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地主之家，这个村子却为邓家的一个亲戚邓时敏而自豪。这个邓氏族亲邓时敏曾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专为皇帝和朝廷大员写折子。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村里为他立了一座牌坊，并就此更村名为牌坊村。邓时敏及其兄弟确实成就不凡。当时这个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每年只有一两千人能通过科考中举，邓时敏和他的两个兄弟却都通过了乡试。事实上邓时敏又连过两关，通过了会试和殿试，当上了京城的大官。1926年至1927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说，他的父亲同样望子成龙，盼着他能当上大官。这种梦想大概又因他母亲的因素而愈发强烈，因为她也有亲戚考取功名当上县令。在帝制中国，很多家庭，尤其是有亲戚当过官的家庭，若是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都愿意含辛茹苦地加以培养，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邓小平便是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虽然他的父亲邓文明很少跟儿子相处，却在他读书求学上花了不少工夫。
邓小平的父亲忙于村子以外的活动，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无后而死，15岁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两岁的邓小平的生母。邓母头胎生了个女儿，然后生下邓小平，接着是邓小平的两个弟弟，最后生的女儿在10岁那年夭折了。邓文明后来娶的第三个妻子，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个妻子夏伯根。邓小平的父亲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的长工。
邓文明在世时家道日衰。他是村里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首领，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离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协兴镇和20里路以外的县城，或在重庆度过。他在1914年当上了广安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他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与一些长辈一起赞助过一所学校，他的儿子邓小平便是在这所学校里念书。但是，由于赌博输了钱，他不得不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再加上跟一位上司关系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过，他仍然帮着邓小平念书。
据邓榕说，邓小平的母亲十分疼爱这个儿子。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父亲不在家时她总是悉心照料着家务；但是她在1926年便已去世，只活了42岁。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他死于1936年）。
当邓小平渐渐长大时，大人们并不清楚让孩子接受哪种教育最有利于前程。科举制在邓小平出生后的第二年便被废除，邓小平6岁时发生的辛亥革命，又让朝廷的官僚制度寿终正寝。但是取代旧学的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于是就像当时中国农村很多有天资的孩子一样，邓小平5岁那年的开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个有学问的亲戚家中学习儒家经典。第二年他又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的私塾，继续学习那些经典，由此养成了背诵经书的能力。当时广安县有人口20万，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学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现代科目。邓小平想必在这里学得不错：他在11岁那年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了离牌坊村20里以外的广安县高级小学，由父亲出钱成了那里的寄宿生。14岁时他又考入广安县初级中学（相当于美国的高中）。当邓小平15岁离开该校去重庆时，他在儒家经典以及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这些现代科目和写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础。一些进步教师提高了邓小平的爱国觉悟，1919年他年仅14岁就参加了作为“五四”青年运动一部分的示威活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西方各国领导人在凡尔赛联手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国过去在山东占领的胶州半岛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激怒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于1919年5月4日走上北京街头，不但抗议西方列强不尊重中国，而且抗议中国政府颟顸无能，没有维护中国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动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国内许多大学和一些中学校园，在中国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了解世界大势的热情，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跟中国其他更为偏远的内地相比，广安与外界有着更多的接触，流经广安县城的渠江水面宽一百多米，通过另外两条河与90公里以外的重庆相连，从重庆乘汽船5天便可到达上海。早熟的邓小平也加入了这场运动，跟同学们一起走上广安街头游行示威。1919年秋天，他还参加了重庆抵制日货的运动。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觉醒与中国知识青年民族意识的萌生完全同步。从这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伟大和强盛地位的事业分不开了。4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又因邓文明给儿子找到一个留学机会而得到进一步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于是招募了15万的中国劳工赴法打工。当时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为中国优秀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会贤达在战前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希望能帮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可以一边打零工谋生，一边到大学学习现代科技。当时中国人认为法国是一个文化水准很高的国家，那里便成了中国留洋学生所向往的目的地。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个基金，提供补贴，使川籍学生能够加入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之中。重庆成立了为期一年的预备学校，邓小平参加并通过入学考试，1919-1920学年在那里做留学准备。这一年年底，有为数不多的奖学金到位，使一些学生得以赴法。一个比邓小平大3岁的堂叔是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动身，在法国的头几个月里一直陪伴着他。
革命家的诞生：法国和苏联，1920-1927
