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观察他们的服装和家庭用具。比如，无论是贴身的粗麻布衬衣、脚上的鞋子、睡觉的床铺、床铺上的各种物品和装置、烹制食物的炉子、采掘自地下并需要由水路或陆路运输才能送达的煤炭、桌子上的全部用具、盛放和分取食物的器皿、面包和麦酒、厨房中其他的器具，还是能透过热气和光线却遮挡风雨的玻璃窗、制造这些便利品所需要的各种器具，以及一切使世界北部成为舒适的居住地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总之，任意一样你观察到的东西，都投入了各种劳动。由此可以知道，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人的协作，一个文明社会中的、微不足道的人，要想按照他现在所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取得其所需的日用品，是不可能的。
分工的起源
分工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这诸多好处并不是源于人类的智慧，而是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的结果。尽管人类凭着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通过分工来实现普遍富裕，但人类最初的目标并不是这一广大效用。
现在，我们不把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性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列入研究范围。但是，这种倾向是人类所共有且特有的，其余各个种类的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倾向或其他任何一种协约。
两只猎犬共同追逐一只兔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一只猎犬将兔子逐向另一只猎犬，或在另一只猎犬把兔子逐到它那一边时加以拦截。这一举动，看上去好像也是一种协同动作，但这种协同只是它们的欲望对象相同时偶然产生的一致，只发生在某一特定时刻，并不是契约的结果。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的情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拿我的东西跟你交换”的情形，我们也从未见过。
某一动物要想从人或其他动物那里取得某物，唯一的说服手段就是博取授予者的欢心。比如，想要取得食物的小犬向母犬百般献媚、想要唤起主人注意以投食过来的家狗做出种种娇态等。这种手段，有时也被我们人类用来对待同胞。一个想让同胞满足自己意愿的人，当他没有其他适当的方法时，就会以种种卑劣阿谀的手段来博得对方的欢心。不过，这种办法受时间所限，只能偶尔为之，不可能每次都搬过来用。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不容易博得其他人的好感，就算尽其毕生之力亦收效甚微，却随时有可能遇上获得多数人援助的情况。除人类之外，别的动物几乎一到壮年就全都能够在自然界独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
而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不可能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刺激别人的利己心而自愿替自己做事，他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了。任何一个想与别人做买卖的人，都可以先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这样你就能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可以取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别人利他心的话，而改说唤起别人利己心的话。就算我们自己有需要，也要说这样做对他们有利。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像乞丐一样过着全然靠别人施舍的生活。就算是乞丐，也不能一味地依赖别人的恩惠。诚然，乞丐的生活资料归根到底都来自具有慈悲心的善人。但是，这种善举只是出于一种道义，它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地提供给乞丐。乞丐的大部分临时需要，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的，就像其他人一样。他拿出别人给他的金钱购买食物；他把别人给他的旧衣换成更合身的旧衣、食物或寄宿的地方，或是把旧衣服换成货币后再购买自己需要的衣服、食物或住所。这些都不是别人恩惠的结果。
正因为契约、交换和买卖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所以当初才产生了分工这一倾向。比如，在狩猎和游牧民族中有一个擅长制造弓矢的人，他曾用自己制成的弓矢交换别人的家畜或兽肉，却发现与猎人交换所得，比他亲自到野外捕猎得到的还要多。他为了自身利益打算，就把制造弓矢当成自己的主要业务，因此成了武器制造者。另一个擅长建造小茅屋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的人，则经常被人请去建造房屋，得到的酬劳是家畜、兽肉。后来，他终于发现一心一意地从事这一工作对自己有利，然后他就成了房屋建筑者。同理，第三个人做了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了鞣皮者或制革者———未开化时期，皮革是人类的主要衣料。这样一来，人们就拿出自己生产而又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产物，以换得自己所需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人们从这一现象上得到了鼓励，开始从事一种特定的业务，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得到了磨炼，因而能够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实际上，人类天赋才能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成年人在其所从事的不同职位上所表现出的非常不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这种说法在多数情况下都适用。比如说哲学家和挑夫，这两个人性格差异非常明显，造成这种明显差异的，应该说是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天性。他们在七八岁以前，天性极其相似，恐怕就连他们的双亲和朋友也不能看出他们有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从七八岁或年龄更大一些之后，他们就开始从事极不相同的职业，渐渐地，他们才能的差异才开始看得出来并逐渐增大，最后，受虚荣心驱使的哲学家，简直不肯承认自己与挑夫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倾向的产生，那么每一个人要想取得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都必须亲自生产，这么一来，所有人的任务和工作都没有任何分别，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工作差异所产生的巨大的才能差异了。
交换倾向的出现，使得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产生了极其显著的才能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有用的差异。人类在没有受过教育和习俗的熏陶以前来自自然资质上的差别，跟许多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来自天性的差异相比，要大得多。
