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九
这是我有生以来正经做的第二次文学翻译。
从前翻译过两篇南亚小说打发时间，由于自己懒惰，那之后没再做过任何类似的事情。
直到某一天，因为学习，再次邂逅泰戈尔的作品。
2009年，我听说2011年会是泰戈尔150周年诞辰，而且很可能要大办。
后来我想，其实从小就读到冰心和西谛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受惠良多。我自己也可以纪念一下他。
但是，找个什么方式呢？
比如说，再跑印度去一次，专门去加尔各答看他的纪念馆？这主意虽然有趣，却很让我踌躇届时那里必定人多，可我平生就怯人太多的地方，也挤不过别人，上学期间曾经在坐公交车时，被勇猛的北京老太太直接从车门上掀下来，她胜利地取而代之。
或者追随泰戈尔的足迹，去把他走过的地方都看一遍？这也不大现实，此君游踪极广，寻常人没那个时间和心力去覆盖他的旅途。
最后我决定务实一点儿，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自己试着翻译一些泰戈尔的诗歌来纪念他。也许这个工作很多人会做，也许不会，但都不重要。
别人的纪念是别人的，我的纪念是我自己的。
这个方式我觉得也很适合他。要纪念一名酒客，就给他浇奠樽酒；纪念画者，就给他洒一片颜色；纪念泰戈尔这样的诗翁，自然是争取让更多人来念诵他的诗。
迄今为止出版过的泰戈尔中译诗歌版本，但凡能找到的，我都浏览了一遍。到目前为止，冰心、郑西谛和石真的本子仍然公认最好。
所以在翻译这本泰戈尔获得诺奖的作品GITANJIALI（冰心译名为《吉檀迦利》）时，我只琢磨冰心的版本，以这个版本为学习目标。
转眼之间，离当初发愿翻译，4年过去了。
泰戈尔的150诞辰也在2011年过去。现在已是2013年，正好是他获诺奖100周年。
冰心译本和新译考虑
首先，冰心译本是迄今已出版的最优美的中文版本。
这不仅仅体现在意境上，而且看得出来，她在选取词汇的过程中，非常精于炼字。这是对中国古代诗人炼字技巧的某种传承。个别明白如话的句子，被她用精当的字句对译之后，对后来人造成极大压力有些表达几乎是“最佳”的。
冰心的炼字有时候也走得稍远，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忠实度不高。后者认为，她翻译中个人创作的成分往往在这类地方体现得更多，并且对原文时有增删，反倒是译者本人创作欲望体现较多。
也许可以这样来比喻上述观点：她试图以原稿为底本画一幅美丽的画，但是局部画出了界。
但是冰心的开拓和学界的批评，实际上合力给《吉檀迦利》的新译本指出了一条路：能否在尽量忠实原作的基础上，适当地炼字？
其次，从人物视角来看，冰心译本柔和温婉，偏女性化，比较甜美。
以标志性词语“甜柔”为例，光这个汉语词，她就用了五次。然而sweet和sweeten之类的词汇，除了“甜柔”，当然还存在“芳香”、“和蔼”、“抚慰”等多种选择。冰心的英文很好，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含义，这也许是她主观有意识的选择和剪裁。
也就是说，她在翻译过程中，把泰戈尔《吉檀迦利》中文版打造成了一个过于甜蜜的版本，从而带上了明显的个人烙印。甚至连她给GITANJALI这个题目的中文翻译吉檀迦利在朦胧模糊的美中，也带着一股子檀木的甜香，当然也隐含了一点佛教气息。
这种甜美风格的注入，是她成功之处，也是早年吸引我之处。但是现在，作为成年人，我越来越不偏爱甜食。
我个人认为，这个诗歌，还是以男性视角和男人口吻为宜。
因为作者分明是男子，据英文原作内容来看，男性视角在总体上也比较明显。
虽然泰戈尔号称有自己的宗教或人的宗教，而不是印度教，其实他生长该国，思想的根基终不免受惠于印度教乃至其他宗教。印度教有苦行和冥想的传统，其中自然饱含内敛虚静元素。
试比较王维深得禅趣（禅所依托的佛教，也脱胎于印度教，两人在宗教思想方面因此不免存在某种联系）的三首大众化作品：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初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男人赋诗，尤其带有宗教底色的，固然不必句句磅礴，尽可以萧疏清淡、悠远闲静或者空灵虚无，但不适合过于温柔或妩媚，这是男性化视角和男人口吻限定的。
当然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其中有写情爱的诗篇，且其中的“我”似乎对应女性角色？
这个问题涉及《吉檀迦利》的宗教因素，后面再说。
第三，在这一部诗集的行文中，宗教感始终是重要的。
冰心译本中温馨的甜柔经常胜过宗教的庄严，世俗化成分更重一些。
泰戈尔《吉檀迦利》据说本意为“献诗”，宗教情绪浓厚。有台湾译者因此翻为“祭坛佳礼”。窃以为这是精彩的对译；此外，若从这个角度看，“祭坛嘉礼”似乎更准确，毕竟“嘉礼”是中国古乐，更对应诗歌古代中国长期是诗乐合一的。
只是冰译在前，隐隐有约定俗成之意，标题仍用《吉檀迦利》，对今日的读者来说也许不至于陌生和疏离得太彻底。这是我沿用冰译标题的原因之一。
连前面提到那些以“我”对应女性角色的诗歌，在宗教情绪下观照，都可以有合理解释。
在这里，实际上是通过男女情人之间的爱恋，来指涉人与神的爱恋，讲究的是人神合一。若从印度教层面来说，叫梵我合一；从伊斯兰教角度来说，叫人主合一。凡人在这种内容的诗歌中，以女性角色自比，是常见的表达方式。
尽管中国古代的诗歌中似乎并不常见这种类型的宗教赞颂，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的类比却司空见惯香草美人。
中国古代诗歌有以夫妇喻君臣的传统，自屈原《离骚》（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来，多少失意文人曾自比为弃妇或妾妇，名篇佳作无数。
这还只是臣子面对人间的君王，或曰天之子。在宗教诗歌中，男性作者做小伏低，自比女子，把神比喻为男子，也就很好理解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屡次以女性角色出现在诗歌中的“我”，也大抵如此。
第四，冰心译本在具体某些用词上较为典雅精确，但总体风格偏于口语化，这是明显的特点。
其中甚至也体现了新白话初生之际，浓重欧化的痕迹。这种现象受到时代和历史本身的限制，没有作者能够摆脱。
比如冰译有些诗句中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很多个“的”，在阅读或诵读上，一连串“的的的”响过去，仿佛马蹄声急，阅读者要被迫不停地换气，不能说不难为人。助词用多了，会反客为主，污染语言。
另外有些词语的语义，在现在这个时代看起来显得隔膜。
当然这只是细节问题，重点在于口语化。而我以为，这个不是很贴切。
从题材上看，宗教感强的诗歌或别类文本，都需要翻译得略微古雅一些，口语感觉太强不够庄重。
从泰戈尔英文版本身使用的词汇来看，thou，thee，thine，thy之类的词汇比比皆是，这就是趋于古典的标志；甚至还出现了for aye这种非常古雅的词汇，在我所阅读过的有限的英文著作中，似乎第一位使用英语创作的宫廷作家、以《坎特伯雷故事集》为世人熟知的幽默的乔叟，喜欢在他那些著名的英雄双韵体诗歌中频繁使用这个词。那时候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样子。
这两个因素，就是让我认为《吉檀迦利》可以在总体风格上译得偏典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