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王子的高贵、孤独、寂寞以及身为储君在皇帝驾崩时面临的杀身之祸等特征，间谍都承受着，故称其为王子，再恰当不过。
谍报天才武尔夫
武尔夫，这位谍报史上的天才人物，无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表演。作为一名双重间谍，他一面为二战时的同盟国搜集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从而为正义战胜邪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另一方面，他又以虚假情报成功地欺骗了纳粹德国，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仍将他视为忠诚于纳粹的间谍。他的精彩表演已受到当代人的交口赞誉。
1940年9月19日夜间，武尔夫·施密特登上一架德国军用飞机，朝英国飞去。他想着，几个星期之后，也许伦敦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地了。当代号为3725号的施密特跳出他的飞机向剑桥郡和哈福德郡交界地区伞降时，他还在洋洋得意，完全不知道他正在堕向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之中。
正在施密特打开伞向下降落时，他突然发现飘移的方向在变化，他正在越来越快地靠近一个飞机场尽头的高射炮群。他意外地发现，炮兵好像毫无觉察，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心中忽然一亮，是不是这个飞机场已被纳粹的其他先遣部队占领了？着陆时，他的降落伞碰上了一棵树，他的足踝在黑暗中被扭伤了。埋藏了降落伞后，他一瘸一拐地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教堂里清脆悦耳的钟声给了他一种平安无事的感觉。
七、八月里，英国几乎每夜都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在空袭的掩护下，有不少纳粹间谍分子被空投到英国乡村中去。当施密特着陆时，德国最高司令部某些指挥官曾乐观地认为，对英国的入侵战略行动，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实施。
施密特放好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然后在村外的一棵树窝里寻找了栖身之地。黎明时分，他试图寻找失落的手枪，结果没有找到。
在村子里，他买了一块新手表，吃了一份早餐，然后，他决定去火车站。
疼痛的脚使得他行走不便，在走过一个村口时，看见了一台抽水机，于是他决定去洗洗脚，以减轻痛苦。就在他洗脚的同时，一个国民巡逻兵走了过来。“请拿出你的证件，先生”，他的外国口音，加上伪造的英国身份证，使这位巡逻兵觉得有些诧异，于是，他被带往剑桥警察局。
施密特不知道，在他空降前夕，他已被出卖。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早已通知他降落地点的陆军和警察当局。一名陆军军官和一名下士已经在附近的一个谷仓那儿听到黑暗中飞机飞近的声音。声音消失后，下士发现了一把降落伞消失在树丛中。军官和下士立即开始了跟踪。正当他们不紧不慢地观察时，国民军巡逻兵已捷足先登。要把这个德国人弄到军情五处，看来他们不得不立即插手，一旦一个间谍在公开场合被抓捕，就不再可能成为双重间谍，因为德国无论如何也能得到他被抓捕的消息。
军情五处的军官们很快见到了相貌堂堂的施密特，他们用德语对话，一开始，施密特还以为这是化装的德国间谍来迎接他呢。当他意识到他已被俘时，他感到极为震惊。经过短暂的查问，他被塞进了一辆黑色货车，驶往军情五处020营地。
武尔夫·施密特对自己的突然被捕感到十分吃惊，更为惊奇的是，他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按照训练时德国军官们的理论和出发前训练官员告知他的，他将看到英国居民狼奔狗突、乱作一团，如同在法国、丹麦和荷兰所发生的情境一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从他偶然听懂的警卫人员的对话中，他也获得了同样的看法。
汽车绕过白厅，缓慢地驶过议会大厦和威斯特敏斯特。施密特看到如此熟悉的道路，如此熟悉的议会大厦，他的念头在翻来覆去的变化着，就像上下抖动的车轮。
德国“莉娜队”间谍小组中代号为3719号的戈斯塔·卡罗里被英国军情五处审讯后，详尽地报告了施密特的情况，因此，在英国反间谍机构中，才第一次有了一个完整地进入英国的外国人的档案材料。
军情五处把武尔夫·施密特看作是一个理想的试验对象，他们试图先在精神上摧毁他的防线。
审讯立即开始。他面前是两名陆军军官和哈罗德·迪尔登博士。迪尔登博士毕生对侦探事业感兴趣，是一个侦探小说迷。他身着便服、衣衫褴褛，香烟灰沾得满身都是，一头蓬乱不堪的白发，看上去令人生畏。
审问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交谈，很少提什么问题，仅仅提出种种暗示，如军情五处已掌握了他的什么情况等。
当一名审问官刚提到他的飞行员加顿费尔德的名字时，施密特立刻惊叫道。他难以相信，难道连他的飞行员他们也知道？
施密特并不像卡罗里，不断地审问、威胁和利诱，不可能立即生效。但是军情五处的时间不多了。他们估计，施密特的上司也许期望他3天之内要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向他汇报，否则，德军就会认为他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电讯联系的任何延误，都可能引起德军的怀疑。于是，审问暂停。
审问官们开始商议对策，看施密特会发生怎么样的心理反应。
他能与英国合作吗？如果可以，可靠程度如何？
迪尔登博士感到，施密特并非像卡罗里那样容易被吓倒。他认为，在某些方面，施密特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恰恰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比卡罗里更有价值。施密特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性格倔强、意志坚强。
