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恐怖下的生存策略——漫话阮籍的诗与酒
阮籍（210—263）是历史上少有的奇人之一，在专门记载中古人物轶事的《世说新语》一书中，阮籍的故事占了最醒目的位置，而且多收录在带有负面色彩的栏目像《简傲》、《任诞》中。将这些佚事略一汇集，当时人眼中的阮籍形象就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阮籍是个嗜酒的人，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异常重要的位置，仿佛他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饮酒而展开：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他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目标，做什么官、任什么职都无所谓，只有酒是他全部兴趣所在。他内心有巨大的抑郁，要靠酒来化解，这一点他的朋友们都看得很清楚。
其次，无论在什么场合，阮籍都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晋文公就是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从历史记载看，他似乎秉承了父亲司马懿谨慎而有涵养的品性。杨修如果为他做事，或许就不会被杀掉。也正因为如此，阮籍没有成为第二个杨修。在一般朋友间，阮籍更是率心而行，不讲常礼。有一次年轻后生王戎来访，正好刘公荣在座，阮籍对王戎说：“正好有二斗美酒，我同你喝，公荣就算了。”两人交觞酬酢，公荣一杯也喝不到，但三人谈笑自若，尽欢而散。有人问阮籍为什么不让公荣喝酒，阮籍答道：“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这就是他的待客之道，而周围的人似乎也能理解和接受。他不给刘公荣喝酒，刘无所谓，照样安坐谈笑，欢洽无间。
再者，阮籍根本无视世俗的礼法，行为率意，有时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他在司马昭座席间，不仅平时酣放自若，而且居母丧时也依然故我，照常吃酒肉。司隶何曾也在座，说：“明公正提倡孝道，阮籍居丧母，竟公然在您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将他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嗣宗毁顿如此，你不能分忧，还说什么呢？况且，有病在身喝酒吃肉，不是丧礼允许的么！”阮籍好像没听到，饮啖不停，神色自若。
居母丧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古丧礼允许健康状况不好时食肉）而饮酒食肉，确是很过分的行为，虽然司马昭曲为回护，但阮籍本人恐怕是完全没有任何礼法意识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阮籍难道是全无心肝的人么，丧母就毫不悲痛？还是看看这段记载吧：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看来，阮籍有他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接受朋友吊唁时不哭，直到母亲下葬临诀之际，所有的绝望和悲伤都在那一声“穷矣”的恸号中倾泻出来，以致吐血哀毁。这完全是一种欲压抑、疏导而不能，最终不得不以更剧烈的形态爆发出来的悲伤，因此有着远过于通常情感表达的强度和自我消耗的意味。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他自己如此放达，却不许儿子从而仿效：“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这一意味深长的记载暗示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否定。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一种无奈选择而非本性自然，就像精神苦闷者吸食毒品，虽然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却决不愿子女步其后尘。由此透视当时的士人心态，就不难把握魏晋之际的时代精神，理解其风流放达背后的悲患隐忧。
阮籍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很惊世骇俗，礼教规定“叔嫂不通问”，但阮籍嫂子要还家时，阮籍去送别。有人以此相讥讽，阮籍说：“礼教岂是为我辈设的？”他邻居有家酒店，老板娘颇有姿色，阮籍与朋友经常在那儿喝酒，醉了便睡在老板娘旁边。店主开始颇疑心，伺察再三，发现阮籍从来没有异常举止。当时有一位名士裴楷之说：“阮籍是方外之人，不崇礼制；我辈是世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各得其所。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还是相当宽容的，有一个承认和容忍名士们的放达行为的舆论空间。名士们既以方外之人自处，社会便不再以世俗礼法约束和要求他们，甚至还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达生”，即看透了人生的道理。名士王孝伯有句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放达语，也是激愤语，更是绝望语，同时映照出他们表面的沉醉放达与内心的清醒隐忧难以调和的精神世界的两面，让我们体会到那放浪背后的深沉痛苦。
阮籍少有大志，常傲然有不可一世之概。《晋书》本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争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这种豪气随着他年齿渐长，经历漫长的黑暗世道而日渐消磨。从黄初元年（220）曹丕诛丁仪、丁廙兄弟，到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杀嵇康、吕安。四十年间接连发生的一连串血腥杀戮，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可怕的梦魇，让包括阮籍在内的士大夫群体不能不对政治的变幻无常感到莫名的恐惧。
对《世说新语》所载的许多故事细加玩味，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比如《言语》篇载：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这就是常言说的“易却伪君子，难对真小人”的道理。刀架在脖子上，还有什么逶迤周旋的余地？所以阮籍只有以酣醉来逃避那些他不愿面对的人、不愿面对的事。
