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1)

一、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结构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北京奥运使我国竞技体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也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生源危机、退役运动员安置不畅等严峻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适应社会的改变。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形式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经历了一个由“业余竞技体制”向“专业竞技体制”转变，再由“专业竞技体制”向“专业竞技体制”、“业余竞技体制”和“职业竞技体制”等“多种培养体制并存”的阶段转变的历程。

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形式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发现，专业竞技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直至现在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新时期以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取得了积极成果，但也明显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观念陈旧，思想待解放、办法待创新；原“三集中”业体校严重滑坡，新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训练网络尚未健全起来；教育结构改革，使中专体校招生困难，面临挑战；竞赛杠杆的调节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1】因此，认真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形式的演变并客观评价其得与失，对于研究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体制问题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形成

纵观我国近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源于学校教育，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在学校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学校成为我国近代竞技体育的摇篮和发源地，为我国近代竞技体育的普及、传播和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的先导作用仍继续保持。

1950年8月，我国派队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体育比赛。党中央对这第一支派出国的体育队伍十分关心，出发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周恩来在接见时强调指出：你们是代表新中国去比赛的，要表现出中国运动员的良好精神风貌。【2】

195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中指出：“由于中国过去体育基础差，近几年几次出国参加球赛，水平较低，与今天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此种情况亟待改变。因此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而必须使普及与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3】

1952年2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培训干部，加强训练，迅速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决定成立“中央体训班”，即现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前身，设立了足、篮、排球等项目。体训班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国际竞赛中的胜利，为国家争取荣誉，并以他们技术上的成就来推动和影响群众体育的开展。

中央人民政府对组成体训班很重视，被批准到中央体训班集训的运动员接到调令后先到人事部报到，再由人事部送到全国体总。进入体训班的运动员们多数享受排长级的标准，每人每月有9万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元钱）的伙食费，每人每年两套由国家统一发的、胸前缝着印有“中央体训班”标志的灰色干部服。【4】

1953年，各大行政区都相继成立了体训班，即后来的各省体工队的前身。体训班的成立是我国建立现代专业体育队伍的开始。

还在地方体训班成立之前，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成立。此后，东北、西南、华东、中南、西北、华北等大军区相继成立大军区体工队。当时，部队体工队的编制为3000人。1952年11月，中央军委正式命名全军体工队为“八一”体工大队，培养部队优秀运动员。【5】

以北京军区体工队为例。1952年9月20日，北京军区体工队的前身“华北军区政治部体育工作队”诞生了。当时，来自北京军区各部队的有一定体育素质的同志组成了男子篮球和女子篮球、男子排球和女子排球、男子足球、棒球、体操和田径等项目运动队。当时体工队任务就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正如时任“华北军区体育代表团”副团长柏坪同志所说：“为什么我们叫体育工作队，而不叫体育代表队，是因为我们担负着三大任务，就是我军的‘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对于北京军区体工队来说，战斗队就是比赛表演，生产队就是刻苦训练，工作队就是宣传体育观念及参加体育训练的重要性，面向基层，帮助部队开展体育活动，增强官兵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6】

1953年11月，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受过训练的运动员应在国内成为体育运动的宣传员、组织员、指导员，通过他们到各地进行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提高各地的运动水平。”【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运动队伍的建立使运动员告别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时代，进入了“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宣传员、组织员、指导员”的时代。

