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科技日报》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个春天，远在大洋彼岸，一位年仅57岁的优雅女士，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眷恋和深重忧虑，撒手离去。
她留下了一部给全球带来极大震撼的警世之作——《寂静的春天》，还有纷纷扰扰的“争议”。
有人说，只要春天还听得到鸟叫，我们就应该感谢她——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这句话或许有点儿夸张，但今天应该没人会否认，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当以1962年《寂静的春天》问世为标志。而这部名著的创作恰恰是因鸟儿遭受滴滴涕（DDT）滥用所害促发。
吓人的小鸟
1958年1月，出版过几部海洋科普读物并颇有些声名的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收到马萨诸塞州一位住在鸟类保护区里的熟人、报纸编辑奥尔佳·欧文斯·哈金斯的来信，获悉DDT已造成保护区内的鸟类濒临灭绝，情况非常糟糕：
去年，灭蚊飞机飞过我们的小镇，……喷洒了好几种致命的药。……一下子毒死了我们七只可爱的鸣鸟。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门前捡到三只死鸟。它们都是些跟我们生活得很近、信任我们、在我们的树上筑巢多年的小鸟。
奥尔佳信中所述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之情：“……所有的这些鸟儿死去的样子都很吓人。它们的嘴张得大大的，张开的爪子都痛苦地耷拉在胸口。”
其实，卡森对DDT造成的危害早有了解，并且曾在1945年7月15日给《读者文摘》的编辑写过一封信，提出了DDT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一些危害，认为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事”。信中她写道：
就在马里兰州我家的后门，进行着一项重要而有趣的实验。大家都听说过DDT可以消灭害虫。这项实验旨在证明，当DDT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时是否会有其他作用；它对于益虫或重要的昆虫又会如何；它对靠昆虫为生的水禽以及鸟类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使用不当时对自然平衡会有什么破坏。
遗憾的是，当时这本畅销杂志可能认为关于杀虫剂的文章不合其口味，也可能并不打算接受卡森的观点，所以并未刊载这封信的内容。不过，与DDT相关的这个问题卡森一直没有彻底忘记，奥尔佳信中谈到的情况更是让她感到震惊和愤怒。
此番奥尔佳希望卡森能利用她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的威望，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杀虫剂的使用问题，可卡森觉得给杂志撰写文章警示公众或许更为有效。然而，她所联系的编辑们竟然都回绝了她的请求。在那个时候，政府官员和科学家都把DDT当成化学上的奇迹、一种“革命性”的新农药和“虫子原子弹”，并为它欢呼；它的发明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此还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深得其益的生产商更是“快马加鞭”，将这种新型化合物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鼓动更多的农民用来控制危害农作物生长的害虫。
卡森思之再三，认为揭示真相自己责无旁贷，于是下决心要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写出来。她要让公众认识到，尽管DDT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救星”，但它和其他杀虫剂实际上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杀手”，因而强效化学制剂的使用应更为谨慎、更加节制。
在跟一位好友谈到自己的计划时，卡森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再保持沉默，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静。”
此刻她的内心之所以无法平静，跟她过去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惊人的变化
卡森1907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泉溪镇。她的父亲有一个农场，却几乎没有固定的工作，只干过一阵不动产和保险的推销员。她的母亲做过教师，对文学和大自然颇有兴趣。早年家里曾经置过地产，可非但没有因此发迹，反而在随后到来的大萧条时期，这些地产都无法变卖，以至卡森的学费一度无从着落。不过，生活在农场里的卡森却因此跟充满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有了较多接触，并且沉醉于其中。
卡森成长的年代，亦正值美国工业文明迅猛崛起之时。匹兹堡是钢铁之都，卡森在那里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主修生物学。大学4年间，她亲眼目睹了空气是怎样变得越来越污浊的过程。浓重的煤灰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景象与卡森从小生活的田园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学毕业之际，她发现昔日一望无际的田野已被发电厂那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烟囱所取代，河水也变得又脏又臭。当然她也清楚，这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都为当地的就业机会做出了贡献。
1929年大学毕业后，卡森进入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学习。1932年，她拿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动物学硕士学位，随后受雇于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署，从事海洋生物研究，并担任出版物主管。这个职业让她经常有机会与在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打交道，还能接触大量关于海洋的一手资料。
