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泉·浆·石

——校园拾遗

鲁莱西

时逢校庆60周年,校庆办约稿。写点什么呢?10年前校庆50周年时,策划、编辑了一本《情系北体》,收入了我所写的18篇文章。现在,黔驴技穷,实在是无米可炊。思来想去,有些零零碎碎的事,不大被人们注意,不大被人们重视,当然也就被人们遗忘了。其实,这些所谓的零碎事也蛮有意义、蛮有意思的,是回忆一个全面的北体、一个主体的北体、一个更生活化的北体所不可或缺的。于是,一一拾起这些遗忘了的事,记录于此,纪念建校60周年。

改道清河

清河,起源于西山碧云寺,向东流入温榆河,原是北京北郊的一条大河。在1964年之前,清河流经我们体院南侧时,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西笔直地向东流去,而是流到临近老校门(现称西南门)处,向北拐弯,在老校门前又向东拐弯,至原东校门处(现国际教育学院的十字路口处)再向东南拐弯,最后通过铁道桥下,向东流去。这似乎是清河有情,想与我们体院亲近亲近,一共拐了四个弯与我们贴近了。

但是,清河的这一贴近却给我们带来了灾难:由于清河河道突然地向北拐弯,不能向东直流,所以从1954年夏天雨季开始,便年年泛滥成灾,先淹了西洼村(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的地势低洼得有名,是一个盆底),再淹体院。最严重的有两次——先是1955年,后是1963年,雨季中的体院被泛滥的清河所占领,一片汪洋,体院成了水院。

1955年雨季时,我当时是中等专科的学生。作为国家体委组队团体操的队员,于6月初至7月下旬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届全运会的表演。因为出国任务,我们没能参加期末考试,所以回校后就积极准备补考。当时临时安排我们集中住在教学楼(现在北办公楼)一层东北角的大房间内。雨季来临,咆哮的清河把全院侵吞在水里,我们当然不能幸免。当时不但屋外的水冲进了屋内——门口垒了装土的草袋也无济于事,而且屋内从水泥勾缝处向上冒水,就像一个个小泉眼一样!

我们被水困在大屋内,不能出屋门。但是总得去吃饭吧!院内全是过膝的水,怎么去学生食堂?我们当时年轻(我18岁),正是顽皮好玩的年龄。几个人就商量怎么去食堂。我忽然灵机一动,大屋外水上飘了好多交手板——当时学院初建,工地到处是交手板,大水一来,把交手板冲出工地,在院内飘浮。我们不妨以板为船,找根棍作桨划船而去!此招立即得到了同学们的欢呼。于是,我们便每人划着一块长长的、厚厚的交手板,以“船”代步,风趣而潇洒地蔑视了脚下的洪水,驾驭着它直奔食堂。当时是灾,现在想来,十分好玩!

据说,当时院领导指派宣传部长马良和贾玉瑞主任具体勘察地形水情,提出了排洪方案。

再说1963年那次水淹体院。当时我已毕业在党委宣传部工作。洪水大到什么程度呢?把员工食堂的炉灶都给淹没了。当时烧的是煤,炉子被淹,不能生火,如何做饭?众多的单身老师们吃什么?学院联系了清华大学前来救援。清华大学食堂烙了一张张大个儿的发面饼,配上水疙瘩咸菜,开着淹不了的大轿车,送到我们员工食堂,以救被困之急。

当时,家属区受灾最厉害的是东平房。家属区的地势是从西高东低,清河是西向东流,而家属区的东侧是高出地面的南北铁路,像一座大坝挡住了自西东去的清河洪水,因此所有的东平房都被泡在水里,大水淹过了床铺。我从办公室涉水到了家属区,根本没法往东走,东区水深至胯下,我只好蹲下身慢慢地爬着走,水深的地方竟然可以游泳!

两年两次的灾难教训,让院领导猛醒:事不过三,必须改道,弃弯取直!于是院领导一方面请求北京市政府救援,一方面号召全院所有师生员工,轮流上阵,义务劳动——不像现在,动不动要报酬!于是,锹挖镐刨,筐挑车推,那真是挥汗如注,改变地图,最终将不驯的清河河道取直东流。现在再看,原来拐了四个弯的旧河道已成平地,紧临两校门前的两座小木桥也不见了。清河现已拓宽、疏通。据传,规划中清河有通船的美景,想来令人向往。

但是,我不能不说,1955年的夏天,确是我们十分难熬的日子:一是炎热的酷暑;二是暴虐的洪水;三是当时正值“肃反”。正当我们午睡时,一个“黑猫”篮球队的专科学生,从水塔(位于现教学楼的东端)上跳下。据称是“畏罪自杀”。令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十分恐怖。在这三种情况的氛围中竟要进行期末考试,谁能忘得了!

