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1)

20世纪中叶，中美朝韩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重回38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0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 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3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凭借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联军一度推回37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百年来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30年前在美国问世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从一位美国作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一历时三载、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难以割舍的“有限战争”。

一、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60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鲜战争（以下又简称“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九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The Coldest Winter）， 直到他于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着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1982年出版的美国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是美国研究朝鲜战争著述中少有的较早的综合性著作。 美国政府1967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以25年、50年和75年为限，原则上向所有的人开放。古尔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开始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朝战的档案，此后四年间采访了众多当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这部“内幕”之作，对患有“集体遗忘症”的美国公众不失为一服清醒剂。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和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事件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笔者之见，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择取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凯旋班师、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记录，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1964—1975）。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 不管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高才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对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总是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浑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 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提供空间，并直接或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 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二、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之日，也是美国史学界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之时，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 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研究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谁的观点正确，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的“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在对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1948年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 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 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还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 费伦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 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国史学界有人把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古尔登的书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并非像斯通的书那样具有尖锐的政论性，以至对杜鲁门总统有“人身攻击”之嫌。古尔登的视野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全景，而非个别决策者的作用。此书对史料的运用也远远超过斯通和费伦巴赫。尽管书中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麦克阿瑟批评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口径保持高度统一；在对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对东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轻蔑。说古尔登“不爱国”，显然是过于牵强了。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莱尔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 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 艾伦·梅莱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绝大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对朝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饱览无遗，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三、西方／美国中心论与“东方主义”

以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 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持久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主流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60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等，都属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