“八一”体工大队和各大区体工队的成立，形成了与中央体训班、各大行政区体训班、部队体工队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格局，对于推进当时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包括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体育活动的西藏，都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优秀运动队，大力发展竞技运动。【8】体育专业队伍的成立标志着高水平竞技运动逐渐脱离了学校，这就是所谓的“体、教剥离”。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地方财政的持续投入，保证了训练体系构架在多年实践中不断得以巩固，1965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和省（直辖市）两级“优秀运动队”，逐渐形成了国家队、地方优秀运动队和业余训练“三级训练网”高度集中的训练体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凭借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这种高度集中和封闭的从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到国家队的“一条龙”的运动员训练和管理体制，曾有力地保障了我国各级运动队伍的稳定，为我国竞技体育提供了充足的青少年后备力量，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项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一大批运动项目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培养出了许多世界冠军，打开了与国际交往的大门，创造了中国竞技体育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专业运动员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运动队管理体制特有的一种形式，它既不同于那些因为自己乐意而参加比赛和体育的业余运动员，也不同于西方以比赛谋生的职业运动员，而是肩负着在国际竞赛中为国家争取荣誉，并以技术上的成就推动和影响群众体育开展双重任务的体育工作队。“专业竞技”，除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外，主要是因为这种竞技体制的性质既不同于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职业竞技，也非运动者不以体育为谋生方式的业余竞技。专业竞技的特点是竞技运动直接为特定的国家与阶级的利益服务，执行政府或政治集团的意志，并由政府无偿提供所需经费以及必要的训练比赛条件。因而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竞技运动体制。【9】体工队的性质决定了其运动员从正式入队起就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种待遇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初期，中国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作为“和平时期的战争”，竞技体育对这个刚刚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民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人迫切需要竞技场上的胜利来洗刷近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这是中国专业竞技体育体制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冷战期间，体育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不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和抗衡的战线。因此，竞技体育被作为中国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项武器也是必然的，发展竞技运动成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一项政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成为中国专业竞技体制形成的政治动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实际上消灭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消灭了类似西方国家那种职业竞技体育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整体不发达的现状不可能由社会来支撑一支满足国家意志的高水平业余竞技体育队伍。因此，通过国家行政体制和财政力量来集中有限的资源维持“优秀运动队伍”便成了必然的选择。计划经济是专业竞技体制产生的经济基础。

整个民族的心理需求、新生政权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综合促成了我国专业竞技体制的形成，以及相应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建立。在中国尚未脱离计划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专业竞技体制不仅表现出一种历史的需要和现实的选择，同时也表现出“举国体制”的惊人能量。【10】

（三）社会变革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原有的各种体制都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体制也不例外。过去体委系统的培养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运动员，由于过早地脱离了基础教育，多年从事专业训练，普遍存在着文化水平低、职业技术专项化的特点。加之竞技体育成材率较低这一原因，许多原役或中途被淘汰的运动员很难在当今社会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立足点。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清楚地看到国家已不可能再为运动员负责一辈子，而上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则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竞技体育的高淘汰率和牺牲文化教育时间及运动员文化素质不高的现实，使得很多家长不愿意让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从事竞技训练，而好好读书然后上大学则无疑是一种风险更小、回报更高的明智选择。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使我国“一条龙”训练体制的上层出现了运动员退役安置出路不畅的严重局面，一些退役运动员由于缺乏基本的劳动就业技能，就业时竞争能力不足，安置难度越来越大，很大退役运动员长期安置不出去，滞留于运动队，占据人事工资指标，致使新运动员不能及时入队，直接影响了优秀运动队的人员更新。有的虽已安置，但很快又下岗、失业，安置效果很差。例如，河北省目前有待安置的退役运动员170人之多，占在训人数的20%；福建省常年积压人数230多人；湖北省约300多人，占在训人数的30%。【11】这种尴尬的安置现实又进一步导致了我国“一条龙”训练体制的中间和底层出现招生困难，使青少年后备力量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以及社会飞速向前发展和前进的现实已对现役运动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国家利益至上”、“甘为人梯”、“甘当铺路石”的精神已不如过去有动员力。【12】衡量培养人才成功与否的标准变为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而不是单单的夺取金牌。再优秀的运动员都有退役的一天，竞技体育只是其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运动员退役后依然要面临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的选择，仍然需要立足于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竞赛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体育改革开始全面启动，运动队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各级体委采取多种形式与企业联办运动队或接受企业的赞助，一些行业系统，企业和高校办起了自己的高水平运动队，部分项目实行了有偿训练，风险抵押。先行一步的足球改革已开始试行转会制度，1992年第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出现在大连，首家股份制足球俱乐部在四川建立，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多个项目的职业联赛相继在我国的体育竞赛中登台，【13】运动队之间在物质条件上的距离拉大，运动员向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的流动，向条件好的运动队和高校的流动，向国外的流动开始出现。随着观念的转变，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也应相应发生。许多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1997年仅在北京市足协注册的就有48家之多。这些俱乐部的组建方式多为社会团体和依附于某一学校的形式出现。原有的传统项目学校和1987年开始设立的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学校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竞技体育界的重视。2003年5月31日代表中国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的中国队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集训仪式，代表中国参赛的大学生足球队是夺得了2002年全国大学生足球比赛冠军的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由于这次我国第一次派遣一支真正高校足球队代表中国参加大运会。【14】

