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两年

窦文浩

1952年，从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我，本来要被分配去山西一个县当体育教师。不久，我接到正式通知，说当时国家正在计划筹建中央体育学院，就把我和学校的其他两个同学分配到了北京。后来与北京师范大学的15位本科应届毕业生一起，以实习助教的身份，参与到中央体育学院的筹备建设工作中，也开始了我在北体41年的田径教学生涯。

刚开始筹备的一年很辛苦，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这里很荒凉，也没有宿舍楼。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1953年，500多个学生和我们这些教师就在先农坛举行了开学典礼，然后回到学校上课。

刚开始的时候，学校并没有成立田径教研室，而是一个田径教研小组。当时我们体育学院的副院长从苏联学习回来，看到苏联的体院有一个劳动卫国制度，于是我们也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其实就是一系列的体育技术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单招生的专项考试，当时每一个来体院的学生都必须要通过这个“劳卫制”。而现在的田径教研室是当时的田径教研小组和“劳卫制”合并成立的。

建校第一年，我们每一位田径老师跑、跳、投都教，也不太会备课，而且我们都是年轻教师，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国家看到我们的困难后，于1954年从苏联请了一批体育教育方面的专家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工作。

当时我们一方面听专家的理论授课，教我们如何备课，如何写教学计划，还有一些体育理论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面又接受专家的技术指导。我们田径组的专家是苏联基辅体育学院的老师，姓赫鲁晓夫，曾在苏联带一个800米的女运动员，最好成绩为2分7秒，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所以苏联专家在中长跑方面是位很有水平的人物。他来了以后，我们听取他的建议，田径老师初次尝试跑、跳、投专项分开教，使专业性更明显、更突出。因为我是教中长跑的老师，所以和他的接触比其他教师更密切。

中长跑，每天都有训练课，这个专家每节课都会来指导，既守时又坚持，我跟了他两年，这两年对我之后的教学有很深刻的影响。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经验，这个专家就会教我如何定训练计划，上课的具体流程，非常严格。我，包括其他教师的备课教案，都会被苏联专家要求写得特别全面详细，还要通过教学组长的审核。而我上课的时候，专家就会在一边监督，器材需要提前准备好不能耽误上课时间，开始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专家都有要求，每个环节都必须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落下。而且那个时候仅我们田径教研组就有80多位教师，所以技术课的课时是一定要有保证的。那时，我一周有46个课时，这还只是上课不包括训练时间。

我们这个专家对我们非常负责，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亲自带同学们上课，而我更像是他的助手。他每周会写一份训练计划给我看，虽然我也懂一些俄文，但是这样大篇的文章，我还是需要拿着词典查俄文，实在不懂了找翻译，把一篇俄文的训练计划翻译过来，然后平时训练就照他的计划进行。

当时我们学校这里是一遍荒凉，只有食堂两旁的南一北一两楼和一座南体操馆，女学生晚上出来上厕所，都会碰到狼。校园也没有围墙，有时候上课的时候都会遇上野兔，野兔一出现，同学们都跑去抓兔子了，苏联专家一看学生没了便会问我，我只好笑着说：“捉兔子去了。”那时的教学条件很艰苦，学校地势比较低，一到春天操场都会“翻浆”，翻浆的操场里都是泥，进不去人，训练便会停歇。当时没有像样的训练场，室内场地就更不用提了。有一次，我刚刚带着学生整好队，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和学生都淋着雨。当时我心想：这下专家应该不来了。正不知怎么和学生说，专家和翻译一起过来了。而且上课的过程中，专家一点都不搞特殊，和学生一起淋着雨，带着学生上课。那种以身作则的教学作风一直影响我之后的教学生涯。

这两年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了，我们的教材、课程设置、教学任务等方面的东西都是从他们那里全面吸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后面包括现在也不会发展得那么好。我们现在的很多体系，都是受他们的影响。那两年，这些苏联专家在我们学校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这批研究生后来都成为了祖国体育界的栋梁。

很多事情，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显得格外困难，但是我特别庆幸那个时候有这些苏联专家的帮助。对于那段艰苦的生活，总觉得是我在学校收获最多、记忆最深刻的日子。我也特别庆幸那个时候碰上中央体院的筹建，如果不是巧合，我也许在某河北中学当体育教师，或是到艰苦的山西某县里教体育……总之，今天讲述这段故事的人就不会是我了。

（作者1953年到中央体育学院工作，原田径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