迪尔登博士认为，有一点使军情五处大大占了施密特的上风，他已感到震惊。一旦他明白军情五处已掌握了他的全部情况，他就会从内心里垮下来。在施密特身上，有一点必须利用，那就是他有幽默感，这正是他可能转变的因素。
英国反谍报机关成立的管理叛变的德国特务的组织BIA最优秀的领导之一罗伯逊上校立即大加称赞：我的天，你说得对极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施密特使我想起了谁呢？现在，你一提起幽默感；我就知道那是谁了。他太像哈利·塔特，那位音乐厅的喜剧演员。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把他转变过来，我提议他的代号就叫塔特。如何？
“好主意”，立即有人应道。
施密特可能已猜测到他的朋友卡罗里已经出卖了他，但也可能他还在纳闷，是不是英国已破译了德国的“伊尼格默”密码系统。渐渐地，他终于感到，如果不合作，等待他的将会是绞刑架。他很快便招认了他到英国来的任务：获取各个造船中心的军舰修造所的情报。
不久，德国的3725号间谍就成为英国谍报机关控制下的双重间谍，并以“塔特”为代号。
既然已落入猎手之口，施密特同意合作，他被要求立即发一份无线电报给汉堡——沃尔多夫。
就这样，塔特在军情五处的控制下发出了第一份电报。为了证明塔特是否完全站到了英国的一边，军情五处要求塔特在电报中加上了一项要求：亟须经费和一个收发报机电子管，希望这些东西能由另一个间谍带来。幸运的是，德军已作出了决定，准备派遣新人，以增加他们在英国的间谍人员数目。
新派来的间谍是塔特的老同事，一个29岁的党卫队冲锋队大队长。拍回英国的复电说，卡尔·里希特将携带经费和一个电子管伞降英国，并要求塔特到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接头。1941年5月13日夜里，卡尔被空投在哈福德郡的一片树林附近。结果，他一着陆，就被捕了。最后，在监狱里被绞死。到这时，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才确信，塔特不会耍什么花招了。同时塔特还会向德国人发一些有关英国方面的情报，否则，他就不可能一直保持德国间谍的身份。
当塔特亲眼看到遭到德国飞机轰炸后的英国，仍然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他就可以建议什么样的情报最有价值，既达到欺骗的目的，又使得德国人完全上当。塔特按照德国派给他的任务，定期地发送着有关英国战斗机和军舰制造计划方面的情报。内容包括：夸大机场被轰炸后损失的程度，诱开德国空军轰炸的目标，提供假的军舰制造计划，低报新的飞机和装备产量。塔特成为了英国反间谍政策下最优秀的双重谍报人员。
华盛顿的左膀右臂
华盛顿创下的北美情报组织进步很快，表现也堪称出色，但间谍历史比光荣革命还要久远的英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亲英派的破坏分子甚至一度还混进了华盛顿的卫队，成为最接近和保护他的人。幸而，华盛顿还有二位优秀的反间谍助手，他们是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及他的助手科劳斯比。
1776年夏天，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一条性命。
杰伊管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来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纽约调查委员会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内部，收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使用的化名如此之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甚至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这是十分危险的。托利党人很可能因此怀疑并识破他的身份，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有可能将他误作为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很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科劳斯比也有倒霉的时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接纳，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不知圈套傻傻地走进来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对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科劳斯比满怀希望，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运气简直糟糕透了，尤其是他的战友们正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支开了守卫，让他们去喝白兰地，并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知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名头最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治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欧洲变得越来越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