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银川市城乡统筹发展成效、特征及主要问题

（一）城乡统筹发展取得的成效

1．城乡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近10年来，银川市区域内社会经济空间联系强度日益加大，全市主要传统农业耕作区金凤区、贺兰县、永宁县、灵武市快速向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结构转变，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经济生产类型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显著下降，二、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同时，在第一产业内部的城市服务型产业，如设施园艺业、集约型畜牧业、渔业发展迅速，将银川市农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近年来在银川市近郊和下辖市县大力建设的9个开发区、工业园区在空间经济发展轴的方向上延伸，将银川市所辖各县市的经济发展与银川市中心城区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市域经济一体化、同城化。园区布局还促进了银川市中心城区的工业部门向周边县市的有机疏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川市中心城区用地压力和环境压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强化了核心城区与外围经济区域的联系。

2．区域性产业分工协作逐步展开

银川市目前的产业结构在经过多次调整后，正趋于合理。银川市中心城区以第三产业为核心产业发展方向，打造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一个重要的金融商贸、物流、旅游、伊斯兰文化经济及生态宜居中心。工业方面重点发展无污染机电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化工业、新材料产业、特色医药、信息产业。灵武市以能源化工产业为支柱产业，成为银川市的能源及重化工基地。贺兰县和永宁县依托德胜工业园区、望远工业园区，分别发展以清真食品工业、生物医药、保健食品、农副产品加工、建材、化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业综合园区。第一产业中，贺兰和永宁两县在确保粮食生产稳定的基础上产业结构逐步向蔬菜、花卉、瓜果、集约型畜牧业、渔业等方面转变，设施农业、园艺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3．城乡空间结构进一步趋向优化

银川市通过撤销陶乐县建制、移乡并镇、撤村建居等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区域规划、生态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等多领域规划的宏观调控，中心城市区已逐步沿黄河、包兰铁路、109国道的集成发展轴束向贺兰县、永宁县扩展和延伸。环城高速公路、市内主干道以及机场高速公路将银川市东西向组团形式的三区和灵武市逐步联系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银川市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快速交通干道为联系轴的1小时社会经济生活圈，下辖各市县与银川之间的高速公路联系时间基本在30分钟～1小时之内，其中永宁县与贺兰县基本属于银川市半小时生活圈范围内。从城镇体系结构上，近年来贺兰县大力推进房地产建设，逐渐打造为银川市的居住生活型卫星城镇；永宁县则以望远工业区及农业产业化为核心，成为银川市生活服务型和工业型卫星城镇；灵武市作为银川市重要的工业区，以宁东建设为契机，为银川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4．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

近些年来，银川市抓住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机遇，大力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1995年~2001年，银川市共筹集建设资金16.7亿元用于核心城区城市道路、桥梁、给水、排水、燃气、热力、环境卫生、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后，银川市提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人居城市”的设想。先后建成污水处理厂7个，中水厂1个，投入29亿元建设资金用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结合民生问题，社区、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也逐步展开。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提升的同时，银川市也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成为推动银川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为经济圈内的城乡统筹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银川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特征

1．“点—轴—网络”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突出

立足于银川市空间分布结构现状，银川市区域空间实施“核心极化、点轴开发、双重集聚、梯度推移”的优化战略，以银川市主城区为核心增长极，空间布局呈现“三纵两横”总体结构。“三纵”是指南北方向沿GZ25、G109及包兰铁路以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为主的一级城镇发展轴，沿S305和S201以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为主的两条三级城镇发展轴。“两横”是指东西方向沿GZ35联系银川中心城区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二级城镇发展轴，沿G307至灵武、吴忠二级公路联系灵武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二级城镇发展轴。通过与采用点轴和分区相结合的城镇化模式，推动区域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发展，从“单极化”走向“网络化”。在充分利用银川市区域优势力量，加强各级城镇间快速高效的社会经济联系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银川市城镇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联系网络。

2．主体功能区划明晰，圈层发展结构鲜明

银川市所辖区域既有人口密集，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承载力较高的沿黄灌区，也有部分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城镇规模初具，生态环境相对不严峻的生态响应弱敏感区，同时区域内也有对生态干扰响应敏感的生态脆弱区，如贺兰山、白芨滩等地。通过近些年的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以及科学合理的生态规划制定实施，结合银川市主体功能区划，市域范围内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划分趋于明显，逐步凸显了银川市持续合理有序地进行区域开发的理念。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及生态保护区划，银川市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目前基本呈现三圈层发展结构。即以银川市城区为主体的核心经济圈；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为主节点的内引力圈；涵盖宁北、阿拉善左旗、陕北部分地区、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的外辐射圈层。

