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7年，莫名其妙地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流传出一封信札，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花费“血钱”将那些把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自然，这封信札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整版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轶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文章宣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孩童的。消息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乘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货。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降低。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和后者的偏袒而只得作罢。
克格勃的冷面杀手
只要轻轻扣动扳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的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
他叫做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前苏联注：为方便读者理解，本书“苏联”、“前苏联”两词轮换使用多次，第三人称表述的文字使用“前苏联”一词，其余情况使用“苏联”一词。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前苏联完全是两码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前苏联情报部门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前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前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的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前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前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这位领导人的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得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就是谋杀他。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感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人员的会见是在前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这件武器表面上看来是绝然无害的。它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般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针管里装有毒药。这看起来像水似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某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人员向斯塔申斯基张口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人员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件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克格勃人员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里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0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件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意乱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
一名德国间谍的良知
1943年8月，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他请来客入座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
“很简单。如果我是奸细，我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杜勒斯大致地翻了翻这186份文件，有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件件绝密！他努力按捺住内心的震撼与激动，望着来人。来人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弗里茨·科勒，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摘要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痛恨纳粹，所以愿意定期给你们提供这些绝密文件。”杜勒斯凭着直觉判断，此人价值重大。于是他与科勒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
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文件机密确实详尽。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提供了两次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着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出面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让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的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200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千面间谍波波夫
带着阿勃韦尔的“厚望”，双面间谍波波夫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一下班机，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就迎了上来。
“波波夫先生吗？我是乔克·堆斯福尔，是MI6处的，史巴雷迪斯已经通知总部说你要来。见到你真高兴。”说着，拿起他的行李招呼他上了车。很快，车便停在下榻的萨瓦饭店。正当波波夫填写住客登记表时，一个精神抖擞、宛如好莱坞电影明星的英国军官走了上来：“嗨，你好，波波夫！我叫罗伯逊，是MI6处BAI科的科长，负责编造对付敌人假情报的鉴别工作。我的工作名称叫做‘塔尔’，希望能对你的情报搜集任务有所帮助。”
于是，在塔尔的陪同下，波波夫终于踏进了他真正的服务机构——MI6处的大门。这是一套由情报机关租用的舒适的公寓式建筑。在这里，大约有十二三个官员对他轮番进行了4天严厉的审问，就差对他拷打了。在一切都表明真实可信后，他又被带到一间摆设考究的办公室里，被引荐给一位50来岁、身材瘦弱的权威人士。经介绍，他才知道眼前这位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MI6处负责人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
“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能够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所有的情报员都要向我仔细汇报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表扬你的汇报呢。希望你能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未及思索，波波夫很快就和罗伯逊一起来到了少将家。主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孟席斯太太，更是举止得体、温敦善良。她一见波波夫，就立即把他介绍给一个名叫嘉黛·沙利文的美丽迷人的姑娘。
此人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却从未服从过父亲的信仰，于是便出逃到英国来。在稍事休息后，波波夫便在MI6处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举例说，他拍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描绘了重要地区的地形图……并利用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海军方面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对此赞赏不已，认为这种情报实在非常宝贵。
就在此时，那位嘉黛姑娘也来到波波夫的身边，成为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她风貌诱人，花枝招展。她带着波波夫一个接着一个地参加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拉关系的名流，并且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
在嘉黛的帮助下，波波夫用密写的方式为卡斯索夫提供了大量的伪情报，并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分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实际上，这是为尽快地回到德国情报机关，刺探他们的内部组织而设置的一条妙计。
遵照事先制定的联络办法，波波夫很快便和上司接上了头。
卡斯索夫在一所别墅里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且持久的审讯。他对情报的每个细枝末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当他听到嘉黛·沙利文和波波夫推荐的另一个情报员狄克·梅特卡夫时，就像一只机警的猎犬嗅到了猎物的踪迹一样，连续不断地提了许多问题。最后，他十分谨慎地说：“想办法深入地摸一摸他们的思想状况。在谍报工作中，一定要做到绝对的了解和控制。一个出色的间谍，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安全与色情混为一谈。”真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最后，他又向波波夫泄漏了一个绝密的情报，这后来成为其主要收获之一：“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你再去操心外交邮袋和其他传递材料的途径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小玩意儿来传递情报。柏林方面正在发明一种方法，把一整页的材料缩小到只有句号那么大小的一个微型胶片上。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我们把它称为‘显微点’。”
不久，嘉黛和狄克就被发展为双重间谍。与阿勃韦尔经营的其他双重间谍不同，他们是英国军事情报处和波波夫自己挑选的，而不是“逆用的”。他们分别取了一个代号，叫做“胶水”和“气球”。鉴于嘉黛的父亲是个纳粹党党员，所以塑造成出于爱国的动机才为德国充当间谍。她专门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去搜集政治情报和机密，以及有关新的军事司令员和其他新的任命等情报。
狄克打扮成出于贪财的动机，向德国谍报部门频频输送准确的情报。鉴于波波夫手下已经有了两名新成员，便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英国情报当局认为应该给他取一个新的代号，叫做“三驾马车”。随着两名情报员征募成功，他在阿勃韦尔的圈子里也愈加光彩夺目了。这使得他的工作就比以往顺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