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苏联专家

钱丽华

时光流逝，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年仅20多岁、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现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们就是当年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翻译、助教以及作为学生聆听专家的教诲、刻苦学习的中央体育学院的第一届研究生。事实证明，他们是学校学科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实施者之一和业务骨干。

作为学校刚成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指导老师又是苏联专家，当时专家是怎样教的，研究生又是怎样学的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他们。在访问中了解到，院领导当时要求每个翻译“一定要像膏药一样贴在苏联专家身上”。简单说是“三要”原则：即不管专家走到哪里，都要有人跟着；不管专家讲什么，都要有人记录；不管专家提什么要求和意见，都要及时汇报和落实。此外，在访问中更多谈及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在我校从事教学、训练、科研、教育实习以及有关学校和教研室建设方面的情况。专家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严格管理，要求学生有创新精神，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在研究生班的学习为其在后来的工作中继续自学、提高，创新地完成本职工作打下了牢固的专业知识基础。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师生之间建立起来的情谊也让他们难以忘怀。

1953年12月12日，第一位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来我院执教，并受聘担任院长顾问。体育理论研究生班共29人，1954年2月入学，1956年8月毕业。专家对教育实习非常重视。1955年春，为了增强实习指导老师的力量，苏联专家率领体育理论研究生赴天津进行中小学教育实习。这既培养了研究生的教学能力，又为随后大批学生的实习准备了指导力量。这年夏天，由赵斌副院长和苏联专家率领的实习队伍600多人赴天津市几十所中小学进行教育实习。这次教育实习对推动中小学体育课的规范化教学和开展课余体育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我校后来自主进行的教育实习积累了经验。在此基础上，1956年编印了教育实习文件汇编。为宣传和巩固这次教育实习的成果，在首届专科毕业前夕举办了一次实习成果展览。贺龙副总理还亲自来校视察并参观了这个展览。

田径专家助教杨守博回忆：

1954年秋至1956年冬，苏联田径专家赫鲁晓夫在我院培养我国第一批田径研究生。

赫鲁晓夫是列宁格勒体育学院田径教师，使用的教材是该院的田径运动教材，此书现存于我校图书馆。

赫鲁晓夫非常关心学校和田径教研室的建设，提出在校内进行课外训练，学校据此建议成立了运动部门。专家还提出了建立资料室和电化教育等建议。

赫鲁晓夫为教育部在大连举办高校体育教师参加的暑期田径训练班讲学，内容为田径运动一些项目的技术和教学方法，教学方式采用教课法。参加此次训练班的人员为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研室的骨干教师，其中最著名的是曾参加过第10届奥运会的刘长春先生。

每个田径研究生必须完成一篇田径专业的论文，选题由研究生自选，向专家汇报。论文由专家助教杨守博、刘世华和徐宝臣三人指导、评阅、给分，并向专家汇报。

体操专家翻译张人民回忆：

第一位苏联体操专家是1955年秋天来到中国的。他姓柯裴托夫，毕业于列宁格勒体育学院研究生部，通过了候补博士学位（相当于副博士）、运动健将。他的性格很开朗，平常与研究生打打闹闹也无所谓，但办起事来却很严肃，一丝不苟。上技术课他轻装上阵，亲自带准备活动，每节动作都做得很认真，满头大汗。器械练习虽分组进行，但他眼观四方，各组情况尽收眼底。对完成动作的质量要求很高，稍有差错就得重新做。凡学新的动作，他都要亲自示范。他的动作做得非常漂亮，吊环倒立、单杠大回环这样的动作，研究生中水平最高的一组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准确、到位，而专家做起来得心应手，翻转自如，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或旁听者，无不交口称赞。

一组有个同学，个子不高，跳马不敢跳，一到马前就停下来重来。专家见了就大喊：“特鲁斯！”“他不是技术问题，是心理问题，我就是要刺激他，激发他的亢奋性。”这位同学终于在专家的喊声中亢奋起来，调动一切力量，一跃而过。专家马上变怒为喜，走过去搂着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夸他：“好样的！”

可惜，柯裴托夫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不到半年，1956年春回国休假，没有回来。理论课的论文指导都尚未开始。听说他回国后当了列宁格勒市代表队的教练。

后来，苏联又派来新的体操专家布列诺克。布列诺克是一位有经验的老教师。他讲课基本不用讲稿，只有个提纲，课堂上随意发挥，讲得很流畅，很有条理。我几次向他索要讲稿，他都推辞不给，要讲完一个完整的题目后，才把加工整理好的稿子交给我们的翻译。

布列诺克把工作重点放在指导论文上。这项工作他抓得很紧、很认真，从选题、资料阅读、搜集，到结论设想都要过问。28个研究生一个一个地听汇报、作指示，其工作量之大、精力消耗之多，可想而知，加班加点是常事，有时还带病工作。

