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初期的武术教研室
中央体育学院是新中国全面蓬勃发展时期应运而生的新兴高等体育教育学府，武术教研室是它的一个基层教学单位。
“三老”
1954年初从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调入的三位体育大师——1936年参加德国奥运会的武术大师张文广，全国健美、举重专家林仲英，体能全面的全国拳击冠军张立德，落户在小清河畔新校址南办公楼一楼西南角的一室，组成了以张文广为主任的武术教研室。
“四小门”
同年9月，国家分配到武术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有来自上海体院的陈新华，他同张立德组成了拳击教研组；赵宝龙同林仲英组成了举重教研组；中南师院来的曾希廉同张文广组成了武术教研组；本校毕业生王守纲（我国开展击剑运动的奠基人）和庞智忠组成了击剑教研组；安铁山和我（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组成了摔跤教研组。当时，学校内俗称武术教研室的举重、拳击、击剑、摔跤为“四小门”。不久，庞智忠调到了游泳教研室，安铁山调到了足球研究生院。后来本校毕业生黄占鳌分到了击剑组，王守忻分到了拳击组，成传锐分到了武术组。曾希廉调到摔跤组。
来自全国的青年教师都是学体育专业的，性格开朗、热情，一见如故。以张立德为首的光棍汉都住在红四楼。大家谈笑风生、打打闹闹，非常友好、团结。都有一颗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要为国家作出贡献。
三位老教师是练家出身，爱自己的专项，习惯练功，拳不离手。青年教师正血气方刚，精力旺盛，在老教师的影响、带动下也练起来，武术教研室形成了练功风尚。
“一专多能”
张文广主任根据教研室每个教研组只有2人而要给三四个班学生同时上一个专业课的情况以及社会的需要，要求教师“一专多能”——提高专项技术、理论水平和教学训练能力，学习教研室的各专项，以便互相支援上课。结果，王守纲、张立德上过武术的短兵课，张文广上过摔跤课。当时苏联专家带北京医学院运动医学研究生班的学生曲锦瑜等人来我校见习，林仲英讲举重，我们给他作助教。我们多数人做过全国举重、射箭比赛裁判。王守纲和我到上海做过全国拳击比赛裁判，我还做过全国击剑比赛的讲解员，介绍击剑运动和比赛规则。
5个专业虽然都是单人项目，但分组练习少而合练多，大家都喜欢集体练习。
三角池畔练队列
张文广主任带领全教研室的人在三角池畔松树林旁（现在体育宾馆地址）进行队列练习。一人做教师喊口令，其他人做学生练习立正、稍息、向左右转等队列活动。以便给学生上课时用体育术语发号施令。这对从没有给二三十名学生上过专项技术课的新教师来说非常有益，对我这个非体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更重要。
集体进修
1957年学校为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举办教师进修班学习1年。教研室全体报名参加。在不影响教学、训练、比赛和社会工作的前题下都圆满地学完了全部课程，考试合格、毕业。学到的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和体育理论知识，为我们的教学训练起了指导作用。
为工农兵服务
在“文革”之家，张文广主任经常带领教研室教师和专选学生到工厂、公社、部队表演武术、举重、拳击、击剑、摔跤并且辅助等，边表演边讲解各项的特点、锻炼价值和练习方法。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社会好评，既宣传了体育运动，也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教师合练
当时我们大家喜欢练举重。除了学会当时比赛的推、抓、挺三个技术和裁判法外，还练辅助动作，发展专项力量。而练习拳击学点基本动作后，都喜欢实践，打起来真干，毫不留情，拼得鼻破血流。张立德轻轻一拳打在我的胃门上，我应击而倒，休克了。张立德爱练摔跤，他不怕挨摔。我就是同他在沙坑中练会古典式摔跤的。有高、难、险“过桥摔”技术的张文广主任，还带领我们在南体操馆西头舞蹈房内向苏联田径专家赫鲁晓夫的夫人赫鲁晓娃学习击剑。
师生合练
教师同专选学生一起练习，人多，练习声势大，有气氛，师生可以共同提高。我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国际摔跤。晚上我翻译苏联莫斯科体育学院索洛金编著的《摔跤》（俄文版）的内容，第二天同曾希廉和专选摔跤的学生一起研究，练习国际比赛的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我编译《国际摔跤》，写出了《怎样练习摔跤》（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又按照苏联的摔跤规则和薛济英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奥运会摔跤比赛规则，写出了中国的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比赛规则。
