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史·谢庄传》，讲到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子弟，年纪才七岁，就能写一手绝妙文章。历史的记载，说好则好得不得了，说坏则坏得一塌胡涂，不免有夸张之弊。但他从小就表现出聪明的才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成年以后，谢庄一表人材，文采俊逸，连宋文帝看见他以后，也大为赞赏，并对身旁的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谌说：“蓝田生玉，岂虚也哉！”
这位皇帝的感慨，倒也不是无的放矢的浮泛之言。应该说，从谢灵运、谢惠连、谢道韫、谢混，到谢庄，以及稍后的谢朓，陈郡阳夏谢姓这个世族，仅在文学领域里，就出现多少杰出人才啊！更不用说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谢玄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了。
晋南渡后，一大批封建社会里顶尖阶层的贵族门第，也随着帝室过江。他们拥有财富和政治上的特权，过着享乐安逸的生活。清谈空议，颓废虚无，游猎山水，吟诗唱和，成为一时风尚。南朝文化的发达，是和当时帝王、官员、贵族、士大夫的这种苟安奢靡的风气分不开的。后来，经过频繁的战乱，才逐渐衰微没落，到了唐代，六朝金粉便只是往昔繁华的梦了。刘禹锡笔下所描写的“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诗人无可奈何的黍离之叹了。
谢庄（421耀466）是生逢盛时的贵族子弟。他在高门望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又受到长期的文化熏陶，如此的贵族教养、家学渊源，使得宋文帝也不禁赞叹：只有贵族之家，才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啊！他的文才，在年轻时就名扬南北。他的作品，诸如《赤鹦鹉赋》、《月赋》、《舞马赋》，都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称：“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庄字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见评价之高。
那时候，贵族间的应酬，多以文化活动相燕集，宫廷里的文化氛围，也是相当浓郁的。公元423年，南平王刘铄向宫廷进献鹦鹉。因为这种热带鸟类，长江一带少有，而且是红色的，尤为罕见，宋文帝就召集群臣为赋，来庆贺这件盛事。谢庄在宋文帝元嘉末年，任太子中庶子，这样的文坛聚会，众望所归，他当然要参加的。同在东宫任太子左卫率的袁淑，诗赋文章，声震江东，也是名噪一时的人物，这样的竞赛，怎能少得了他呢席间，他不假思索，提笔立就。作品完成后，袁淑就拿给谢庄看。谢庄也把自己写的这篇《赤鹦鹉赋》请袁淑指教。袁淑看完谢庄的文章，不禁叹了口气说：“江东要是没有我的话，他就是一枝独秀；我要是没有你这样的对手，也是称雄一时的俊杰了。”说到这里，袁淑把自己写的赋隐藏起来，退出了这一次竞赛。
这就是传为美谈的“遂隐其赋”的故事，读后深感前人要比我们后来的作家高明和隽智。因为，写作的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容易自以为是。明智本难，袁淑能够做到急流勇退，把作品收起来束之高阁，则更不易了。
钦佩！钦佩！真是值得为他的这个识见喝一声好。
袁淑这样做，我马上想到的第一种可能，也许是他明显看到自己作品与谢庄的差距，与其被诸位评委们说长道短，论头品足，然后毙掉，弄得挺栽面子的话，还不如干脆从一开始就退出竞赛。也许古人不如后人聪明，感到自愧弗如的同时，其实是可以通过关系啊、活动啊、疏通啊、红包啊种种台面下的手段来弥补的；作品不够，公关来凑，已是公开的秘密。君不见如今种种评奖，打通关节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个袁淑，从他所说的话“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来看，他即使不强于谢庄，至少也不弱于他的。《宋书·袁淑传》称他“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辨”，也是一位饱学经纶之士，文采斐丽之流，否则他不会任左卫率，和任中庶子的谢庄一起，在太子的东宫里任职做事了。皇帝挑选给他儿子的官员，是绝不会滥竽充数的。
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席间这两个人所写的同题文章撞车了。
当场就一个题目写诗作赋，在旧中国，是文人间舞文弄墨的风雅事，甚至连韵脚都限制得死死的，给你留下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是极其狭窄的。这种比赛，很大程度上是一次作家才力和捷智的较量。因此，参与者笔下出现雷同啊，重复啊，近似啊，相仿啊等等撞车现象，是很正常的事情。估计，袁淑卒卷以后，与谢庄易稿互看，显然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既发现对方写得不错，也觉得自己笔下不差。命题作文，这种不约而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他俩是在同一时间内写成这篇《赤鹦鹉赋》的，说不上谁模仿谁，也就用不着打笔墨官司。但袁淑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占特别的压倒优势，而且也不想当并列冠军，于是，就出现“遂隐其赋”的文坛逸事。
