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那个晚上。她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说了些什么，但她敢说毛远新是”来者不善“，父亲则是”绝对不会动摇“。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据说，毛远新刚担任联络员时，对邓小平等党内老干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若他讲话时有毛泽东在背后全力为他撑腰，他便底气很足。不难想象，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肯定”文革“，对于这个年龄小他一半的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自然不会有好感。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做检讨。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8人会议，原来的4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3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8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以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以后，毛泽东指示8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照办。毛远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做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如前所说，教育部长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和陈云的助手，他一直大胆直言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化，甚至提出要减少思想教育的作用。81因此，在11月8日进一步批邓时，分管教育的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他必须就鼓励学生只管学习、忽视政治斗争的行为做出检讨。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做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做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11月20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83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40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事实上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限、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福特总统就要在12月1日至5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做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支持台湾、拖延承认中国、与苏联搞缓和这些敏感问题上巧妙而强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在12月初与福特的第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借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比喻美国对苏联让步有太多的危险。他说，魏王曹操打了胜仗之后，大将军吕布愿意为他效劳，可是曹操疑心吕布不忠，说他“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换言之，满足苏联的要求从长远看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还是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不免猜想，邓小平讲这个故事时，是否也在把自己比作吕布，他的忠心受到领袖的怀疑，他也有可能从其掌心“扬去”。
毛泽东在会见福特时说，中国论武器装备打不过苏联，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为了向邓小平施压，毛让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充分施展了“这种本事”。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主持的定于11月24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88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