上述现象体现了竞技体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回归和发展。无论是俱乐部还是传统项目学校、试点学校都是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发展。但是，上述现象是我们在承认专业竞技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推动中国体育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社会发展专业竞技体制所暴露出的问题：

其一，目前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使得专业竞技体制逐步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政府财政拨款正在逐年缩减，庞大的专业竞技体育队伍所面临的财政困难会越来越大。从长远来看，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来维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专业竞技队伍是不现实的。

其二，由于专业竞技体制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模式中运行，势必形成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权利高度集中，利益主体单一，缺乏自我调节机制和活力的层层分割的封闭体。诸如国家奥运战略和省市全运战略的矛盾问题，运动员退役出路问题，运动员、教练员的流动问题，运动员与国家和所在地方运动队的利益主体矛盾等等，都日益突出起来。

其三，高度行政主体化的专业竞技体制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国情。专业竞技的性质、功能、目标、行为方式和组织模式都是围绕执行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而展开的，很难满足和适应当前社会环境下中国体育的社会化、个体化、终身化要求。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时期，专业竞技“政体不分”的优势逐渐丧失，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成了中国高水平竞技运动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四）社会转型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竞技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形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专业竞技体制下建立的体工队及各级体校的数量正在逐步减少，而其他培养形式则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以改革较早的足球项目为例，其后备人才的培养出现了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可以看到，业余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和学校足球正逐步成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这几种培养形式合计占到当今培养力量总数的86.90%。职业俱乐部大多是原来专业竞技体制转轨的产物，其数量只占培养力量总数的3.60%。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系正在发生着变化，由过去单一、封闭的模式向目前的多元、开放的模式转化。

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并非意味着与“传统”告别。因为，传统本身是一个蕴涵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结构转型是指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地位、比重的调整和转换。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专业竞技体制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举国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我国社会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封闭模式向着多元、开放的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对过去“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各种培养形式之间地位、比重的调整和转换。

目前对于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项目学校和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学校方面。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设立学校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学校的做法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竞技体育进入学校是体育教育的进步，竞技体育是具有教育价值的体育存在，同时竞技体育对造就现代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5】强调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必须在广大的学校进行，认为学校知识密集、人才齐全、信息畅通，能满足运动员学习和训练的双重需要，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体育人才，另一方面又可以克服专业体工队的诸多弊端，为政府解决运动员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发展竞技体育的一条必由之路；同时还应看到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学校的现状不容乐观，仍然存在着发展水平和速度都达不到国家的要求，经费、竞赛制度、教练员水平、场地设施、训练时间等方面仍不能满足高水平专业化训练要求的问题。【16】

其次，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是学校体育改革的产物，它在抓好课余运动训练、培养高层次的体育后备人才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对于试点学校、业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的不同分析认为，业余体校较为注重基础训练，能较好地处理基础与提高运动成绩的关系，但文化教育很难达到普通学校的水平；试点学校则是在体育工作开展较好的传统项目学校的基础上设立的，文化教学条件和训练条件均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学校的培养目标排在第一位的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其次是向体育院系输送人才，再次是向省业余体校及省级专业队输送人才。【17】