话说回来，像袁淑这样超脱的作家，是不太多见的。因此，在随后的文坛上，不要说同题作文出现上述现象，甚至，天南海北、你西我东、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家，也会写出题旨相同、人物相像、情节相似、文体相近的作品。特别受前苏联文学影响至深，和后来又受欧美现代文学熏陶过重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两代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学习、借鉴、启发、感染的痕迹，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有的甚至像暹罗双胞胎那样难解难分地相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不过，由于很少有人表现出袁淑的那种气度，做不到“遂隐其赋”，一定要拿出来，便是那几年里一些难断的官司的由来。
所以，谈到产生这种或形似，或雷同，或意近，或貌肖的作品，有其情有可原、似可谅解之处。由于我们差不多都是读了同样的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才开始写作的。目前仍健在的作家，固然有读得多些与读得少些的学养上的区别，但自称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忽然写出小说者，是不存在的。也许有过这样的神话，但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一定要哄鬼，一定要自欺欺人，那也没有办法。所以，中国作家的创作准备大致相同，是产生撞车现象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由于我们差不多都是共和国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历史见证人，只有经历得多一些和见识得少一些的差别，没有一位是从外星来的，甚至也没有一位这几十年一直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作家，所以无论怎样自称空灵，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是想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似的徒劳可笑，谁也离不开这个最基本的生活积累。因此，中国作家的写作要素大致相同，是造成撞车现象的第二个原因。
再则，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平均分配制度，养成了一律、一致、一二一齐步走的深入人心的习惯。求稳的社会架构，趋同的生活模式，必然出现安分守己而不强调个性，井然守序而少标新立异的超稳定的社会常态。作家们眼往一处看，心往一处想，笔往一处写，是造成撞车现象的第三个原因。
因此，一个作家，要写出与别人的不同来，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有出息的作家，总是要超越以上的限制，才能写出不与他人他作有任何牵连的、经营出自己风格的作品。正如酒必须经过窖藏，才能成为佳酿；刚从树上摘下的果子，总不免有些生涩，需要一个糖化过程，方甜美可口。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引进电视机成套设备，也是先从来料加工、原件组装开始干起来的。然后，购买技术，然后，实现国产化，然后发挥国人的聪明才智，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名牌，再打入国际市场……其实，精神产品的成熟，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大同小异的路。
尤其文学，更是一个徐徐积累的过程，是急不得的，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揠苗助长，绝不是个好办法。解放初期，为了培养工农作家，曾经手把手地教那些刚刚脱盲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写文学作品。一些帮助工农写作的编辑和作家，出于革命激情，甚至到了一字一句地点拨辅导、润饰修改的程度。最后也说不清是工农作者创作的，还是这些帮助者代庖的，因而往往成为疑案。这种做法，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因为即使写出了一两部说得过去的作品出来，随后再也看不到这些工农作家的下文，没有任何后劲和接续力。现在回过头去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人作家，六十年代的跃进诗人，七十年代占领文艺舞台的造反派，至今仍笔耕不止者，已凤毛麟角矣！不是这些工农兄弟不肯下力气，道理很简单，文学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立竿见影的。
这就是川端康成说过的话了，文学，那是必须几代人的心血，才能浇灌出来的花朵。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作家群落来说，也是这样。譬如拿陈郡阳夏这个贵族世家来说，从谢灵运起，到谢庄，差不多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出现这种晋宋间谢氏家族人才辈出的盛况。对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则更是这样，就那么一点浮泛的生活，就那么一点粗浅的学识，就那么一点照搬的技巧，要不去重复别人，那才怪呢！
因此，凡读过几本小说的人，都能写出那种叫小说的东西，但要写出好的小说，确实需要一种天分。这也是好的小说，和好的小说家不那么太多的缘故，尤其被称作大师的和杰作的，就更稀少了。可有那么众多的小说家在写作，而在小说中写出一点新意来，又是那么艰难。于是，在填满各个刊物篇幅的作品中，像南北朝时的袁淑和谢庄碰到的尴尬现象，频频出现，也就不以为奇了。但作品一经问世，成为公共读物，就挡不住挑剔的眼睛，只要稍为有一些不够妥帖之处，就难免遭人物议。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新时期文学以来，我们时不时地听到过某人的某篇作品，与艾赫玛托夫，与安东诺夫，甚至与契诃夫，与海明威，与谁谁谁，何其相似乃尔……这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谁写小说，不是像小学生练字，从描红模子开始的呢吃一堑，长一智，作家是何其聪明的人，经过一番磨练以后，后来肯定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写作路数。
