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中国，信仰成了一个不能不谈的话题了。
当人们坚定而自然地信仰着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讨论信仰问题的。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信仰对人们来说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对于问题，人们才会去思考和谈论。正如当人们生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就想不到去询问什么是幸福一样。因为那本身就是幸福。而当人们开始询问甚至追问什么是幸福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感到不幸了。
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说：当人们自然而然地感受着人生意义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而当人们想知道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时候，大约是已经感觉到人生的无意义了。同样，当前的人们之所以比较普遍地提出信仰问题，追问什么是信仰以及人是否应该有所信仰等等，就是因为他们感到信仰的缺乏了。
但是，如果仅仅是没有信仰，人们也不一定就会来谈论信仰——假如他们能够安于自己的无信仰的话。如果人们在没有信仰的状态中并不感到痛苦，不感到有信仰的需要或要求，那么他们也不会对信仰问题表现出急切地想了解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就是一个过去了的、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了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东西，也许有人会谈论，但它肯定不会再引起人们密切关注了。总之，人们如果不受信仰问题的困扰，就不会更多地来谈论这一问题。有许多的人，正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谈论信仰纯属多余。如果所有的人或者多数人都是这样，那么这本讨论信仰的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也许人们愿意安于无信仰状态，但苦于做不到。这就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想抛掉信仰的重担，却又在短暂的轻松之后，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压垮了。人们并不能安于自己的无信仰，而是经常地感受到了心灵痛苦。毕竟，心灵对于信仰的需要是谁也逃避不了的。或者是饥不择食的信仰选择，但这并不能真正使心灵找到归宿。还有的人，极力地想保持过去的信仰，但又苦于不能回避现实。如此看来，信仰不是一个利利索索的问题，人们难以在全有或全无之间作清楚的选择。这种关于信仰的痛苦或困扰，就使信仰作为一个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信仰，人们开始谈论起来了。
信仰历来不是一个日常性话题，它与闲言碎语无关。在聊天的时候，是不宜谈起信仰来的。一方面它过于严肃，容易破坏那种肤浅快乐的气氛，因而显得不合时宜。而且这一问题又不是很轻易地能谈得清楚的，人们的意见往往难见一致。所以又有另一个方面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容易引起意见分歧甚至冲突。信仰不是一个交际性的话题，而是与各自的心灵生活有关。因为它大致上不属于那种可以随意交流的信息。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可以谈论政治，但只宜谈论政治事件或新闻，而不宜涉及政治信念；也可以谈论哲学，但最好是谈点哲学知识或者哲学智慧，却不要涉及各自的哲学信念。
否则，交谈就成了布道或者辩论。西方人在交际场合免谈宗教信仰问题，因为他们可能搞不清对方的教派。而且在这样随便的场合谈论信仰，也近乎对神灵不敬。如果把信仰也变成了“今天天气哈哈哈”
这样的话题，那信仰也就不成其为信仰了。因为，天气虽然也与所有的人有关（不然大家就不会谈论它），但谁都不必为天气变化负责。
也许正是由于信仰问题的性质比较严肃，也比较严重，人们才并不轻易地谈论它。或者说，在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有意识地回避它。
讨论信仰问题，不能停留于日常语言的层面，也不能满足于文学语言的描绘。因为在日常语言的层面上，讨论问题难以深入。而在文学语言的层面上，则不易精确。重要的是，要把信仰的问题从文学比喻变成理论探讨。在论述人生信仰时，人们往往满足于一些比喻性的词汇，如把信仰比做人生航程的“灯塔”、“明灯”之类，或者比喻为人生的“精神食粮”、“精神支柱”等，用一些顺口溜、谚语或文学家的格言来描绘信仰的性质和作用，而不寻求理论概括和理论探讨。这样仍然只能是稍微谈谈而已，不能深入。对于信仰问题，是不能采取稍微谈谈或随便谈谈的态度的。
在这个问题上，丹纳《艺术哲学》中在讲到“理想”时的一段说明值得引用：
诸位先生，我这一回要和你们谈的题目似乎只能用诗歌咏叹。一个人提到理想，必然充满感情；他会想到流露真心的那种缥缈美丽的梦境；他只能以不胜激动的心情，低声细语地诉说；倘若高声谈论，就得用几句诗或一支歌；一般只用指尖轻轻接触，或者合着双手，像谈到幸福、天国和爱情的时候一样。
但我们按照我们的习惯，要以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有条有理地研究，分析，我们想得到一条规律而不是一首颂歌。
讨论信仰问题，也不能停留在政治话语的范围内。信仰问题当然与政治问题有关，至少与政治信念有关，因此可以从政治上谈论信仰。但由于政治话语有其特定的谈论方式和角度，所以如果仅限于从政治角度来谈论信仰，就会把与政治有关的理论问题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从而容易造成错觉，也把信仰问题简单化。比如，人们可能把复杂的信仰问题简单地看作一个政策问题，认为人们的信仰状态的好坏取决于政策正确与否。当20世纪80年代前期社会上纷纷谈论信仰危机的时候，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信仰危机，是因为“文革”时期政策出了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好的政策了，所以也就不会有信仰危机问题了。他们把信仰问题看作是在政策范围内能够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于后来信仰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加剧，表现出理解上的极大困难。