卡森热爱自然，又非常喜欢写作。于是，她就以自己熟悉的大海为对象，创作了一系列科普作品。这些作品在《大西洋月报》和《纽约人》等著名杂志上连载后又成书出版，一时佳评如潮，她由此也成为当时美国颇有声名的科普类畅销作家。
1952年，卡森辞职在家，开始专业写作。
沉寂的城镇
关于DDT“杀手”一事，卡森很快便开始行动：收集资料，实地考察，调查访谈。她联络了许多昆虫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并且拿到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她还深入了解了多宗环境诉讼案，走访了好些因喷洒农药而患病的农场工人，以及家里有宠物犬和家畜被杀虫剂毒死的家庭。
而在另一条“战线”上，起初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卡森很容易就能从政府部门和图书馆得到她想要的信息。但是，当官员们发现她写作的内容后，就不愿意再合作了，甚至还有不少人试图阻止她接触这些资料。此时，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正承受着多种疾病的困扰。
按照卡森最初的设想，她本来要写的是一本论述DDT影响的小册子，而非一本“大书”。所以，1958年5月，在她和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签订出版合同时，拟定的题目为《控制自然》。并且计划当年7月完稿，次年1月出版。
然而，随着调查、研究和思考的逐渐深入，卡森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我对杀虫剂的作用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害怕。我意识到这是一本书的写作素材。”后来回忆起1958年年初的日子，卡森这样说道，“我发现，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对我非常重要的事物都受到了威胁，在我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是比写书更重要的了。”
此时卡森心里很清楚，一个谈论DDT的小薄册，概括不了她所掌握的丰富材料，也包容不下那个必得延伸开来的宏大主题。她要完成的，将是一本前所未有的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乃至人类思维方向的书。
断断续续地写了3年多，卡森终于完成书稿。开篇，她以隐喻的手法写道：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小镇，小镇上的万物和四周的环境融洽和谐。……许多年前，人们第一次在这里定居，盖房、打井、建起谷仓。在那之前，就一直是这幅景象。
然后一种奇怪的疫病开始蔓延，一切都开始变了。某种邪恶的咒语被施加到小镇上：神秘的怪病席卷鸡舍；牛羊逐渐病死。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寸土地。农人们议论着家人的多病，小镇上的医生面对病人身上的新症状也越来越困惑不解。……
静得出奇。比方说，鸟儿都去哪了呢？许多人说着这件事，觉得困惑不安。后院鸟儿觅食的地方冷冷清清。偶尔能看见的几只鸟也已经奄奄一息；它们剧烈地打着战，飞也飞不起来。那是个万籁俱寂的春天。知更鸟、猫鹊、鸽子、松鸡、鹪鹩的合唱和其他鸟类的配乐声曾撩动了春日的清晨，现在却毫无声响，只剩下沉寂笼罩在田野、树林和沼泽地的上方。
到底是什么使得镇子里的春天之声沉寂下来了呢？
这正是卡森创作的新书“想尝试着给予解答”的问题。
喧哗的声浪
书稿付梓后，著名的《纽约客》杂志率先从1962年6月16日起，对其三期连载，旋即此书便轰动全国。书稿最初的名字叫《人类与地球的对抗》，当编辑保罗·布鲁克斯读到书中开篇“明天的寓言”中对于“一种奇怪的寂静”的描述时，大发感慨也灵感突发，遂把书名改为《寂静的春天》。卡森对此予以认同，她的文学经纪人玛丽·罗黛尔还找到了英国著名诗人约翰·济慈的诗句作为题词：
湖上的芦苇已经枯萎，
也没有鸟儿歌唱。
1962年9月27日，《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并在两周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很快便售出了4万册，到当年12月已卖出了12万册。在1962年的整个秋季，《寂静的春天》都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人们都惊叹于卡森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可怕的情景：假如 DDT被不加控制地继续使用，那么鸟类和其他的野生动物都会因为这种毒药而灭绝，最后留给我们人类的就只能是一个“寂静的春天”。
“先知”发出的刺耳之声一开始总是难以被认同的。他人的不理解、不开窍、不在乎只是所遇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事情其实在于，有些人感觉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这就难怪，《寂静的春天》尚未问世便遭遇到许多阻挠，出版后更是招来了诸多攻击和谩骂——从“煽情”、“自然的女祭司”，到“歇斯底里的女人”和“极端主义分子”，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美国农业部一位前任部长在写给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竟然写道：“卡森外貌很吸引人，却一直未婚，所以‘她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
代表主流商业文化的企业人也做出了如此陈述：“没有鸟类或动物我们可以照样活，但是，正如目前市场不景气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商业我们就活不了。”有人挖苦道：“对于那些坐在家里写书的人来说，环境保护听起来极其美妙，但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谁愿意去买被虫蛀烂的苹果呢？”也有人诋毁她是在“溺爱”野生动物。更有甚者，针对书名写了首打油诗：“千言万语只为说明，比人命更值钱的是鸟儿的生命。”
来自化学工业界、农药生产商和某些专家的攻击尤为猛烈，他们指责书中包含了“荒唐的错误”和“耸人听闻的推论”。有家农药公司雇人逐字逐句地推敲书中内容，然后质疑论述的可靠性，说她学的是海洋生物学，而非生物化学。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罗伯特·怀特—史蒂芬斯将卡森斥为“自然界平衡崇拜的狂热辩护人”，还煞有介事地“提醒” 公众说：“如果人类忠实地遵循卡森小姐的教导，我们将回到黑暗时代，昆虫和疾病以及害虫将再次接管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