3．城乡嵌合融通程度高，社会经济差距相对较小

近年来，随着银川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展以及工业开发区的建设，大量的原农业地区被开发为城市新区或工业区，失地农民逐渐转为城镇居民，由从事第一产业逐渐转向二、三产业，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银川市作为沿黄主要灌区，在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生产的效益显著提高，尤其是部分临近核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以城市为服务主体的都市农业、设施农业、精细农业，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益进一步提高，农民得到了较大实惠，城乡社会经济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

由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越高）分析银川市城乡居民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城市居民近10年总体处于富裕阶段，恩格尔系数相对稳定在30%～40%之间，而且随着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没有相应的大幅增加。农村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近10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小康开始逐步迈入富裕阶段，尤其是2007年以来，乡村恩格尔系数已经基本与银川市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持平，城乡之间的恩格尔系数差距已经逐步缩小（见图2-1）。

4．农村综合改革效果显著，社会劳动保障程度提高

随着农业产业化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进一步深入，银川市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巩固。农村公共服务、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通过加快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建设，提升了银川市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并在交通、能源、给排水、垃圾处理、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开始给予财政倾斜和支持，进一步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近年来银川市在农村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形成了县—乡（镇）—村三级卫生体系，并坚持城市教育、卫生部门对农村教育、卫生部门的长期援助，提升了农村教育医疗服务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了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5．现代高效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农业生产在“坚持用工业化、市场化理念发展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步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以“两强多优”为主要优特产品的精细化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设施园艺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实现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利用远郊区荒地实施了沿山沿河蔬菜瓜果产业带建设。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势头强劲，呈现出起点高、标准高、规模大、速度快、布局鲜明的特点，现代高效农业生产逐渐由城市近郊区向远郊区以及广大乡村地区扩散。

6．二、三产业就业空间进一步增大

尽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银川市就业形势严峻，但也充满了许多机遇，有着巨大的就业空间。一是第三产业就业的空间较大。据统计，目前银川市第三产业需求人数为7000人左右，占到各产业需求人数总量的68%，第三产业仍是银川市未来增加就业的主渠道。银川市服务业（包括城乡）的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这些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仍远远高于第一、二产业。二是中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自治区中心城市战略的强力实施，工业强市步伐的加快，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不断拉动，经济结构的大力调整，都将会使银川市扩大就业的前景更加明朗。三是银川市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21世纪头一二十年，又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据测算，银川市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0.45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就银川市的现状来看，每年保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可实现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高速前行的经济列车能“搭载”更多人就业。四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推动就业的强大动力。随着近年“兴工强市”战略的实施，工业对增加就业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显现，工业经济的发展将带动新的就业。五是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常规发展，银川市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增长3个百分点，到2015年可达64%，创造的就业岗位将达到55万人。六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成为扩大就业的亮点。“十二五”期间，随着区域中心城市速度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将会稳定推进新的就业机遇。就业空间的进一步增大将为银川市农民的转移提供必要的机会。

（三）银川市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核心城市及城市圈辐射带动能力仍较弱

近些年随着“大银川”建设，银川市社会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但受限于宁夏总人口、面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水平、区位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城市规模较之于其他主要城市圈核心城市仍较小，市域内城市化水平参差不齐，同城化程度较低，经济一体化水平不足；城市经济规模、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人均水平低。较之于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银川城市圈财政、金融规模也较小、职工收入低、科技实力和城市竞争力尚有待提高（见表2-1）。

城市核心经济区与下辖各县市经济单元部分产业结构雷同度较高，互补性不强，导致联系松散，各经济地域单元的发展仍相对独立，银川城市经济圈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尚得不到充分发挥。如不跨越式提高银川城市经济圈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银川市极有可能在国家西部发展战略规划中被边缘化。因此银川城市经济圈迫切需要从区域的角度统筹规划、协调整合，以解决各地域单元仅凭个体无法解决的问题，促进银川城市经济圈从“整合”逐步走向“融合”，产生有机整体大于简单加总的“聚变效应”。

