂声中，绝望而死。
袁世凯死后不久，军阀段祺瑞依靠自身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从而确立了责任内阁制。在段祺瑞掌权不久后，政府就做出规定：“元首居于不负责任地位。”“国务总理领袖内阁成员，综揽政务，统一政策。”欲借责任内阁之名，行内阁总理独裁制之实。总统黎元洪又不甘心做傀儡。北京政府内部总统与内阁总理权力之争，逐步发展成为一场中国是否参加一战为焦点的轩然大波。“府院之争”的结果，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但又无法控制当时的局势，请张勋出面调停。一心梦想重整清室的复辟狂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领“辫子军”进入北京，驱赶了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张勋自封为内阁总理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独揽军政大权。
张勋的这种行为是反动的，它违背了客观的历史规律，必然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一致声讨。段祺瑞见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的目的达到，转而宣布声讨张勋，十二天的复辟丑剧草草收场。民主共和政体再度被恢复。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重任国务总理，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代总统。段祺瑞继续担任国务总理，并掌握着实权，但是他拒绝恢复已被袁世凯抛弃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企图实现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和武力统一。
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国的重要标志就是国会和临时约法。面对军阀段祺瑞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号召全国人们进行坚决斗争。正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人们毅然举起护法大旗，提出了“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但护法运动缺乏反帝反封建内容，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唤起民众，缺乏群众的力量。护法运动仅仅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其实质是一次依靠军阀的力量来反对军阀，这种形式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成功。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勾结和夹击下，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的愿望落空。此后，段祺瑞逐渐操纵国会选举，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将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挤出中央政府。一战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加强了对中国的争夺，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由于美英与日本在华的利益冲突，1919年2月，北京政府和西南政府进行的南北和谈没有结果。5月份谈判宣布破裂。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之中，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
（二）经济背景
1、各国列强对华的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一年之后，战胜国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身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七项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并归还中国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特权，这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会议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视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把本来应该归还给中国的各项特权又转让给了日本。中国政府这一外交上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矛盾以及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使长期淤积在中国人民心头上的怒火，更是火上浇油，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使之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起来罢课、罢市、罢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
早在1840年之时，中国就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这种侵略包括各种形式的，无论是领土、民众的身心还是精神，都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从1840年6月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对中国领土、经济、主权的侵略、侵权，使中国社会矛盾不断地加剧、恶化，使中国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西方列强通过与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加速侵略步伐。仅仅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南京条约》、附件《虎门条约》以及《五口通商章程》、中美的《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英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中日的《马关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条约，把中国划分得四分五裂，大量的割地、赔款，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给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深刻的变化。在政治上，战前中国是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割让香港岛，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如：中俄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侵占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俄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仅此两个条约，就剥夺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同时，还有大量的赔款，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负担，战后从割让香港岛开始，五口通商否定了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闭关政策，使中国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让英、法、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享受领事裁判权，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所有这些使中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