《晋书》本传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一醉六十天，以拒绝司马昭为子求婚。然而即便在醉中，他也是半睁着眼的。因为他清楚，真正要命的事，即便酣醉也躲不过。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的准备。而最后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便是阮籍的手笔，现在还保存在《昭明文选》中。《世说新语·文学》叙述阮籍写劝进笺的过程是极富戏剧性的，魏国封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司马假意辞让不受。文武官员都往其宅敦劝，司空郑冲遣人找阮籍求劝进文。阮籍正醉卧袁孝尼家，被人扶起，随手书之，文不加点，时人以为神笔。明白了阮籍的心境，这则记载就可以当作他深谋远虑的机智故事来读：魏赐司马昭九锡是迟早的事，而以阮籍的地位和文才，劝进文的手笔又非他莫属，他自然冀望以大醉躲过，但又清楚多半是躲不过的，因此作了最坏的准备，以至郑冲使至时能扶醉写出宿构的“神笔”，无所点定。
这么说不免有些煞风景，抹杀了阮籍的才华和生平行事的奇特性。但参照当时的历史记载，却绝对是顺理成章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提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晋书·阮籍传》也说他“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他的谨慎，甚至连司马昭都很赞赏，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当时钟会常以时事相咨询，企图套他的话来罗织罪名，但阮籍都以酣醉应付过去。
不过智者千虑，难免一失。阮籍尽管吐辞至慎，偶然也有失言的时候。《晋书》本传载：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这是极危险的一次失误，若非阮籍机智辩给，恐怕难逃一劫。有关阮籍与司马氏政权的关系，一向有不同说法，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阮籍的险境和苦心，我们就只能说他是在最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选择了最低限度的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由于总是处在这种临深履薄、祸机莫测的凶险环境中，因此过度谨慎的压抑只能通过异常的行为方式来宣泄，据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李善《文选注》论及阮籍《咏怀》诗，说阮籍身仕乱朝，常恐受谤遇祸，因此诗中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推测其意旨。今存八十二首《咏怀》中，除少数讽世之作，多数篇章都是以自我为本位，表达作者对人生之不圆满的体验。由于一概抽掉现实的政治、社会背景，就使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的自我拉开了距离，而诗中传达的内容也就被抽象为一般的人生经验，虽感触万端，但要之不出对生命不幸的体认及由此引发的感伤。
说到底，阮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清醒，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有悲则有情，无情亦无悲。茍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因为有情，便难以忘我遗世，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而且靠自我意志绝对无法解决。于是阮籍只能借酒逃世，沉酣于醉忘境界。后人不能体会阮籍所处的环境之险恶，难免会批评、贬斥他放浪形骸的颓废作风，比如哲学家王夫之。但好在阮籍的苦心后人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清代学者焦袁熹曾有一段议论，见识最为精到：
国初天兵至我郡，一卒遇一妇人，以刃胁之。此妇既惧死，又不肯从顺，旁有粪坑极深，即投之，裁露其面，此卒乃舍之去，志与身竟得两全焉。在寻常时过之恐不速，近之若将凂者，粪坑也。此妇岂异于人哉？今而若是焉，何哉？所恶者小，所欲者大也。正使不获免，求免之路舍是焉则无之矣。谓此妇非智可不可也？吾以是观阮籍诸人处魏晋之际，岂不亦由是道乎？
为免受污而先自污，确实就是阮籍希求全生于乱世的策略。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有着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两方面的原因。诸多名士罹祸遭戮的殷鉴在前，他要想躲避司马氏的网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联系《世说新语》那些记载来看，阮籍可以说就是一个借助于酒精来逃避人生苦难的遁世者。
我初读《咏怀》诗，有一点深感不解：其中竟绝口不提他日常借以遁世的酒！虽然这颇符合他拉开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自我距离的表现方式，但比起后来高唱出世情怀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的言不离酒来，终究有些奇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饮酒于阮籍既属于对人生苦难的逃避，就必不是快乐的行为。在饮酒中忘却痛苦，也就意味着忧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诗来说，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遗”。只有从酒精的麻痹中醒来，忧生之嗟重又占据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滥于诗歌。而此刻，镇痛作用既已失效，作为麻醉剂的酒精便不再有意义，诗人也就懒得提它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么？
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将饮酒挂在嘴边、写进诗里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太白，其实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说他们的痛苦还远不到阮籍那种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为五斗米折腰于督邮，为皇帝写写歌词，比起杀身之祸、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热烈言说，适足表明那愁之轻漫，尚可作审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但愿长醉不复醒”，也就没有关于酒的闲话了。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