当时的国家体委在我校举办了国际摔跤培训班，由武术教研室负责。我们给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体育学院的学员讲授了国际摔跤的主要技术动作的基本知识和比赛规则，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国际上正式比赛的摔跤——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的教练员和裁判员。
我体会训练既要根据项目特点进行，还要按照专项的技术发展趋势和最新规则以及全国动态进行。虽然在校内埋头苦练，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当时教研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意技（绝招）。以拳击为例，张立德善于打点，陈新华摆拳利害，王守忻善于闪躲，体轻拳重。三人全是全国各级冠军，但是个人的技战术风格不同。各人有专长，都要进行针对性训练，带着敌情练。针对全国主要对手，练习如何对付这些人的技战术以及提高应变能力。
训练和比赛要敢于试验和创新，不怕失败，及时总结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倾听队内和队外的各种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虚怀若谷、择善而从。
当时师生一起练习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那时教师的社会关系简单，对外联系少，也没手机，练习场上肃穆无干扰。
功夫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取得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日积月累，千锤百炼出来的。过硬的技战术是一招一式由笨到熟、再由精到运用，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艰苦训练的过程。“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磨炼中深思熟虑，不断悟解领会训练、比赛的的绝窍。
条件简陋
国家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还穷，百废待兴，体育设施和器材还满足不了武术教研室的需要。
五个专项都没有专门的练习馆，练习和给学生上课都在室外露天的土地上进行。举重仅有一二副标准杠铃，拳击没有拳击台，击剑没有剑道。更惨的是在向赫鲁晓娃学击剑时，没有那么多的钢铁制的剑，而是用赶马车用的鞭杆代替钢剑，练习轻剑、重剑、花式剑全用鞭杆练习。摔跤用体操帆布棕垫子，练习国际跤头桥时把头皮都蹭得红肿，后来才有了摔跤垫子。
当时生活不讲究。能吃上任慰农老师讲的营养最丰富的鸡蛋炒西红柿就挺有劲了，我们把白糖拌西红柿视为最美的小吃；在运动服装上没有“名牌”一说，穿上天津出产的棉制运动服就挺满足了。条件虽差，师生们的干劲却很足。教师团结一心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师生练出过硬本领，在全国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林仲英获全国举重冠军，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曲炳瑜、裔程洪也分别获得全国举重冠、亚军；拳击的张立德、陈新华、王守忻在拳击台上战无不胜，没输过一场。学生王国钧、马宏培也分别获得全国比赛冠亚军；击剑的王守纲、陶金汉、王恩珠获得全国冠军；摔跤的陈福德、毛荣坤、吴振海、惠润生、蔡寅宝、章守律、林冬明等等都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冠亚军。我也获得过中国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冠军，并通过两种摔跤的运动健将；张文广主任集武术之大成，并有发展，十路查拳练得炉火纯青，收发自如。成传锐的一柄长穗剑练得轻便敏捷、潇洒怡然，在武林独树一帜。
上世纪50年代的武术教研室在党的领导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教师团结、互助，师生和谐，共同提高。那时的我们生活简单朴实，文娱活动少，政治学习多，科研差，但练功气氛浓厚，运动成绩卓著。那时人人干劲十足，在紧张的生活与工作中有奔头，充分体验到人生价值。
（作者1954年到中央体育学院工作，原学校附属竞技体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