另外，刘颖在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方式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校业余训练在培养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上面临着经费来源不足的制约和影响，旧的业余训练模式已不能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有偿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专业训体制僵化、封闭的格局。【18】

传统项目学校和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学校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包括生源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学生的出路问题等等。因此，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寻找一种新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就成为了我们所要探究的新课题。这个课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建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结构转型的新理念，同时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引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理论指导意义。在实践方面，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单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经验和实施方法，对于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转型与体育发展

“社会转型”的思想是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家习惯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似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他们认为的“传统”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存在，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状态相联系，从而带有贬义。与“传统”相对应的另一端是“现代社会”，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动态的特征都被归于这种类型。因此，在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把社会结构的类型分为对应的两极是一种通病，如梅约的“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队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莱德弗尔德“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贝克的“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等等，都是把社会归结为“传统”和“现代”两种基本类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19】

近30年来，一些东方和拉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这种“思维定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达到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水平，但他们的民族精神和人际关系、管理方式和文化氛围等都还是很“传统”的。一些拉美国家和中东的石油输出国，虽然建起了外观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有豪华的宾馆和出售高级奢侈品的商店，甚至人均收入也比较高，但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他们并不属于现代化国家。因此，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并非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

因此，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并非意味着与“传统”告别。因为，传统本身是一个蕴涵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面对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的惯性状态与现代社会的新兴架构在相互撕咬、牵掣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陈融（1999）认为，21世纪中国体育价值取向变化的主导性趋势，是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弱化工具的价值取向，强化体育自身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20】路凤萍等（2002）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体育的发展与管理必须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经济学等新的视角来认识考察当代中国体育的本质与结构，充分引进市场机制，深化体育管理。【21】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竞技体育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到底出自何处？一般认为是在1980年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先提出，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概念是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人员提出的，后被有些国家、国际组织乃至联合国采用。

现在国际社会公认，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权威界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论述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经典的界说：“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归纳起来，可持续发展包括以下七个要素：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清洁生产、社会进步、代际公平、国际协调和文化重塑。

我国于1993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了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并于1994年3月正式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党的14届5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进一步强调：“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效实施，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面对可持续发展理论，2000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提出：“在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保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许多学者也展开了对可持续发展与竞技体育关系的研究。陈融（1999）认为，21世纪中国体育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顺应历史潮流，而且也是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它标志着对体育发展问题的关注将强调当代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结合，以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制订当代发展战略的前提。【22】张春华（2000）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是我国竞技体育按照良性循环的方式发展下去，否则，将发生恶性循环，使我国竞技体育走上难以发展直至不能发展的道路。【23】王景连等（1997）认为，可持续发展与体育的关系，正是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这一交汇点上。【24】杨文轩（1998）特别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高水平竞技运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也是人，中国竞技运动立足于人的发展有三个层面：一是避免拔苗助长；二是防止只顾单纯挖掘运动员身体潜力而忽视心理、社会潜力；三是必须把竞技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25】谢琼桓（1998）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体育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对运动员、教练员来说，可持续发展要求他们不能仅仅重视技术训练，还应重视人文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处理好业余训练和专业训练的关系，对不同年龄段的训练加以区别，防止短期行为和“杀鸡取蛋”。【26】谭华（2000）认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目标，而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过程。【27】张继忠（2000）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提出，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既要完成本世纪末的奥运争光计划，又要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的竞技体育就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28】李开元（2000）认为，体育、国民素质、可持续发展殊途同归，其精髓是追求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29】虞重干等（2000）提出，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金字塔”塔基过宽，塔身过大，比例失衡；高投入，低产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缺乏；教练员群体的“近亲繁殖”。【30】宋全征，俞继英（2000）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后备人才匮乏、人才成才率不高、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后劲不足、激励机制不完善、以及兴奋剂、假球、贿赂等问题的冲击，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影响。【31】刘志民（2000）对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等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导致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紧张的主要因素是：竞技体育的地位、教练员的水平、传统思想和竞技体育体制。【32】肖林鹏（2003）在对我国竞技体育资源调控与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后提出，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确立与传播，我国竞技体育必须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在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研究并制定适于中国国情的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模式及战略选择。【33】