假如你是个写小说的人，假如你是个很在意小说技巧的人，假如你很想借鉴别人的创作成果，使自己小说写得更好的人，你读了名家的小说，你就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你读了你特别钟爱的作家和特别欣赏的小说，你就尤其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你长期只研究某一位作家，或只精读某一部小说，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被这位作家，或这部小说所左右。人，是一种特别善于学习的动物，而作家更甚。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这种事情更是稀松平常了。毛主席甚至把李贺的“一唱雄鸡天下白”，直接移植到自己的诗里。郭沫若在解读时，大讲特讲这句诗的来历。显然，毛主席对此并不讳莫如深，非常大度。如果他很在意的话，我想郭沫若就会避而不谈了。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里谈到苏轼，说他“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从这位同时代人对苏轼的评价来看，没有觉得东坡先生这样做怎么丢人，相反，倒是以赞许的口吻来谈的。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里讲李白游黄鹤楼，见了崔颢的题诗以后，虽然说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实际他于上元元年，还是写了一首《鹦鹉洲》，明显看得出是模仿崔颢之作。由于不成功，隔了一年，他写的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就脍炙人口，因为从模仿的基础上大大地跨出一步。他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和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一起，成为千古绝唱。着意于文学的追赶，而不求文学以外的手段压倒对手，只有像李白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人，才会感到充分的自信，并具有一搏的实力吧！
因此，模仿也好，借鉴也好，受到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影响也好，对任何写小说的人来说，都是写作生涯中也少不了的事。一位被敬称之“大哥”的，也可算一位前辈作家坦率地说过：“我六十岁以前的小说，基本上能找出模仿的影子；六十岁以后的部分作品，也还是有模仿的痕迹。”那天，我不在场，后听别人告诉我的。但这的确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人快语。
所以，做八股文的时候，士子们流行一句话，叫作“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虽然有点厚黑学，但也说明借鉴在创作中的必然性。如果模仿得很拙劣，借鉴得很蹩脚，洋为中用得太生吞活剥，那又当别论。
中国有句学诗的秘诀，叫作：“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实在是模仿借鉴的经验之谈。会吟，就是入门的第一步。吟得多了，熟了，就慢慢懂得韵律，懂得对仗，懂得平仄，懂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慢慢地也会诌两句打油诗之类的东西。
写小说的道理也是如此，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不断地熟悉领悟，融会贯通，吸收扬弃，提高升华的过程。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即使模仿，即使借鉴，而能达到炉火纯青、物我两忘、不露痕迹、浑然一体的地步，别人也就自然不会妄加雌黄的了。当然，在小说创作的模仿和借鉴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齐白石早说过了，“学我者死”，这就是说，要学精神，不在皮毛。尤其不要被时下那些卖野人头的，贩假狐禅的，以及假洋鬼子、二道贩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时兴的东西，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站得住脚的东西。列宁说过，在市场上叫嚷着最响的小贩，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货物。有鉴于此，不禁想起中国的一句民谚：“跟着鸭子走，早晚学个罗圈腿。”这倒是值得我们写小说的人深思。
学一学袁淑，觉得没有把握，先把作品放在抽屉里，冷却一下脑袋，绝对是件有益无害的事情，不妨一试。
大凡帝王跟前的这类文人，特别容易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稍有风吹草动，立刻会敏感地东闻西嗅，寻找动向。他说：“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雾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以傲诞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