1920年，当16岁的邓小平登上一艘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汽船，开始他赴法之旅的第一段旅程时，他是84个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旅途本身对他就很有教育意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邓小平看到了洋人在他的国家如何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中国人。当经过改装的货轮“鸯特莱蓬”号驶往法国，途经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时，白人主子与当地劳工同样不平等的关系，也给邓小平和船上其他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学生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时，据当地报纸报道，这些学生身穿西装，头戴宽边帽，脚登尖头皮鞋；他们默默无语地待在那里，但看上去很聪明。5他们先乘车去巴黎，次日便被分配到一些中学接受专门的法语和其他科目的培训。邓小平等19人被安排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从1919年到1921年，经中国的主办人及法国友人的共同安排，大约有1600人赴法勤工俭学，然而他们来的不是时候。1919年，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法国青年人重返工作，导致法国就业紧张，通货膨胀严重。1921年1月12日，即邓小平和勤工俭学的同胞来到法国不足3个月时，由于为这项计划筹措的钱很快就变得入不敷出，四川的基金会与勤工俭学计划终止了关系，3月15日以后将不再为学生提供经费。6法国政府建议巴耶中学想办法让计划继续进行，但校方说它也筹不到足够的钱。邓小平和18位勤工俭学的同胞于3月13日离开巴耶，3周后他在南部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公司——法国最大的军械厂——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此时，巴黎的中国学生也因无法继续求学而深感失望，到中国政府驻巴黎使馆前示威抗议，要求政府给他们想办法，因为他们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学习科技知识。中国政府派驻巴黎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法国警察也逮捕了带头示威的人。法国各地的中国学生为失去学习机会而义愤填膺，他们加强联系，建立自己的组织，抗议法国和中国当局。中国学生示威的一些领头人，如学生活动家蔡和森和后来担任了上海市长和外交部长的陈毅，因参加抗议而在1921年夏天被驱逐出法国。
中国留法学生四处奔波寻找辛苦低下的工作来维持温饱，他们看到法国的富商家庭过着他们在中国从未见过的优裕生活，工厂的工人则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7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中选留学。他们都是想学习现代科技报效国家的英才，可是他们在法国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也不愿做的活，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作为没有技术的苦力干活。此外，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工人最初一般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这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尽管备受屈辱，却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并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社团；他们还分成小组，探讨中国政府为何如此软弱、世界为何变得如此不公平。这些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但邓小平等人则寻求发动一场运动，推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
邓小平来到法国时，十月革命已过去3年。在讨论小组中，他从那些好学的工友那里了解到更多有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知识，这为他在法国生活时的见闻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欧洲帝国主义欺侮中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华工的待遇比当地工人还要差。需要一批精英组成先锋队，通过开展运动去改变这种状况。1921年底，就在这些留法中国青年开始在工厂打工时，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1日成立的消息。这个党最初很小，1921年它在国内只有大约50名党员，1922年时也不超过200人。然而它的出现却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2年在法国成立了一个组织，其成员自称共产主义者。1922年11月，学生领袖之一李维汉从法国火速回国，想让这个青年共产主义组织被批准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这一请求得到了许可，1923年2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会，他们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周恩来被任命为总支部书记。8邓小平在施奈德军械厂时，被分派的工种是用大铁钳把烧红的大钢块从喷着火焰的鼓风炉里拖出来。邓小平当时还不到17岁，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干了3周便离职而去，回到巴黎另寻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干了一个多月）。几周后，邓小平在巴黎一家生产纸花的小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后来又在小镇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当时它雇用了大约1000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国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从1922年2月13日到1923年3月7日，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在这里上班，工种是加工橡胶套鞋，一份不太费力的活。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邓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样成为计件工，于是他学会了抓紧干活，并工作很长时间，一周长达54小时。
他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点儿钱后，于10月17日辞去工厂的工作，想办法进了附近的夏狄戎学院念书。然而他的钱并不够用，3个月后便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胶厂。3月份他第二次离开该厂后，工厂档案的记录中说，他“拒绝工作”，“辞职不干，不再雇用”。9邓小平最后一次学习机会落空后，便投身到激进（radical）事业之中。在第二次回到哈金森工厂时，他就在附近的蒙塔日加入了由秘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基层组织成立的学习小组，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在重庆预科学校的同学。有些学生甚至在中共建党之前就已经很激进了。邓小平尤其为号召中国学生投身激进事业的杂志《新青年》所打动；该杂志的主办人是陈独秀，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法国学习。
邓小平在夏莱特一直待到1923年6月11日，然后去了巴黎，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机关里工作。他在哈金森和蒙塔日的工友和激进派朋友大都是四川人，而在巴黎，他和来自其他各省的中国人一起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刚到巴黎时，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支部里干一些杂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该团体一份10页纸的小报，邓小平擅长写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1924年2月这份杂志更名为《赤光》10，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它的读者对象是留法中国学生，其中一些人一直信奉无政府主义或更加右翼的保守政策。邓小平在比他大6岁的总支部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曾在日本和英国与激进派有过交往，具有战略意识和把各种人团结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国青年的天然领袖。在周恩来的教导下，邓小平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光》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制订运动战略。11邓小平在支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进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1924年7月的会议上，按照中共的决定，该执委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把中国和法国的加在一起不足1000人，而邓小平那时还不到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