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下旬宣布，王洪文暂时不再主持北京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被先后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建议，让王洪文作为纪登奎副总理领导的工作组的一员，去解决浙江的问题。实际上，王洪文是被派去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纪登奎一起去批评那些他过去支持过的造反派，这使他的处境颇为尴尬。但是他的到来也有助于解决浙江的问题，因为这能使他过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显赫的激进派王洪文也帮不了他们。70纪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万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组会见当地干部，了解问题，召开群众大会，选出以谭启龙和铁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们的工作。虽然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主角，但是与徐州的问题相比，当时仍在浙江、与现有负责同志谈过话的毛泽东对浙江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祖籍浙江、对那里很有感情的周恩来也提供了意见。
纪登奎在浙江的最后几天，和其他干部一起起草了16号文件，它对浙江的作用类似于9号文件对铁路系统、13号文件对钢铁工业的作用。1975年7月14日，纪登奎、王洪文、谭启龙和铁瑛带着文件草稿飞到北京，邓小平第二天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文件草稿，并做出了有关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班子的决定。铁瑛坐在邓小平的左边，使右耳听力严重下降的邓小平能够听清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文件于次日送交毛泽东，毛批准了这个文件和人事决定，次日就下发了16号文件。
浙江的整顿工作因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坚决支持，达到了在这个最混乱的省份恢复秩序、增强团结的目的。谭启龙在讲话中为自己过去一年的领导不力道了歉；并宣布得益于北京最高层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浙江的干部在1975年底宣布，1975年下半年的工业产量比上半年提高了4%。毛泽东并不想突然宣布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职务，以免搞得党内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后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头衔，直到那时，社会上对他的失宠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领导岗位上。
重用邓小平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在金日成访华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单独做过简短的谈话。邓小平提到了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大批经验主义的担心。邓在恢复秩序和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功，使他们害怕邓对毛的影响力增加，于是开始批他只抓经济不管基本原则——这种论调曾经很合毛的口味。然而1975年4月毛泽东安慰邓小平说，这些批评太过分了。他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在知情者看来，毛的这些话意思很清楚：“有些人”是指“四人帮”，他们管得太宽了，现在更应该受到批评的是他们。
确实，政治局不久后便开会讨论毛泽东在4月25日对“四人帮”写文章批经验主义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元帅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其他成员攻击经验主义。江青不得不做出检讨。想帮着江青阻止邓小平扩大权力的王洪文在会后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对形势一贯抱有悲观情绪，现在有人替他说出来了。读到这封信的人都清楚，所谓“有人”指的就是邓小平。但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没有发生动摇。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开会。毛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他有不同寻常的大事要商量，因为很久以来他都是让别人主持这种高层会议。周恩来艰难地离开医院的病床去参加会议，这是前一年12月以来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虽然此后周恩来又活了8个月，但这是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在5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毛从未与江青断绝关系，但在这次会议上对她很严厉。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又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然后他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帅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见，进一步批评了“四人帮”。他们说，毛主席5月3日的指示很重要，教导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还批评江青夸大与周恩来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击叶帅。
在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第一次取代王洪文主持了政治局会议。江青和王洪文在6月3日的会上被迫做了检查。几天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把会议情况向毛做了汇报，毛对邓在会议上的做法表示认可，因为他没有对江青过于严厉。邓小平向毛泽东证明了他能按毛的意愿做事，会继续和江青一起工作。
毛泽东从未完全放弃王洪文，王洪文后来还协助华国锋筹备了毛泽东的追悼会，但是，自从去了浙江之后，王洪文在党内的协商中事实上已经不起作用。王洪文被派往浙江时向毛泽东提议，请叶帅或邓小平代他主持党的会议。体力衰退的叶帅在7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年纪太大了，还是让邓小平领导党的日常工作吧，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叶帅在7月2日起草了一个正式文件，宣布邓小平除了作为事实上的总理领导政府工作、作为军委副主席领导军队以外，还要主持党的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是，大约就在这时，毛泽东还交给了邓小平一项外交领域的新任务：邓小平将成为第一位对西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官员。
与西方关系的突破：中法关系
邓小平于1975年5月12日至17日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一个西方国家，这使他有机会着手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做准备——就像1950年代学习苏联一样。78毛泽东选派邓小平进行这次重要的出访，使“四人帮”起了疑心，他们清楚地看出这是邓小平权力增加的又一个迹象。这次出访对于作为领导人的邓小平确实有重大影响。与他一年之前路过法国时不同，这次访问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能够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熟悉的国家发生了多大变化，思考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
为何是法国呢？毛泽东在一年前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欧洲的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是中国应该与之联合共同对抗苏美两大霸权的国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法国又是最先主动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它在1964年就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当时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愿意这样做。法国总统蓬皮杜（Pompidou）在1973年9月正式访问北京，成为第一个访华的欧洲领导人，并受到良好接待。因此，当1975年法国向中国发出国事访问的正式邀请时，中国很愿意把这个机会作为对蓬皮杜访华的回访，并表明自己正在从“文革”的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在1975年访法期间，邓小平受到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d‘Estaing）总统和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理的接待。希拉克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直率而热情，十分了解国际关系。79在访法期间，邓小平表现了他个人对法国生活的赞赏，游览了里昂和巴黎等半个世纪以前他去过的一些地方。
邓小平要向法国传递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请求西方继续给予支持，共同对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他对同苏联搞缓和的价值表示怀疑，赞成西欧各国团结一致坚定对抗苏联。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学习现代化的经验至少和磋商外交政策问题同样重要。他参观了一些农业和工业场所，就如何扩大中法贸易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访问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在这里他看到了50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对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感到震惊。这些见闻体验和成功的国事访问带来的连锁反应有着深远的影响。3年以后，谷牧率领的中国经济官员将延续邓小平的访问，为唤醒中共领导人对国外经济和外交机会的意识、为中国进一步向西方开放提供支持力量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