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初期 岁月凝眸

王汝英

1952年到1958年，我在校工作了6年，一个甲子的十分之一。这一段正是学校师生共同艰苦奋斗、创业进取的阶段，也就是“先农坛精神”创造时期，对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年青助教来说，也是学习、锻炼、成长的重要阶段。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都倍感亲切。仅以那时的片段回忆来祝贺北体母校建校60周年！

建校初期教学生活记忆

1952年8月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师范学院体育系48、49两个年级20来位毕业生，来到上世纪30年代修建的先农坛体育场—“中央体育学院筹备处”报到，并在筹备处主任徐英超教授的领导下，开始了工作。为充实教师力量，学校还选调了几位比我们早毕业的刘英、吴守仁、时广海等教师来校工作。

当时我们主要是在李鹤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备课，提高教学能力，以迎接将来的教学工作。那时还请徐英超先生的夫人安淑敏给我们辅导俄文，也请过团中央书记李昌来作时事报告等。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深感充实。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筹备处其他工作。记得曾让我到劳动局去招人，当时招王焕魁、范伯畦、郑玉凤来参加后勤工作。我还跟随徐英超主任到处去选校址，按当时市规划局规定，高等学校只能建在城西北的高校区内。现校址就是徐英超带我们站在圆明园东门内的土包上选定的。他的主导思想之一是，学校旁边要有一条河，以便将来开展水上运动。

1953年8月学校招生，录取了500多名学生。由于“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10月2日～7日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学生报到的时间推迟到10月中旬。开学推迟了，大会却给学校留下了一批物资，如双人床等。

1953年暑假后，北师大体育系合并过来，大大地扩充了教师队伍。

为迎接新生，全校动员。我们年轻助教和职工们一起整理看台下的宿舍，并用排子车（即人拉的平板车）到北京站去接运同学。看台底下的宿舍，年久失修，屋顶上的水泥板间多有缝隙，下雨、融雪都会漏水，冬天虽生有炉火，屋顶还会结霜；吃饭、上课在四面透风的大席棚里，条件非常艰苦。而500多名学生，百分之八十多是指导志愿来的，即高考时可以填报10个志愿，都没有填体育，因而专业思想不稳定的问题非常严重。有的同学曾到团总支办公室找我说：我们在中学免修体育，怎么能学体育呢？还有的说：我们少数民族不能学体育等等。加上生活和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学生们的困难很大。学校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请国家体委领导来作报告，讲述体育的形势和重要性；到天津参观“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设立政治辅导处，安排教师做各大班和小班的辅导员，深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关心。穆静贞、崔泽、刘英、王幼良和我分别担任5个大班的辅导员。我们曾多次夜巡，看有没有同学不适应睡上铺，冬天看火炉是否烧得好，还和学生们一起整理厕所等。这些难忘的经历使我们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共同克服困难，顺利地开展学习，组织开展劳动迁校和劳动建校。

令人尊敬的苏联专家凯里舍夫

建国初期，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不久，即为学校聘请了苏联专家。第一位苏联专家依·格·凯里舍夫于1953年12月到校。

1954年2月学校成立研究部，开始招收体育理论研究生。学校确定由穆静贞、王幼良和我担任凯里舍夫专家的助教。穆、王两位继续担任着党、团及学生工作，而专家助手的工作由我多承担一些。专家与研究生谈话和出差等，都由我跟随。

1954年初赵斌同志到校后，任副院长兼研究部主任，直接领导专家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1954年初学校边建设边上课。4月，体育理论研究班开学，凯里舍夫专家就在工棚为研究生教授了苏联的体育教育理论。我们三位助教也同研究生一起听课、研讨。这是与过去的《体育原理》等专著完全不同的，是全新的体育教育理论体系，它包括：一般原理；教学原则、教学方法；训练原则、训练周期的划分；社会体育的组织和开展等。这套苏联的体育教育理论，之后又通过研究生和助教转授给本、专科学生、其他研究生及干训班学员。

