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10月4日完成了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泽东。毛在10月6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杂志《思想战线》。很快又召开了研究这个杂志的座谈会。但是10月25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后，出版杂志的计划戛然而止，那些文章从未面世。胡乔木想继续落实这个计划，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压力，不得不在1976年1月17日宣布它不再承担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恢复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大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就流产了。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
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特别敏感。“文革”期间，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选》、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材，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那里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没有机会读小说和故事。
但是，毛泽东在1975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35得到毛的允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艺工作，邓小平当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在向邓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几天以前，毛泽东让秘书交给政治局一封信，宣布要释放周扬——他在“文革”以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沙皇。毛说：“久关不是办法。”周扬的妻子于7月12日得到了丈夫获释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扬牵连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释放。几天以后毛泽东对江青说，他希望看到文艺工作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对作家要宽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问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做工作。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领导、指导思想文化的重要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因此难怪周扬的获释继续成为双方冲突的根源。毛泽东在7月27日宣布，周扬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没那么严重。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话四处传达。可是“四人帮”仍然想方设法阻止完全恢复周扬的工资和职务。在这场拉锯战中，江青还阻挠周扬得到参加国庆庆典的特别邀请。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气愤地表达了不满。另外一些小冲突因电影而起。胡乔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帮”在压制一部对工人和某些老干部——特别是令江青讨厌的余秋里——进行歌颂的电影。胡乔木于是授意电影剧本的作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电影的发行。他还为作者出谋划策，让他写信时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据，不要偏激，以便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应该得到公演。剧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来创作这部电影的，电影表现了工人做出的贡献，工人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39扩大文艺自由的一大突破就发生在7月25日毛泽东看了这部名为《创业》的电影之后。该电影歌颂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毛的赞扬。胡乔木估计，既然如此，毛应该会对该片有好感，于是指示收集有关材料。7月25日，刚做完眼部手术而视力大为改善的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他因口齿不清，便写了几行潦草的大字，每页有5到12个字，一共写了6页。他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第二天邓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会议时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断会议，把信大声读了一遍。毛在信中说，文化部太粗暴，连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让文艺界大受鼓舞。自“文革”以来，这还是“四人帮”的文艺政策第一次受到公开批评。胡乔木关心的是继续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诫剧本作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还建议作者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内容有关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后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甚至邓小平本人都帮助作者和作曲家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同意扩大文艺创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成功。
鲁迅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毛泽东十分崇敬鲁迅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1970年代却对出版鲁迅的书信之事横加阻挠。在1975年秋天，鲁迅之子周海婴根据胡乔木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准许出版父亲的著作。胡乔木把信交给邓小平，由他转交毛泽东。毛回信说：“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到1981年时，包括注释在内的16卷《鲁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在1975年7月之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帮”退居守势。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抚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后发牢骚说自己与普通市民无异，“挤公交车上班”。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严，无法阻止人们接二连三地请求毛泽东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给。
杂志恢复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说慢一些。已于1966年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1975年夏天宣布即将复刊。不难预料，“四人帮”试图阻止《人民文学》复刊，未能得逞后他们又试图对杂志的内容尽量施加影响。邓小平领导着《人民文学》与“四人帮”的斗争，但他在10月上旬开始受到批评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风。
1976年1月《人民文学》第一期出版时，邓小平已经控制不了它的内容了。周荣鑫恢复高等教育的努力1975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间仍在开课的大学寥寥无几，而它们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就做出指示，大学的学制要缩短，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学成后还要回到生产第一线。1970年6月又宣布，要让工农兵而不是学术人员管理大学。大学都要建校办工厂，让学生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劳动。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和其他激进派很难反对开办军事院校，部分是基于这一点，他开始恢复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中国最好的军事科技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很多人被调往长沙加入长沙工学院，以提高该校水平。甚至在普通院校恢复正常工作之前，少数有学术前途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被允许进入这所学校和其他一些军事院校，理由是他们的研究与军事有关。
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处境却很严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的科学现状。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32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此外，随着毛泽东在1974年元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者们恢复正常工作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科学的进步仍然有待来日。周恩来在1974年12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荣鑫过去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务工作，但是他上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1961年短期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开始拟定真正的大学教育计划，但并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计划便无果而终。
1975年1月担任了教育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从5月到9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教育部还出版了一个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周荣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经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大胆指出，工农兵学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在三年里学到的东西。他还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的工厂或农村，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51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9月26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却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52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
邓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实际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在1972年10月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这种建议；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时，毛泽东甚至也表示同意。
然而，1975年11月，这个当时被称为“周总理指示”的想法却成了批判邓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理由之一。54只要毛泽东还在人世，邓小平是无法实现让大学恢复正常教育这一目标的。
同时，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1949年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