泉眼有三

由于我院地处西洼村,地势低,但水位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院不但挖地三尺即可见水,而且还有三个泉眼:一个泉眼在家属区红一楼南侧大约是现在红十楼的东端,常年冒水。当时在红一楼南侧有几块地,是钟院长家种的菜地,再往南是一大片小树林。泉眼可引入树林和茶地浇水。此处很少有人光顾,所以许多人不知道此处有泉。

另二个泉眼在教学区:一是在中田径场的东南端,水较少,但可见泉眼冒水。我们锻炼热了,当时捧两手水洗洗脸,凉爽爽的,十分惬意;另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泉眼在北二楼前偏西,大约是现在铁工房稍北处。此泉水较大,可见泉眼之水向上冒出十来厘米高,向东成了一条小溪,流水汩汩有声,水冰凉且清澈。夏季,常有同学买几个西红柿装在网兜里(当时用兜装东西很普遍,而现在几乎不见了),放于泉水至凉,吃起来清凉爽口,美哉美哉。

想到此,三个泉眼一时呈现在脑海,遗憾的是只能头脑回忆,而不可眼见了。

场地翻浆

由于我院地理位置处于盆底,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初中期,每至春季冰融雪化,地气上升之际,场地的表层很快便湿透软化,我们称此为“翻浆”。

“翻浆”,给外场教学和训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令人锁眉。特别是上足球课,可以说是没法进行,因为连在场地上走动都很困难。当时我们穿的足球鞋,那可是真牛皮做的,硕大结实耐穿,但是确实十分沉重。鞋沉重不大紧,对我们这些小伙子来说不当回事儿,但是鞋底下粘上了厚厚的一层泥,其形就像现在小女生穿的增高鞋,也似京剧男演员穿的高底靴。在足球场上不要说跑动,就连迈步都十分困难,真可谓是举步维艰。

怎么办?学院领导决定运土垫高。发动师生员工到铁道东和圆明园挖土山——当时圆明园东侧一线原有的虎皮墙早已倒塌,无人顾及,随便出入。于是车拉筐挑,挖了几座土山的土垫到了场地上。如何呢?还是照常翻浆!于是乎,设备科几上黑龙江五大连池联系,用火车运来了火山灰(土),一层一层,垫了又垫——那一层层垫的哪里是土呀!纯粹就是人民币!最后,终于是用“钱”把“水”气给压得上不来了,课才得以顺利地进行。

鹅卵石铺路

以上是我们学院与水有关的三则拾遗,现在回忆回忆体院的道路。先说外界通往我院的路。在10年前出版的《情系北体》中,有我以“易先农”的名字写的“体育摇篮第一家——记北京体育大学建院之初”一文,那是专为校庆50周年采访写作的。文中曾提到:“要建筑,先修路。在70公顷的土地上要盖十几万平方米的建筑,需要运输大量的钢筋水泥、砖瓦灰石。而从清华大学西门往北至清河,沿着圆明园的东沿(当时没有围墙)向北,只有东拐西弯的农田小路,而且还要跨过三条河。因此,必须先行修路搭桥。”修建从清华大学西门到清河的这条路,花了多少钱呢?“据当时担任采购的李天兴和马焕先当时的计算,相当于用一袋袋白面接起来铺了这条路。”花了这么多的钱,修的是一条什么路呢?柏油路?那时候百业待兴,国家的柏油能批给咱们修路吗?即使批给,国家能批给咱们那么多钱买柏油吗?现在学院的人恐怕难以猜到,那是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头子路,是一条既不平更不坦的路,大饭碗大小不等的一条车行颠簸、人走硌脚的路;但它确是为我院通往外界、为学院的建设立了大功、功不可没的路!没有那条路,哪有现在的路?

那么当时校内是什么路呢?大路也是鹅卵石铺就,小路则是红砖(立砖)砌成。因为平时习惯于走在鹅卵石的路上了,所以并不觉得异常。但是上早操时————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十分的不便、不利。而那时学院广播的晨曲是苏联的《骑兵进行曲》,你想想,骑兵在行进,那节奏能慢得了吗?在快速节奏的音乐伴奏下,我们的两条腿就自动地加快了跑的节奏,就像是原地不停顿地快速跑。冬天上早操的时候天还很黑,而且刚从被窝里爬出来,身体没活动开,稍不留神,脚跟蹬在鹅卵石凸出的部分,痛得半天缓不过来。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学院主要的路铺上了柏油,但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朝鲜首相金日成来学院观赏武术、体操表演的前夕,重新铺了从老校门(现西南门)到北体操馆的这条柏油路。而我院的道路真正的平坦且美观了,即是10年前庆祝建校50周年前夕,学校全面铺了路,还有造石的路,为学院增添了一种美观、雅观的气氛。

后记:本文原以“校园拾遗”作为标题,想写十来件事,如学校办农场、设军事教研室开军事课等,但因时间有限,发稿在即,所以只能写此四则,十分遗憾。

(作者为1954级中等专业科校友,原任职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