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
———李大钊，《中国民族性》第247～24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此，道家就对领导者提出了要求，《道德经·十二章》这样说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缤纷的色彩令人眼花，喧嚣声音令人耳聋，错乱五味令人败口，奔驰游猎令人心狂，稀有宝货诱人盗窃。所以，优秀的领导者只求饱腹不求悦目，有所放弃从而才能有所获取。也就是说，优秀领导者秉承的是一种自然的管理理念，与其把持使之保持盛态，还不如放任自然，“持而盈之，不若其以”（《道德经·九章》），从而达到一种领导者“无为”而民“自化”的理想状态。这便是《道德经·五十七章》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所为，让人民自我教化；我持静，让人民自然走上轨道；我不搅扰他们，让人民富足；我没有贪欲，让民风朴实。
生命个体对自由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产生于尧舜时代的《击攘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老子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潜在自由文化力量的认同，提出了他“无不治”的圣世理想。这种管理理念充分尊重了个体的自由和尊严。
汉初陆贾说：“君子之治也，坦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此“四无”即是对自然管理理念的阐释。
在汉之后，虽然道家是非主流学术，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
致虚极，守静笃的领导修为品质
与“无为而治”的自然管理理念相对，道家要求领导者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有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意思是说心虚无欲达于极点，保持清静无为且坚定不移。万民都在活动，我要看他们有往有复。万民纷纭众多，各应回复到他们的根本。回复到根本，则无欲无知，不争不乱，这叫做静。静是人们回复自然赋予人类的德性，这叫回复天赋。回复天赋，可以致太平，这叫做社会永恒法则。懂得社会永恒法则，叫做明；若不明社会永恒法则，愚蠢蛮干就会自尝恶果。一旦明白了永恒法则，就能深通一切。这种普遍的法则又正是治天下的王道法则，而这些王道法则又是自然界的法则，这种自然界的法则就是道。道是永恒的，即便人的躯体不复存在，所总结出的道理是会流传于世的，它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致虚极，守静笃”六字，是道家对理想领导者品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它要求领导者对事业要有一种超然态度。《道德经·二章》指出：“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意思是说，圣人用“无为”的态度来处事，用“不言”的方法来施教，任万物自然生长，万物生长而不据为己有；万物各有所为而不自恃其能；事功成而不居其功。正因为不居其功，反而赢得尊敬和爱戴，他的功绩永远丢失不了。可见，道家并不重视成就动机的激励作用，虽不反对有作为和建立功业，但并不以之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道家追求的是长久永恒的功业，因此，强调对事业的一种超然态度。
其次，它要求领导者没有私心，重视民心民意。“圣人”（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是“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能够淡泊名利，拥有一颗厚实博大的包容心，一个海纳百川的大胸襟，从而做到知人并自知。所以，明代大学问家吕坤在《呻吟语》中解释说：“举世都是我心。去了我心，便是四通八达，六合内无一些界限。”
可见，“致虚极，守静笃”这六个字是道家对领导者“治身”的要求，是领导者提高自身素质的方法。
“不知有之”的隐性控制模式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十七章》）在这里，老子提出了评判领导者优劣的四个标准。在他看来，太上型领导是领导者的最高级别，这种领导给民众的印象是“不知有之”，就好像这个领导不存在似的，也是因为领导真正地做到了“无为而治”，“身教不言”，他虽隐于众，却能以无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使民众以为是自己就那样干的，而不是受领导支使所为。
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矣。”他提倡“无为”，实则“无不为”。“无为”是一种这样的“为”：在该不为的时候就不为，在该为的时候就要为，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难得造诣，它体现的是事物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也是才能方法论中最特殊、最智慧、难度最高、效益最好的技术。“无为”即顺应自然和事物变化的规律进行管理，这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50余年奉行“无为”政策，用隐性领导的艺术来使经济复兴的。
著名管理大师曾仕强分析老子“无为”思想时曾说，无为当然不是不为，而是无不为。但只有站在无为的立场来无不为，才能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尽力而为。不争功也不诿过，自然一切秉公处理。
《道德经·三十七章》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意思是道永远都是顺其自然的，然而它能生养天地万物，则又无所不能作为。侯王如果能遵守道的自然规律，则万物将要自己生长变化。在生长变化中，欲望可能发生，所以我将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定他们，如此一来，他们就没有欲望了，因而就能安静，天下也就会太平。
所以，老子的“无为”思想体现在治国上，就是主张“不尚贤”，让领导者隐于众，使人民不知道还有统治者。汉朝有一个大官叫公孙弘（官至御史大夫），对这一点就看得比较清楚。在没有当官以前，他曾给汉武帝上书：“我听说尧舜时代，并不注重官位和赏赐，而老百姓却能互相劝勉向善；并不注重刑罚，而人民却不犯法。因为在上位的人，能够立身正直，讲究信用。后来官高位贵，赏赐厚重，人民反而不能勤劳；刑罚严重，而作奸犯科并没有停止。因为在上位的人立身不正，而又不讲信用……”（参见《二十五史智慧大全》）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的“不尚贤”与“任人唯亲”并不是一回事，与“任人唯贤”也并不矛盾。
执行管理制度时，领导者也可以尝试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貌似高悬太空，实则立足人世。这里所说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为”，并非要求人们毫无作为，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在执行管理过程中，运用撼人心灵的艺术手法实施管理，强调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使每一项管理措施既合乎道理，又激发民情；理治于外，情感于内，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让企业的员工忘记领导权威在他们身上的压力，而完全以主人翁的精神为企业服务，这才是管理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