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文化身份问题的相关研究

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带来的全球文化流动使文化身份逐渐成为聚集了众多矛盾、争论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文化身份问题也被赋予了多学科的解释力。从不同学科领域出发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归为以下几类：“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国族以及政党身份认同；文学领域从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关于文化身份认同；哲学领域关于主体和认同的探讨；社会学领域关于性别、种族、阶级、亚文化群体等少数群体认同以及消费认同；人类学领域关于族裔身份认同；教育学领域关于认同领域的教育研究。”正因为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具有宽泛的理论背景，因而在传播学领域中讨论文化身份问题同样需要在永恒与流变的语境中发掘可操作的问题，找到合适的路径。这也证明了本研究选择在奥运传播与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组关系命题中探讨文化身份问题是具有实际的研究边界和具体研究指向的论题。

在传播学领域中，国内有关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结合时代语境分析文化身份的内涵，注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描述文化身份的变化。这类研究关注文化身份问题纵向的演变，侧重于理论的归纳与阐述。在《文化身份认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中，就以后现代语境中的身份问题作为理论来源，梳理文化身份认同的内涵、来源和多重性，强调与文化身份认同相关的主要因素，如世界格局、民族国家形态、社会价值观念等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与全球化的媒介语境中，文化身份认同正在呈现“去疆界化”“日益混杂”和“多元化”的趋势。陆晔在《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是否会对他们在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上产生作用呢？已有的少量直接针对受众的实证研究显示，“若是针对具体的热门事件，受众的媒介使用会对这种显性表征的民族主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对于辨识和选择自己为中国人，并且从普遍意义的心理和情感上赞同与支持中国的隐性表征的民族主义，大众媒介则需要通过个体的信息接受方式、头脑复杂度、知识和人际沟通模式而产生间接的作用”。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认同建构》一文中，文化认同作为观察诸多后现代文化现象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与影响的交汇点，反映出“非地域社会群体的兴起”与传统认同的衰微，认为国族认同的重构是后现代语境中文化认同的落脚点。

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传者身份作为研究的主题，将身份作为一个“分析工具”，阐述当代中国媒体的文化身份。例如，《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与重建》中就围绕着当代中国媒体的双重属性特点，论述中国媒体在新闻改革与市场化程度加深中，过去“高度的政治统一性”面临着断裂与身份重建，而媒体身份的“双重认同失败”更是加剧了媒体的身份危机，因而需要在媒介组织与职业角色中重建中国媒体身份的平衡。这类研究侧重于社会功能——角色视角，秉承新闻传播学中的社会责任思想，论述中国媒体在面临身份危机时应该如何进行重建，旨在更好的实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传播功能。

从具体的媒介使用入手，将文化身份问题放置到某一种传播现象中进行描述与阐释。例如，《迷与迷群：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就以美剧网上迷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分析与文本研究分析迷群实践活动中的自我认同与“多重边界”的群体认同建构。这类研究偏重于人际传播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体现出日常生活中个体媒介使用对具体信息接收、解读与意义的再生产之间的循环关系。

文化身份研究的视角较为驳杂，究其原因便是文化身份中多重主体话语的相互交织，因而对具体场域中文化身份问题进行分析时应把握不同主体层面对媒介意义生产与解读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身份建构方式的不同。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的时代，媒介技术发展以及它所引发的相应的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研究中的线索性话语，可以用来描述文化身份在传承与更新中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在媒介整合态势下，文化身份既要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与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又不能忽视社会个体在媒介使用中对文化身份建构的能动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