（三）竞技体育职业化与运动项目特征

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是指竞技体育作为职业分工中一种职业或者向职业的演进。被“职业化”了的竞技体育作为一种职业，是一种“专职”。这种专职的产生需要经历长期的、特定的演变过程，是在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作用下出现的。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时期，竞技体育作为一种职业成为社会的需要。竞技体育成为劳动者所从事的相对稳定的、有经济收入的、专门的工作。

其实，竞技体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列·巴·马特维也夫将其分为大众普通型竞技运动和高水平竞技运动，并认为被“职业化”了的并不是竞技体育的所有内容，而是商业化的、甚至是非商业化的高水平竞技运动。这样，竞技体育内容的缩小，使得竞技体育作为一种专职也就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了。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深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渐展开，经费投入、训练体制、竞赛体制、领导方式以及人才培养体制等与90年代前相比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竞技体育的业余化和职业化就是其中两个明显的变化。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我国竞技体育由体工队专业体制向业余化转变的例证，职业俱乐部的建立和职业联赛的兴起则是我国竞技体育由体工队专业体制向职业化转变的例证。中国足球队之所以能冲入世界杯决赛的原因之一就是职业联赛的作用。

就竞技体育职业化的特征而言，首先，职业运动员的本质属性是以体育为谋生手段，运动员是商品，是有价值的（运动员的收入），其价值的高低以其表现出的运动成绩高低或运动潜能大小而定。其次，运动员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契约或其他法律文件形式固定下来，并得到确认，可以以雇佣的方式自由买卖（转会）。第三，职业体育俱乐部必须是一个商业性企业，具有自我造血功能，解决不好职业体育的经费来源，就无从谈起职业化。第四，对于竞技运动项目来说，职业体育项目应更具技艺性、观赏性，更具体育文化价值和体育服务价值。

就竞技体育职业化的积极效应而言，首先，催发了运动员主体意识的觉醒。竞技体育职业化把运动员的训练、比赛直接同物质利益相联系，使运动员在训练期间、乃至退役后的生活有了切实的保证，使运动员的成绩资本与其地位获得密切相关，体育成了其谋生的手段，运动员在训练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主体意识觉醒，要我练变为了我要练。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教练员、运动员的积极性，激发了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延长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其次，拓宽了体育事业的发展空间。竞技体育职业化吸收了大量民间投资，减少了国家投入；促进了运动人才流动，扩大了后备力量队伍；促进了体育科研发展，刺激了技术水平提高。从而整体上促进了体育事业发展。最后，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竞技体育职业化使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商品，以其特殊的价值，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享受的强烈需求，从而提高了竞技体育的商业价值，有效推动了体育表演、体育服装、体育器材、体育广告、体育传媒、体育旅游、体育健身业等的发展，使体育有效地融入到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诚然，竞技体育职业化也有其消极效应。首先，职业体育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高度的商业性容易形成拜金主义思潮以及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不顾健康、无视原则。其次，竞技体育职业化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一方面，竞技体育职业化使少数职业选手成为奥林匹克贵族；另一方面，对于许多还不具备竞技体育职业化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其参赛者的条件远远差于已经职业化的国家。最后，职业化取代业余主义与奥林匹克主义的思想体系发生了矛盾，有可能削弱体育的健身功能、教育功能和特殊的文化功能。