在天赋资质方面，猛犬与猎狗的差异、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都比哲学家与挑夫的差异要大得多。但是，这些同种不同属的动物并不能相互利用。对强力的猛犬来说，敏捷而迅速的猎狗、智巧的长耳狗、柔顺的牧畜家犬，都不能给它以辅助。这种种不同的资质和才能，之所以不能结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就因为动物们一直都各自独立、各自保卫，没有能力和倾向把自然赋予它们的才能进行交易，因而也就不能增进同种之间的幸福和便利。可是对人类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差异相当明显的才能也可以互相交换着使用。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一般倾向，使得人们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不同产物聚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用自己的资源从这个共同的资源里换取别人生产的物品。
市场大小会限制分工
由于分工起源于交换，所以限制分工程度的是交换能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的广狭限制了分工的程度。如果市场过小，人们就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随意换得自己所需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样他们也就不会终生从事某一职业。
有些业务只能在大都市里经营，哪怕是一些最普通的业务，比如说搬运。因为，小村落里根本就不需要专门的搬运工，而普通的城市又不能保证有不断的工作机会。在荒凉而人烟稀少的苏格兰高地一带，不管是哪一个乡村农夫，都必须为自己的家属兼任许多职务，像屠户、烙面师、酿酒人。在那种地方，就算在二十英里内，你也很难找到两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那些零星散居的人家，距离工匠至少有八九英里之遥，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许多小事情。而在人口众多而繁忙的大城市，人们一定会雇请专业工人来帮忙做那些小事情。
一个人兼营几种性质类似因而使用同一材料的行业，在农村到处可见。一切木制的物品，农村木匠都可以制造；所有铁制的物品，农村铁匠都会制作。农村木匠除了是木匠之外，还是雕刻师、家具师之类的细工木匠，乃至制车轮者、制耕犁者、制二轮或四轮运货车者……铁匠的工作比木匠的工作更为繁杂。在苏格兰高地那样僻远的内地，一个人要想靠专门造铁钉来维持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即使他一年劳动三百天，每天制钉一千枚，每年制钉三十万枚，一年的销售量也不会超过一天的制造额，也就是说，他一年也销售不出一千枚钉子。
水运开拓的市场，比陆运开拓的市场要广大得多。所以，一直以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都自然而然地从沿海、沿河一带开始。这种改良要想在内地得以普及，往往需要许久。
现在，用两个人、八匹马，来驾驭一辆装载了约四吨货物的广辐四轮运货车，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往返，一共需要六个星期。可是，如果走水路的话，六个人或八个人就可以驾驶一艘载重二百吨货物的船只，同样的时间里也可以往返伦敦和利兹。所以，走陆路需要一百人、四百匹马和五十辆四轮运货车搬运的货物，如果借由水运的话，可以方便地由六个人或八个人搬运。此外，从伦敦运二百吨货物到爱丁堡，按最低运费来计算，也至少要负担一百个人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四百匹马和五十辆四轮运货车的维持费，再加上和维持费几乎相等的消耗，全部费用加起来，必然是一笔高昂的运费。然而，水运所要负担的，不过是六到八个人的生活费、货船的消耗费，再就是与陆运保险费有较大差额的高额水运保险费。所以，如果除了陆运之外，两个都市之间没有其他的交通方法，那么就只有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物品，才能在这两个都市之间流通了。这样，两地之间就只有现今的这一小部分商业，两地的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相互刺激，也就只有依靠这一小部分商业来提供了。假如世界上只有陆运，那么商业活动就无法在那些偏远的地区之间进行。由伦敦至加尔各答的陆上运费，高昂得没有货物可以负担得起。就算有货物可以担负起这一运费，也没有什么输送方法可以让它们安全地通过，因为在介于两地之间的领土上，住着许多野蛮的民族。水运却没有这些限制，现今，这两个都市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它们相互提供市场，并大力鼓励彼此的产业发展。
水运的这种大便利，使得工艺和产业改良都自然地发起于水运便利之地，而且许久之后才能在内地普及。内地由于与河海隔离，其大部分产物都只能在邻近的地方销售，所以在长时间内，货品的销量必定和邻近地方的财富与人口成比例，结果是它的改良步伐总是落在邻近地方后面。比如我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上，都沿着海岸和河岸开发大种植园，很少把殖民区域扩展到离水运很远的地区。
根据最可靠的史料记载，地中海沿岸各国开化最早。地中海是现今最大的内海，没有潮汐和可怕的波涛，只有风浪。在罗盘及指南针尚未发明、造船术尚不完全时期，人们视狂澜怒涛为畏途，都不愿意远离海岸，所以选择了地中海，它不仅海面平滑、岛屿星罗棋布，而且距离海岸很近，适宜于初期航海。在古代，直布罗陀海峡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驶过它向西航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航海史上最危险、最可怕的旅途。许久之后，以造船和航海事业著称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才敢于尝试。在这之后又过了很久，才有别国人敢来问津。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首推埃及的农业和制造业发展最早、改良最大。在上埃及，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的地域比较繁盛。在下埃及，尼罗河分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这些支流遍布全国，只要略加施工，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无论是在各大都市、各个重要的村落间，还是在村野的各个农家间都可以进行便利的水运。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今日所提供的便利，大致也就是这样的吧。埃及的内陆航行如此广泛而便宜，也难怪它会进步得那么早了。
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东印度孟加拉各省、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期就开始进行了，虽然这一往古事迹尚未得到欧洲有权威的历史学家的确证。就像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印度境内的恒河及其他大河，也分出了许多可以通航的支流。而在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条分成了许多支流和水道的大江大河，这些河流相互交通，使得内地航行的范围得以扩大，这一航行范围的广阔程度，就算是尼罗河、恒河这两大河合在一起，也无法比拟。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对于对外贸易，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鼓励。内陆的航行，似乎是他们财富的全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