2．三次产业分工与协调发展程度低，产业关联性不强

银川市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间协调程度不高，传统农业、主要工业部门、第三产业间彼此经济关联度低。产业间结构平衡及协调问题是制约银川城市经济圈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银川城市经济圈内重工业主要属于资源型产业，尚未真正形成能够带动银川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轻工业主要为清真食品饮料制造业和造纸业，其感应度系数小而影响力系数大，中间投入率大，对农业等有一定带动作用。第一产业内部目前粮食与其他作物间的动态平衡尚未完全形成，部分农业生产区在粮、鱼、蛋、奶、果菜等方面大同小异，产业结构趋同性较强。当前银川市产业的梯度格局与一体化布局尚未形成，上下游产业配套和协作关系不协调，产业产品链条短，尚未形成对区域具有强大带动能力的核心产业部门。已有的产业集群规模小，缺乏完善的产业集群机制，扩散效益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城市圈内部整合协调程度不高。市场推动下的城乡统筹发展尚未形成，目前多以行政推动为主，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尚未发挥出来，需要在行政主导作用下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整合、融合城市圈现有资源，合理分工，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城乡发展模式单一，城镇体系建设亟待完善

《银川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提出，至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65万～175万人，2020年发展到205万～215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控制在152km2以内，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9%。目前银川城市经济圈城镇化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化。银川城市经济圈二级县市中心城镇规模需进一步提高，各乡镇的中心镇功能还没有得到强化，中小城镇的生态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模式转变尚未完成。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尤其中小城镇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后劲等均需进一步提升。当前银川城市经济圈城镇结构体系的合理性与完善性，以及城市内部的组合结构特征仍有诸多不足。银川城市首位度为3.75，四城市指数为1.37，国际上一定区域范围（或一个国家）正常城市首位度约为2，四城市指数为1，而银川市两种指标均明显偏高，说明核心城市首位度过高及次级城市规模过小，城镇间内在联系程度还需加强，城镇体系的层次延伸结构并没有完全展开。

4．农业产业化潜力挖掘不够，精深加工水平有待提高

银川市农业现代化、设施化、产业化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精细化程度不高，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力不强，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结构内部需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产品加工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成品比例不协调；市场化、信息化程度不足，产业受外部市场制约较多，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制约生产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

5．城乡统筹制度性、宏观调控性政策突破不够，财政支持不足

长期以来，银川市各级地方政府对城乡统筹政策片面理解为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就可以将农民纳入各级城镇中，从而实现了城市对乡村的“统一”和吞没，完成了城乡统一，忽视了农村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农民进城的职业诉求、技术障碍、“城市准入门槛”、角色转换中的心理调适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导致城乡经济融合度不高，联而不合，合而不一，城乡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城乡诸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不畅通，缺少相互间紧密的配合和支持，城乡社会结构在融合中分化与整合不连续。这种境况既影响了城乡的商品交换，更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边缘化现象突出。

银川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投入，由公共财政给予保障，而农村却依靠基层政府和农民集资来进行。由于大多数地区乡镇企业发展不理想，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使得许多乡镇政府无力向农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自我筹集资金能力差，也无力支持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农村投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社会的较快发展。问题的实质是银川市各级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不够，目前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仍突出经济建设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具体财政政策仍主要向城市经济贡献率大的产业部门倾斜，忽视了社会均衡与公平。

6．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二元体制尚未有实质突破

当前银川市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总体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例如银川市的就业结构要达到工业化成熟时期水平大约需要25年，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成熟时期水平需要15年左右。综合社会结构主要指标，银川市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银川市“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户籍制度，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教育、计划生育、宅基地、服兵役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2009年银川市城乡收入差距为2.92倍，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是兴庆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西夏区农村纯收入，城乡差别达到4.89倍，银川市贫富差距现象仍较突出。1990年占调查总户数10%的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3.3∶ 1，之后逐年扩大，2005年扩大到9.7∶1,2009年为9.6∶ 1。由收入差距引发的社会分配不均、社会公正与公平问题日益严重，各种侵犯普通公民权益的事例屡发不绝；城乡医疗、住房、福利、教育、发展机会等不均衡现象仍十分突出；城乡分化、既得利益阶层与受损利益阶层分化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当前银川市各级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到公共服务型转变还不够，使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效率与公平”原则的公平性长期没有得到体现，这些均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不利于银川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7．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银川市社会结构转型是在改革开放后政策体制变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由市场机制主导出现了不同利益阶层群体的分化。社会结构利益整合机制调整整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断涌现，结构化、系统化，甚至固定化的趋势也已开始出现。