在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进程中，不同项目的职业化运作成为正在积极向实体化发展的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并非任何项目都可以走职业化之路。首先，竞技体育职业化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影响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使竞技体育职业化具备财政来源，而且影响着体育商品市场、体育表演市场和体育文化市场的发展水平。其次，竞技体育职业化受到群众对运动项目喜爱程度的制约。球市是职业体育的根基，只有球市兴旺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职业体育才会发展壮大。所谓球市，实际上是由群众对运动项目的喜爱程度决定的，它受运动项目欣赏价值、运动员技术水平、运动项目普及率、运动项目群众基础、民族特点、地区认同、大众体育文化心态等的影响。此外，体育管理体制、体育组织结构、社会法制条件、体育竞赛制度、体育新闻宣传等都制约着体育职业化的发展。

对体育职业化条件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制约体育职业化的主要因素，更好地认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运动项目的观赏价值等因素对体育职业化进程的影响，把握我国不同运动项目体育职业化的发展进程，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有序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本文研究对象及方法说明

（一）指导原则

1.以事实及数据为基础

广泛收集事实材料和数据资料，在多层次、多类型分析的基础上，从大量数据和个别案例归纳综合中，提炼出反映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的共同特性和普遍规律来。

2.坚持系统论的观点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应当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来考虑问题并进行方法设计，坚持“整体——部分——整体”、“综合——分解——综合”的系统分析方法。

3.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理论与方法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涉及的领域广，因素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且存在大量不确定的模糊的因素。所以，解决这一庞大复杂的问题，不是单用哪一种理论方法所能奏效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且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不同的组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4.采用“设身处地”的理解

如何了解社会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是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本文不拟进行不必要的方法论解释，而直接采纳韦伯所主张的“理解”方法。这意味着，对于观察者来说，“是企图通过一种对行动者的移情联系，去理解社会行动。对于调查者来说，这种策略是试图使行动者和他的动机一致起来，并且通过行动者的眼睛而不是他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行动过程”。【34】事实上，理解就是“设身处地”。作者能够通过与青少年运动员的交往及对其行为的观察和了解，来“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想法，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依据。由于本文作者之一长期在北京BTV三高足球俱乐部工作，对于这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是以“局内人”的身份进行的。一般来说，“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共有同一文化，因此可以比较真实的获取第一手材料。“局内人”可以比较透彻的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35】

5.合理采用“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素有“量的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争。由于反映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分歧，这两种研究方法分别代表着两种十分不同的科学“范式”（Kuhn，1968），【36】在社会科学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对垒。

我国社会科学界对量的研究的了解和运用进行得比较多。至于质的研究，国内外也曾涌现出许多经典之作，例如比较早期的费孝通《江村经济》（1939）、怀特《街角社会》（1943）等；近年来，质的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关注社会问题，并出现了许多成功的研究范例，例如折晓叶（1997）《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马云鹏（2000）《小学数学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陈向明（1997）《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或者专著。

“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一般来说，质的研究擅长于对特殊社会现象进行探讨，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新的看问题的视角。【37】质的研究的目的是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注重对研究对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在经验）获得比较细致的理解，因此样本一般比较小，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的原则，即抽取最能够为本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或事。【38】

其实，“研究方法本身并不存在‘对’与‘不对’、‘好’与‘不好’之分，只有与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过程中其他因素相联系时才可能衡量其是否‘适宜’”。【39】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

6.正确处理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

由于研究者个人主观色彩的介入，有意无意地会影响到研究的信度与客观性，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关系。所谓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而是通过听取当地提供情况的人所反映的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然后加以分析和整理。它是以被调查者的主体观定向的”；而客位研究则是“一种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以科学家的标准研究文化的方法。它解释行为的原因和结果，以说明当地人可能不承认的信仰，并用比较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志提供的资料”。【40】