专家的讲稿，每一章都是根据苏联的教学大纲，结合苏联的新情况，于课前写成的，甚至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向国内查找、索要最新资料。当时，我们每每备课到深夜。

凯里舍夫专家还是钟师统院长的顾问，对学校的各项工作都给予关心和指导，提出改进建议。当时钟师统院长交给我一项任务：对专家的建议，要详细记录，转有关部门落实，并进行检查。如建议教务处应定期组织教学公开课，即选择教学好的教师上课，组织教师们观摩、评议。第一次公开课由专家亲自主持，研究生们也都参加。课后进行评议：从对教案的审查，到课中的讲解、示范、运动量的掌控等，逐项评议、研讨，最后由专家总结。通过这项活动大大地促进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专家非常重视体育教育的系统性。1954年，专家在指导51级本科学生在京进行教育实习时，就强调一定要到小学进行实习。他认为体育教育过程是一个系统、连贯的整体，一个体育工作者必须掌握整个体育教育过程，按照各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体育教育。他说，小学体育的教法是最复杂、最重要的，因此之后的教育实习，就确定在中、小学进行。

1955年春，先是专家带理论班研究生到天津中小学开展教育实习，既检验研究生理论和技能的应用情况，又为专、本科实习培养了指导教师。实习要求根据所在学校及学生的情况编写教案，选择教法，课后评议，实习总结。两周后，本、专科学生及部分指导教师600多人，在赵斌副院长率领下到达天津。学生分成小组由指导教师带领，在天津几十所中小学进行教育实习。专家则轮流到各实习点进行指导。实习后，学校在总结的基础上举办了教育实习成果展览，最后汇编成册交流推广。这次教育实习，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教学技能，巩固了专业思想，还推动了天津乃至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通过教育实习，充分显示出活动游戏是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为此，专家建议在学校开设活动性游戏课。并于1955年暑假，选留了3名53级毕业生，放在刚成立的体育理论教研室。在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努力准备，逐步开始了活动性游戏课的教学。

29名研究生，在凯里舍夫专家的逐一指导下，完成了课题研究的全过程。为此，专家推迟了半年回国。

1956年，研究生论文完成后，学校在赵斌副院长主持下，于2月召开了体育科学讨论会。会前，专家对每个研究生如何编写报告、如何答辩，都做了细致的指导。会间，专家还亲临会场后台，给予研究生们支持与鼓励。

本次研讨会还报告了部分田径、生理研究生的论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举行的第一次体育科学讨论会。除学校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外，全国各体育学院和师院体育系、科的代表300多人与会，在国内扩大了体育科研究工作的影响力。

研究生结业前，专家对每个学生进行了毕业口试，完成了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全过程。专家在校外还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初，应华东体委的邀请，专家到上海为他们组织的体育理论培训班讲课，热情地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1956年初，专家在国家体委教育司长的陪同下，到上海体育学院指导工作（1954年初大区撤销，华东体院已改为上海体院）。同时应江苏省体委邀请，指派我去南京为他们的培训班宣读专家的讲稿；随后，专家又在国家体委教育司、计划财务司两位处长的陪同下，到成都、武汉两体院指导工作，并在重庆、武汉为两省体委组织的培训班讲课。记得在重庆讲课，也是我先从成都到重庆读专家讲稿，专家到后解答问题。

教育部体育卫生司也曾聘请专家作顾问，指导他们的工作。专家还曾到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指导高校体育教学工作。

两年半，专家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和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凯里舍夫专家是苏联体操健将，曾在卫国战争中负伤，胃切除四分之三，身体不好。每当专家生病，我们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说：苏联政府派我来，是为中国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专家日夜操劳，到后期体重大为下降，回国时人消瘦了一圈。专家用行动体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凯里舍夫专家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永志不忘！

（作者1952年至1958年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原国家体育科研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