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化身份在奥运传播中的本土语境

作为一项知识使命，文化身份的迷思与中国百余年来的文化之辨相契合，它经历了从“边缘文化身份”经由“混合文化身份”，再到“新建的文化身份”的历程，其中贯穿着中国近现代以来对民族文化复兴与国家强盛的追求，“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即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奥运会在中国的传播恰好与这一历程同步，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反映出中国对文化身份的追寻。

（一）文化身份的被边缘

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文化取向摇曳在中学与西学之间，一直存在着主体文化身份的争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迁往往是以“中国与西方”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产生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反思与改良、对帝国主义束缚和蹂躏的抵抗以及对西学东渐的适应与演变，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上了西化的道路……中国从清末叶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帝国统治、辛亥革命、洪宪窃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化的日趋深入也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文化入超的被动境地，文化身份日趋边缘化。这种文化身份的被边缘伴随着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在中国的奥运传播历程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民族记忆。

189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清政府曾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但当时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国人对于一场欧洲举办的大型运动会根本无暇顾及。1904年，我国的报纸对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有过报道，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强国强种”的手段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关注，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说：“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以完整之体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不得为病国。”因此，提出近代“勇武刚强，乃中国第一急务”的口号。张伯苓曾在演讲中建议中国参加190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随后在基督教天津青年会的协助下，南开大学放映了当时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这段时期的呼吁被记入《天津青年》，形成了后来有名的“奥运三问”。1928年，《上海申报》援引路透社的电讯稿每日报道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新闻，并将Olympiad译为“我能比呀”，在民国时期掀起了短期的体育竞赛热潮。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但是1932年，刘长春作为“四亿人的唯一代表”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之时，“吾国民族精神颓靡，号为东亚病夫”的境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国民政府时期，政府资助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与1948年伦敦奥运会，但由于国内连年战乱，这两次参赛的财政危机远大于比赛成绩。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一致同意申办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委托张伯苓和王正廷负责向政府接洽，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负责草拟了《请求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案》并获得国民政府的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申奥，却因内战的紧张局势而不了了之。

在长期的贫弱之后，中国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单薄，中国文化身份在极不平衡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遭到放逐，被边缘的文化身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危机感，传统的中国文化身份遭遇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并未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而是呈现出文化身份混合的局面。

（二）文化身份的混合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奥林匹克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不断的自我确认中经历了文化身份的混合，其中贯穿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主线，也反映出文化的现实冲突与融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的铁幕两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在冷战思维下，中国文化身份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左右。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之前，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奥运选拔，但是由于国际奥委会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权，中国在奥运会召开前两周宣布拒绝参加墨尔本奥运会。此后，由于冷战、美苏争霸及台湾问题，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中断，媒体充分报道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报道中表现出国家与国际奥委会冲突的立场，排斥对正面奥运信息的传播，奥运会的相关报道成为充满意识形态对立的话语。例如，1952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综合性大报刊发新华社稿件，如《爱德斯特隆拒绝我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我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等提出抗议》《赫尔辛基集会庆祝奥运会闭幕——中苏两国代表团的参加使本届运动会有了新的意义》等，对敌对势力的阴谋及中国政府的立场进行报道，政治意味浓厚。

在阶级斗争思想主导下，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视一切西方的东西为“具有腐蚀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奥运会也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被有意无意的拒绝或曲解。那一时期我国的奥运传播具有单一的集体政治话语与宣传的功能指向，将奥运会等世界赛事作为政治表态的窗口，关注意识形态的统一，强调体育竞赛应服从并服务于国家荣誉。

以《人民日报》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至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的报道为例，奥运赛事在中国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即使是新中国参赛的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也仅仅刊登33条奥运消息，其中，关于苏联代表团和运动员的报道就达到21篇，如《奥运会苏联选手得分继续占先》《苏联优胜运动员介绍》等，旨在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时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没有刊登任何奥运会信息。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人民日报》于5月25日刊登新闻，“十三个阿拉伯国家抵制奥运会是英勇行动，它体现了亚非人民和新兴力量的伟大团结”，“国际奥委会垄断国际体育活动，阻挠亚非体育事业发展，已堕落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同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又有一篇报道：“我体总揭露布伦戴奇玩弄‘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新把戏任何制造‘两个中国‘阴谋必遭彻底粉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采取了抵制态度。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关于莫斯科奥运会、苏联代表团的负面报道，如《在抗议苏联侵阿气氛中莫斯科奥运会开幕》《苏联抢夺奥运会金牌不择手段》《芬兰读者指出在莫斯科没有奥林匹克精神》等。

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文化身份缺席”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文化身份中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诉求，因而当奥运传播中对立的意识形态渐渐淡去，民族意识便自然而然方地得到了强化。1979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也在国际奥委会得以恢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重新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取得了奖牌榜第四名的好成绩，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1984年奥运会上，由于中国选手在金牌上的突出表现远远超出了赛前的预计，中央电视台紧急修改报道计划，从原定每天转播40分钟，增加到每天转播4小时，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国掀起一场学习奥运英雄、振奋民心、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潮。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奥运会与举国体制密切结合，运动员的奖牌（特别是金牌）数量成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指标，奥运冠军也被赋予了民族英雄般的神话气质，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文化身份中的突出因素。

（三）文化身份传承与更新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传承与更新逐渐成为文化身份建构的现实指向。

在经历了长期的被边缘与混合之后，原有文化身份的传统意义模糊。近现代长期的“西学东渐”，曾令东方精神世界意义失落，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输入了10.68万册西方书籍，而西方世界仅翻译了1000多册中国书籍。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惊奇地发现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这种弱势心态，激发了中国的民族自觉意识。一方面，我们强调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另一方面，20世纪的民族危机与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使得中国的文化身份断裂，现代文化影响力远远弱于经济影响力，中国文化的象征资本严重滞后，因而需要借助文化身份的传承接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意义隔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基本确立，支撑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由此引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在面对社会转型期间的众多不确定与矛盾冲突时，文化身份的解释力降低，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的定位越来越迷惘，从而减弱了社会内部的文化凝聚力。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在不同程度上裹挟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文化“混杂”带来多元文化共生中的身份问题，生活方式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对个体的一种解放，同时也是一种负担，我们必须面对生活方式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就是这种身份迷惘的现实表现，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都意识到在文化浪潮中自我定位是关系到社会长远健康发展与个体幸福感的重要问题，于是中国社会开始有意识地动员有效的文化因素，进行文化身份的更新。

这种更新需要经济基础、政治氛围和文化心理的相互配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几个与奥运相关的时间节点——1990年北京成功的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放的中国盼奥运”成为1991年开始的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主题口号；1993年第一次申奥失败；1998年开始第二次申奥；2001年申奥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与之几个时间点相对应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是1990年2.18万亿，1993年3.53万亿，1998年8.44万亿，2001年10.96万亿，2008年30.06万亿。这组数据清楚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经过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的积累使得中国有能力对文化事业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此外，在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中国也在进行着政治生活的变化，政府的管理方式正在由统治逐渐转向治理，开始看重文化的象征力量，因而中国政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不遗余力地进行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及举办工作，目的就是通过奥运将对内的文化凝聚与对外的交往改善结合起来，掌握文化身份建构的主动权。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身份由边缘到混合再到传承与更新的变化既体现出全球进程中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省，也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文化身份在诸多层面的现实冲突，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时代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