指导论文时，他鼓励大家创新，要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有位研究生选了一个关于体操运动员力量训练的题目，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训练不同的新方法，他很高兴，连说：“好！好！好！”后来，这位研究生的论文得到了专家的好评。毕业时他还亲自向研究生部主任推荐，说他“是一个搞科研的人才”。

28个研究生的论文在专家的指导下圆满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全部按时毕业。

布列诺克于1957年暑假带领体操研究生到大连举办了全国体操教练培训班。实际上由教育部出面组织，主要工作是由体院体操研究生班的助理教员和研究生完成的。苏联专家到现场作指导。

足球专家研究生张恩子回忆：

1955年，我考上了苏联足球专家苏施柯夫的研究生。我们足球班一次就招了22名。这是我国第一批足球研究生。该班分为A、B两组，每组是一队，共13人。

苏施柯夫是苏联功勋运动员，他多才多艺，有着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年近60岁的专家，还在教学训练课上亲自给我们做动作示范，在生活方面和教书育人方面也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感人至深。

专家的一句话“要爱护你的战靴”，让我受益匪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训练时下了雨，第二天我们没有在意，穿着训练服及足球鞋照常去上训练课。专家看到我们脚上穿的足球鞋还沾着黄泥，就批评我们：“为什么不把鞋擦干净？！”接着他又说，“对待靴子就要像战士对待自己的武器那样爱护，因为战靴干净与否不仅仅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会影响踢球的准确度和对脚接触球的感觉。”我听了这一席话觉得专家批评得有道理，当时我的反应是专家对足球鞋的研究不仅仅有深度，而且体会细腻。自此之后，我就开始关注我的战靴，并深深地感受到没有泥的鞋穿起来轻了，踢起球来感觉也不一样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当了教练，在北京体院代表队也是按苏联专家要求我们的那样，要求我的队员不但把鞋擦干净，还要把球擦干净。

专家来了之后，帮助学校设置了许多辅助器材，如足球号码墙（至今沿用着）、活动板墙、吊球架、踢球多面网、踢准图（考试时专家要求我们把球通过圈中传给对方）及活动看台等，专家耐心地教会了我们使用这些辅助器材。在教学训练中，专家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如利用号码墙考核我们的脚法，其做法是专家指出踢球方向及墙上的号码数字，我们就得把球踢到那里。这种有目标的训练方法，使我们的脚法很快得到了提高。

游泳专家研究生杨秀浩回忆：

苏联游泳专家弗尔日斯涅夫斯基执教的研究生班于1956年9月入学，1958年7月毕业。两年的学习紧张而有序，内容丰富实用。专家按制订的教学计划授课，到武汉进行教育实习，做毕业论文，还组队参加了横渡长江的活动。这种把游泳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法，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这位专家会画画，在讲理论课时，尤其是讲游泳动作技术时，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动作技术分解图，课讲完了，一幅完整的游泳动作技术分解图展示在黑板上，这种直观教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在科学研究方面，专家要求我们做实验研究，搞创新。因此我们花在实验研究与写论文的时间上比较多。专家要听取每位研究生论文进展情况及研究成果的汇报，上班时间不够用，就安排在午间休息或晚饭后进行。

1961年编写的体院通用游泳教材，就是在苏联专家游泳讲义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

解剖学专家研究生苏品回忆：

解剖学专家贝柯夫来自列宁格勒体育学院，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受过伤，来北京体育学院任教以后，旧病复发，面神经麻痹，嘴歪了。他一边治疗，一边上课，直到学业结束，带病回国。贝柯夫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他要求在上课前必须把讲义发到研究生手中。研究生到上海体院解剖教研室做科学研究时，请他去杭州游览、休息，被他拒绝了。研究生在本院理论系解剖专业生进行教育实习时，把解剖知识与体育动作结合进行讲解分析，专家称赞：“好！好！”

研究生班学员写《足弓的研究》的毕业论文，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绘图，由木工房制作足弓测量器，到毛纺厂测量纺织女工在长时间行走的工作条件下对足弓的影响。测量结果得出纺织女工的足弓比一般人的足弓塌陷得较多。研究生还利用解剖学和力学知识为她们编排了一套保护和提高足弓的练习，并教会她们做。这样类型的研究得到了专家的好评。

运动卫生学专家研究生刘佩清回忆：

运动卫生学于1957年9月开学。苏联专家卡玛特金教授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在教授营养学时，就组织学生到中学对部分住校学生进行24小时跟踪调查，记录学生每日的学习、运动和休息时间，计算出其每日的能量消耗，并将一日三餐的食物进行分析，提出学生的能量消耗与营养摄入状况供学校参考。