应该把信仰问题放到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来。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理论课题，一个需要深入地加以研究的问题，从理论上尤其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和解决。
那么，信仰又是一个怎样的理论课题呢？
信仰问题是普遍而又永恒的。需要信仰而又能够具有信仰，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在其一生之中都不能不与信仰发生联系。不论哪一时代哪一社会的人，都会与信仰打交道，所不同的只是方式而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打着一定时代或社会烙印的信仰的方式、形式或模式可以发生变化，有些信仰的形式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人类对信仰的需要依然存在，人类信仰活动本身不会消失。同样，人们对于信仰问题的思索也是普遍而永恒地存在着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不论得出怎样的结论，信仰问题都很难得到一劳永逸的解答。像大多数基本的哲学课题一样，信仰课题也是古老又常青的。
信仰是一种比较玄奥的精神现象，具有相当的抽象性和神秘色彩，它所需要的证据既非日常生活所能提供，又非技术和实证知识所能提供，因此需要抽象而又思辨的哲学思维来思考和把握。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信仰问题似乎是很具体的，比如因信仰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教派的争执等等，它们似乎能通过某种具体的手段如教廷裁判甚至武装冲突加以解决，但从理论上来考察，许多看来非常表面的问题也往往大有深意，并将人们引向抽象的理论领域。在基督教教义中，许多具体的教条背后都隐藏着高深的哲学问题，当出现对某种信条的不同理解时，往往引发极其烦琐枯燥的哲学论辩。人们为了求得对自身信条的证明而深入到理论的领域中，不断地向着抽象思辨的领域寻求理解，而最终又往往迷失在不可理解的黑暗之中。凡是比较大的、比较成熟的信仰体系往往都有用哲学思辨所构筑的学理支撑。由此可以理解，哲学与宗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一度成为宗教的婢女，并非偶然。
信仰问题作为一个哲学课题，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为什么呢？人们对信仰的认识受着他们自身信仰的影响。通常，人对外部事物的认识比较易于做到，而对有关人自身的事情则较难于认清。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人们去认识涉及他自身的问题时，往往受到自身状态的干扰和影响而难以冷静客观。信仰就是一件与人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对它的研究在较大程度上受着认识者信仰状况的影响。人们不同的信仰状况影响着他们看待问题尤其是信仰问题的立场与视角，影响着他们认识该问题所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无法想象出与宗教信仰不同的信仰，而一个无神论者则总是到宗教之外寻求信仰的真正含义。关于人作为信仰者与作为研究者的关系问题书中还会谈到。
信仰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有较大的难度，也是由于信仰问题与人的非理性的精神因素和精神活动有关，令人无法做出清晰而精确的把握。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以确实的术语讨论信仰，但也许能够说些关于信仰的东西。”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认为：“‘信念’带有一种本身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意义上的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的原因在于从变形虫到人类的心理发展是一脉相连的。”人的精神活动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人的行为不仅受着理性因素的指导，而且受着非理性因素的左右。
长期以来，人被看作是理性的动物，对其精神活动的理性方面予以较多的关注并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而关于精神活动的非理性方面则关注较少，了解更少。然而，信仰现象偏偏与人的非理性因素有很多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信仰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并因而出现一些问题，如信仰研究的神秘主义倾向等。由于信仰现象带有非理性色彩，由于信仰现象总是显得难以捕捉和把握，也由于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在以往的信仰研究中掺杂有很多随意想象的成分，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信仰研究的难度还在于它是一个综合性课题，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信仰涉及许多问题，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信仰进行分析。在哲学内部，信仰问题也被人们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等不同方面加以探讨。每一种学科、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也是不够的。因此，当我们把信仰作为一个哲学课题加以研究的时候，要充分注意信仰问题的综合性质，留心吸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从哲学的高度加以综合把握，以求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信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