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尊严就这样被可耻地践踏，战败的结局终于使他从一开始就有的不祥的预感，最终变为残酷而不忍接受的泣血的事实。事到如今，一切已不能挽回，而这杯苦涩的毒酒，竟然还是必须由他亲自和血饮下。
对现实有着最深切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而且还明白宿命一般无法推卸的责任，这似乎是某种来自神示的惩罚，它不允许自己仅仅沉湎于纯粹的思辨，在沉重而巨大的孤独中，唯有受虐般的承担和忍辱才可能在虚无中找到些许的安宁。
1895年3月24日。日本下关（马关）。一场浓雾从广岛方向的海面上缓缓飘来，逐渐淹没了这座清静整洁的小镇。晃眼一看，下关还真有些像京都。精巧的佛塔和古式的铁灰飞檐在雾里若隐若现，树丛深处的院落回荡着阵阵钟声。
李鸿章咳了几声，心事重重地把一本王弼笺著的《老子》放在黑色茶几上。他一大早起来洗漱、吃饭后，就端坐在室内读《老子》，连儿子李经方要进来与他商谈要事，都被他摆手喝退。往日那些流畅的语句和飞扬的评注就像被堵在一块顽石后了，他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奸巨猾的老子。
李鸿章推开窗子，海腥味的潮雾和扑朔迷离的街景迎面而来，他骤然一冷，用手拢了披衣，猛咳几声，咳出一口浓痰，“吧”的一声吐出窗去。尽管从中国带来了景泰蓝的痰盂。
这位年逾古稀，掌着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从中国一到日本，就老了一头。花白的胡须像枯死的野草一样围在他浮肿而无表情的脸上。只有在他眯缝着的细长的双眼中，还可以看到灵活的闪光。他穿着厚重的朝服，就像一个木偶穿着戏装。中堂大人经常在心里嘲笑自己：“我难道不正是一个木偶吗？而我上演的，尽是难堪的戏。”他把那张苍老的脸贴在窗棂上，出神地听着什么。
此刻，这位大清帝国权力中心的主要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头子。
“咚，咚。”门上响起两声轻微的敲门声。
李鸿章从沉思默想中醒悟过来，锐利的眼神向前一扫，说：“进来。”
脸色红润，保养有方的李经方轻轻推开门，小心地说：“爹，时辰差不多了。只……”
李鸿章正了正帽子，说：“这次谈判，真是难啊，我刚才在想皇上身边的那帮清谈家，肯定又成天在皇上面前痛哭流涕，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大骂我李鸿章丧权辱国，有负皇上圣恩，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了，你刚才欲言又止，想说什么？”
李经方轻声说：“爹，今日去春帆楼，儿子总觉有什么事似的。”
李鸿章威严地说：“咄，何事之有？今日事关重大，不可乱神分思。我们这就出发。”
接引寺已来了两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冲李鸿章鞠躬，然后上了人力车子。李鸿章面无表情，在李经方的搀扶下，缓慢走到他从国内带来的轿子旁。这轿子红蓝两色，四周有玻璃。一个轿夫把门拉开，中堂大人困难地低头弯腰，像一只蹒跚的大龙虾挤进里面。这时，中方随员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等也纷纷坐上了人力车，在警察和宪兵的严密护卫下，一长溜车队向春帆楼忽忽而去。
李鸿章坐在轿子里，拉开了深红色的帘幕，两眼看着雾中的街景出神。浓雾已变得淡如轻纱，一轮红日跃跃欲试地悬挂在东方。这让李鸿章很不舒服地想起了太阳旗。一个小小岛国，居然在庞大的大清帝国面前咄咄逼人；几万人马，纵横神州如入无人之境。最让李鸿章吐血的，还是他精锐的淮军与北洋舰队毁于一旦。政敌看他的笑话，百姓骂他是卖国贼，慈禧太后只知道耍宫廷权术，什么事不是叫他给兜着呢！
慈禧太后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那些“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分化曾、左、李效忠于慈禧太后个人。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处处掣肘，施展不开，变革不能彻底的主要原因。
以致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曾经气愤地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同样是扮演“宰相”的角色，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此局。
美国历史学家李恩涵说：“纵观整个洋务运动30年的历程，只有李鸿章扮演了一个全国上下自强运动之协调人的角色。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君权愈加集中，朝臣职能权力愈发分散的情势下，他处处饱受来自慈禧、朝廷清流，以及其他地方督抚的掣肘与猜忌。”
李鸿章想起写给友人的书信里的一段话：“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
事已至此，复能何为？
难道自己不是一个有着血性雄心的男儿？当初他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和而不主战？
人心涣散，国势式微，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清楚中国已衰落到何等地步。
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他从一开始就力图避免的战争。他曾经这样袒露心声：
“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唯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
为什么会败给小小的日本？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是其来有渐。
堂皇的大清帝国，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风雨飘摇，如将颓的四面漏风的破屋。他也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吞吐风云的大志，但最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是一个裱糊匠而已。
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既以“洋务”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师傅，以及众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词臣”们周旋，同时他自己也是被满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也许这就是李鸿章自己没有认识到的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