自1952年12月苏联第一位专家来校后，先后有10位专家陆续到校任教。除前面讲述的专家外，还有生理学专家吉潘莱特尔和柏琴科（1956年暑假后接替回国的凯里舍夫担任院长顾问）。解剖学专家贝柯夫于1959年1月回国，也是最后回国的一位专家。在这期间先后培养了8个专业（体育理论、田径、体操、足球、游泳、解剖学、卫生学、生理学）的二百余名研究生和旁听生。

运动生理学专家研究生杨锡让回忆：

苏联运动生理专家吉潘莱特尔教授（1954年9月至1955年7月）和柏琴科教授（1955年9月至1957年7月）前后用了3年的时间，帮助中国建立起运动生理学专业和培养研究生。解放前的中国只有运动生理学这门课程，但是没有这个专业和专门的人才，两位专家为新中国的运动生理学起到了启蒙人的作用，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作为他们的学生写此文章是怀念，更是感恩。概括他们两位专家的功绩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创建了中国运动生理学的专业学科和学术思想体系。可以说中国运动生理学的专业组织是从无到有，他们是该专业的开拓者，在学术领域他们提出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术是运动生理学自然科学的基础”，尽管这一理论有其局限性和缺乏试验依据，但是在运动实践中也确实解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难题，例如：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解释和解决运动员的比赛前状态。

第二：为新中国培养了运动科学的科研人才：为了向苏联学习我国政府从各地医学院校，体育学院选派并通过考试录取了29名运动生理学研究生。这些人毕业后分配到各省市，后来都成为运动生理学的骨干和专业科研人员，为以后我国运动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

第三：为新中国编写了第一本运动生理学教材：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没有一本作为教材用了运动生理教科书，两位专家不辞劳苦，边上课，编写教材，我国配备口译和笔译翻译人员，日夜加工，编出了第一本油印的人体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教材，后经改编，这本教材一直沿用了几十年，至今我们的运动生理学教科书还是沿着这个体系，处处遗留着他们的痕迹。

第四：为新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运动生理学科研论文：1957年在我们毕业时，完成了29篇科研论文，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一本有历史意义，划时代的，由我国体育科研人员完成的科研成果，后来这本论文集由专家助教王义润教授综合成一篇文章，登载在我国体育杂志上，后来柏琴科教授又在苏联体育杂志《体育理论与实践》用俄文发表，宣传了新中国的体育科研成就。

第五：加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和学习到老师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老师们在华期间，工作量是难以想象的，例如：老师在几乎每天上课的情况下，夜间除了备课还要赶写第二天的教材，对29名研究生从选题到试验都做了详细的指导，这种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感染着我们，在柏琴科教授回国时送给我们每位同学每人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纪念，鼓励我们，我们将永世不忘。

1998年在我第4次去俄罗斯时，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想拜见两位老师，但是遗憾的是两位老师已经仙逝。特别应提到的是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因为肺炎正在住院，张问礼老师今天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但为了感恩和缅怀两位恩师，我们在病床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摘编老师们的回忆时，也让我联想起我当年在列宁格勒体育学院留学时的情景。苏联老师对中国留学生从学习到生活方面都给予了关照。我和苏联同学同住在一间宿舍里，老师还专门派了一个名叫丽达的女同学照顾我。假期里曾单独为中国留学生开游泳课和划船课，以提高我们的技术和身体素质，还安排我们去疗养院修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苏联老师无论是上大课还是小课从不拿讲稿。对学生的衣着和仪表也有相应的要求，如上理论课时不准穿运动服，上体操课时必须穿体操服。我记得上大一学解剖学时，初次看到尸体标本有点害怕，对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也不适应。看到老师讲课时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渐渐地我也适应了，复习时敢于一个人到实验室借用器官系统标本，一边看书一边对照器官系统标本学习、记忆。贝柯夫专家当时就是我们年级的解剖学老师。1958年我毕业回国被分配到北京体院体操教研室工作，我还到老实验楼去看望过贝柯夫老师呢。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科研小组。我的指导老师就是曾在北京体育学院任教的柯裴托夫专家。他教会了我科研的方法，即从查阅、收集、整理资料开始，到教学、训练手段的创新及成果的总结等。所以，当我听到老师们关于苏联专家在北体任教的情况回忆时，倍感亲切与熟悉。

最后引用苏联足球专家苏施柯夫的研究生张恩子的回忆结束这篇文章。张老师在一篇回忆中写道：“时间飞逝，我已是八旬的老人，恩师的师德及其对我们的教诲和关爱，至今难以忘怀。今撰此文以表我对专家的思念和感激之情，同时也对李鹤鼎、王家正老师及其翻译郝成硕老师为我们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

（作者1958年到北京体育学院工作，原任职于学校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