由于涉及到如何才能看“明白”、听“明白”以及设身处地地理解青少年运动员的行为、大学生对三大球魅力的观点，又涉及到要“以科学家的标准研究文化的方法”，因而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严格说来，社会研究中并没有绝对意义的主位研究，研究的真实性程度只不过是这距离（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心理世界之间距离）的远近而已。如何在实地研究中把握好主位与客位之间张力的平衡，是一个不易解决的方法论困境。对于研究者而言，主位成员的身份是十分有限的；客位成员的地位才是一种常态。实际上，质的研究者在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流派，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从较为重视文化主位到较看重文化客位，其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而且，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并不是两两对立的关系，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的目的有关。

本文作者有从事运动训练的经历、熟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经常参与三大球的实践活动，因此很容易将自己置于“主位成员”的位置，顺利进入研究环境、贴近研究对象，熟悉和认同研究对象及他们所处的文化，尽可能“站在对方的文化环境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思想与行为”。况且，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三大球魅力本身就是一个深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众性话题，此问题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基本上不存在交流障碍和误区。

本文作者作为体育专业研究人员，10多年所受的高等教育一直是集中于体育领域，这些经历有助于作者从文化客位的角度实现对研究对象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做出更为科学和深刻的认识。毕竟，随着研究的深入，当研究进入个案积累阶段进而又进入比较研究阶段时，研究者也定会失去其主位成员的身份和地位。当然，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即便是采用文化客位的概念，也还是要最大可能地保证准确无误地表达当事人所希望表达的意思。

总体说来，出于研究问题的特点以及研究者所具备的素质，本文的研究是一种偏重于文化客位的研究，或者说是一种趋向文化客位的研究，尤其以类属的确定和对影响魅力的相关变量的检验为代表。但是在对受访者的观点进行描述时，即归纳受访者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观点和三大球魅力的具体把握时，却是趋向文化主位的研究，主要从文化主位的角度对原始资料中出现的多种概念进行分析和整合，而慎重采用学术界分析问题所使用的语言。这样，研究也较大限度地保证了“本土概念”的生存空间【41】。

7.极端资料的处理

本文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资料：有一些现象在整个样本中显得比较独特，只有少数人或者一个人提及，例如有一位大学生欣赏排球比赛是“喜欢它的颜色”，看它“飘逸地飞”——的确十分“另类”！她注重的竟然是物质实体，而多数人的观点集中于比赛的精神、行为等方面。类似这种特殊的资料，本文在分析时所遵循的原则是：这一现象是否可以为研究的问题提供丰富的信息？既然质的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样本的代表性，有时候一个“极端的例子”有可能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更为有力地对研究的现象做出阐释。至于什么样的例子可以算做“极端”，多么“极端”算是“极端”，这就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了。例如上面的例子，它极好地支持了价值的属人特性，反映了魅力作为评价的主观认识特点，所以予以保留。

8.自变量的解析

本文在对三大球魅力影响的研究中，对所考察的对象——大学生这一自变量解析如下：

大学生的生理系统。反映在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体育锻炼和运动训练的情况。有时候通过专业也可以了解大学生的生理系统，例如术科体育专业对大学生的身体状况有着相应的要求。

大学生的知识系统。学科、专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知识系统的一般特点；通过大学生所喜欢的球队、球员以及对获取体育信息的兴趣来了解大学生在体育方面的知识。

大学生的能力。主要是了解大学生的运动能力，反映在平均每周体育锻炼的次数、运动项目、代表队的训练。另外，专业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大学生能力的差异，例如体育专业的大学生一般能力较强；同是体育专业的学生，选修不同的体育项目。

大学生的个体体验。与能力关系密切，但主要考察的是大学生在三大球项目上的活动经历。

大学生的社会活动。了解大学生参与各种社团尤其是体育社团的情况，例如是否是球迷协会、体育俱乐部的会员等。

中介。反映在大学生获取体育信息的渠道。

地域。通过大学生的籍贯和上大学之前的生活地得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