近些年银川市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空间规模急剧扩张导致大量对农村、农民利益侵蚀的现象出现，如“城中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城中村在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社会治理结构也从村落共同体组织向单纯提供公共品服务的松散社区管理组织转变。但因土地、户籍、人口等多方面均属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其发展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景观格局等各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村特征，因而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布局，乃至城市整体规划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又涉及到地方财政、开发商、村民三方利益博弈，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利益受损，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矛盾。同时由于银川市城镇化、工业化的扩张，失地农民问题日渐突出。对城市扩展中的郊区失地农民进行强制拆迁、补偿偏低、失地后续支持政策缺失导致大量社会问题出现。当前银川市城中村及农民失地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农转非速度太快，土地征占规模过大，城中村现象日益增多，失地农民群体越来越庞大；二是对失地农民补偿太低，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三是失地农民就业难、就业质量差、结构性失业现象较为普遍。

8．城乡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两大跨越。目前，人均GDP超过5044美元，二、三产业比重达到94.4%，城市化水平达到62.18%。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全国一样，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农村消费能力下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以及农村社会事业落后等。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核心表现。当前，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银川市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①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典型的“剪刀差”现象。1985年银川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815元、488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差327元，2009年扩大到10326元。2000年到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年共增加2537元，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9458元的26.82%。②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1985年银川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1.67,2000年扩大为1∶2.07,2005年扩至1∶2.53,2009年达到1∶2.92，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3，虽然低于全国1∶3.12水平，但比2002年的1∶2.33有了明显加大。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性收入并加上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银川市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2000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③各县区农民收入差距。银川市各市县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差距也较明显。2000年，银川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852元，其中永宁县为2542.6元，低于平均水平309.4元；贺兰县为2560.7元，低于平均水平291.3元。2009年银川市农民人均纯收入5389元，其中除兴庆区以6039.61元，灵武市以5562.67元，贺兰县以5480.13元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外，金凤区5380.38元低于平均水平8.62元，永宁县5127.25元低于平均水平261.75元，西夏区3702.13元低于平均水平1686.87元。2000年至2009年，银川市三区两县一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差距变大，灵武市、兴庆区、贺兰县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西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最小，仅为394.1元。④其他省市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是天津、北京、上海、黑龙江、浙江、江苏、辽宁等东部及发达省市，差距最小的是天津1∶2.01；差距较大的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比值均超过1∶4.00，最大的是云南1∶4.28；超过1∶3的省份有湖南等6个省、市、自治区（见表2-2）。

（2）城乡居民消费差距。①消费数量差距。从1985年至2009年，银川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差323元，2009年扩大到10326元。1990年全市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为1∶1.87,2009年扩大到1∶2.55。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购房，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消费差距就更大。②消费质量差距。城乡居民精神生活等非商品消费支出差距较大。2009年，城镇居民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与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分别是1092.47元、1722.13元、1372.31元；农村居民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与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分别是703.52元、442.45元、310.49元，农村相当于城市的64%、26%、23%。2009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32.8%、34.5%，相差1.7个百分点。

（3）城乡居民财产差距。①城乡居民存款差距。拥有储蓄存款多少是城乡居民差距的重要方面。2009年银川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19.40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末存款额分别为297.15亿元、126亿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42%。城镇和农村居民年末人均储蓄额分别为11633元、1300元，两者相差10333元，后者相当于前者11%。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用于储蓄、储蓄性保险、购买有价证券的支出达3788.04元，相当于当年农民收入的59%。②城乡居民拥有耐用消费品差距。2009年年底，银川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04台、冰箱88台、洗衣机92台、移动电话163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14台、冰箱36台、洗衣机87台、移动电话143部，农村与城镇相比，除冰箱拥有量差距较大外，其他主要消费品拥有量差距较小。

（4）城乡社会福利差距。目前，银川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较为滞后，与城市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着十分大的差距。农民得到的教育、医疗、文化、水电、通信、交通等社会公用事业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①城乡教育差距。2000年，银川市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农村比城镇少2年。部分农村学校学籍管理没有走向规范，小学、初中的失学率、辍学率较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农村学校条件差，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大量流向银川市区，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2009年三区（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中小学教职工总数为9291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中小学教职工总数为6156人。②城乡医疗卫生差距。从卫生发展水平来看，城乡差距更为明显。2009年城市和县镇共拥有卫生机构533个，床位8506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13.69人。2009年农村乡镇卫生院有40个，病床384张，每万人拥有0.63张床，卫生技术人员569人，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8.84人。2000年，城市、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寿命分别为77.38岁、75.63岁和71.37岁，城市、城镇比农村分别高出6.01岁和4.26岁。农民依然是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十分突出。③社会保障差距。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占银川市人口70%以上的农民除传统的“五保”供养和少数地方试点的农村大病统筹外，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2009年，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60970万人和26329万人，保障金额分别为1.08亿元和0.23亿元。

城乡差别扩大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