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惟胜负到公平正义

罗京生

我采访的第一个国际大赛，是1987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是在那届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上，发生了何智丽“临阵抗命事件”，我目击了这一事件的发生经过。当时女单半决赛的对阵形势是，何智丽对队友管建华，戴丽丽对韩国选手梁英子。本来我是看戴丽丽同梁英子的比赛，因为只要戴丽丽赢了梁英子，另外一场比赛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我正看到一半，有中国记者过来悄悄说：“那边（何智丽同管建华的比赛）出事了！”

原来，在一年前举行的亚乒赛上，何智丽在团体和单打比赛中都输给了梁英子。赛前，中国队教练考虑到戴丽丽万一在半决赛中挡不住梁英子，让梁闯入决赛，何智丽在决赛中可能拿不住她，所以决定让何智丽在半决赛中放水，由打削球的管建华在决赛中迎战梁英子。赛前，女队教练马金豹把这一决定通知何智丽，何智丽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可是到比赛时，她却大杀大砍，不管场边教练如何向她打手势，她都视而不见。管建华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被打懵了，转瞬间便输掉了比赛。

那时候，中国体育记者人数还很少，到新德里采访世乒赛的也就五六家媒体十来名记者，不像现在不管什么比赛，中国记者都是乌压压的一大片，所以队员和教练对记者也不那么回避，我们可以站在教练员身后，看他们如何指挥比赛，听他们说些什么。我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代表团团长李富荣、总教练许绍发和主管女队的副总教练张燮林并排坐在挡板外，不停地交头接耳，这种阵势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说话间，张燮林就想向何智丽打手势，李富荣说：“等等，看看那边（指戴丽丽同梁英子的比赛）的情况再说。”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戴丽丽与梁英子打成2∶2，决胜局18∶12领先，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输掉了。张燮林又想打手势，许绍发也对李富荣咬耳朵，李富荣摇摇头说：“算了，没有用了。”

比赛结束后，我守在运动员出口，看见何智丽瞪着眼睛，面色铁青，在一位体委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匆匆走过来。我迎上去刚想发问，那位工作人员便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推开，说：“这儿没有你们记者的事！”

为了遵守当时新闻报道报喜不报忧的潜规则，我们几个在新德里采访这次世乒赛的中国记者，在报道中对这件事都只字未提，但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后来还是被捅出来，而且还在媒体上引发了一场该不该让球的大讨论。由于何智丽在与管建华比赛前，曾按教练的安排，先接受了队友陈静的“让球”，从而得以晋级半决赛，因此她受到媒体的猛烈抨击，不久何智丽便从国家队退役，到日本去发展。我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没想到7年后在日本广岛亚运会上，何智丽代表日本队参赛，她的表现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而我恰好又在现场，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

广岛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那一天，我原计划去看中国队与科威特队的足球半决赛，由光明日报驻日本记者采访乒乓球决赛，可那位驻日本记者或许是认为乒乓球比赛，中国选手夺冠手拿把攥，新闻性不强，也跑到足球赛场来。为了避免撞车，我又临时乘出租车赶往几十里外的乒乓球赛场。其实到广岛以后，我就听说何智丽放出话，要打败邓亚萍，为此我还发回一篇报道，标题是“小山智丽向邓亚萍挑战”（何智丽到日本后改名小山智丽）。后来我又采访了张燮林和在香港队执教的前国乒女队主力李惠芬，他们都认为何智丽碰上邓亚萍的机率很小，因为何智丽只有打到决赛才能遇到邓亚萍，而在这之前，她必须先过陈静和乔红这两关，从以往的战绩看，她对这两个人都处于下风。我把这一情况也发回去了，标题做的是“小山智丽难逢邓亚萍”。

出乎人们意料，何智丽真的打进决赛，并且在决赛中以3∶1战胜邓亚萍。由于是前中国国家队选手代表外国队战胜中国选手夺得金牌，再加上何智丽在比赛中不断地挥舞拳头，用日本话大声为自己加油，表现得非常疯狂，让许多中国球迷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国内一些媒体也对何智丽展开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口诛笔伐。我这里想说的是，虽然何智丽在比赛场上的表现比较过激，伤了中国球迷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当时我在现场采访到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包括李富荣、张燮林、李惠芬、王涛、刘伟和邓亚萍本人，都表现得十分平静坦然，甚至对何智丽不乏赞赏之意。比如刘伟说：“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真好，我认为她的表现已经达到1987年获得世界冠军的水平。”王涛说：“听说小山智丽每天训练七八个小时，日本乒协专门为她配备了两名陪练，可见她对这一场比赛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张燮林是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主教练，邓亚萍又是他的弟子，按说他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可是他的态度却非常平和坦然，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很出色，这也许正是人们说的她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这样的较量今后还会有，作为中国选手，首先要把心理调整好，在技术上放开打，甚至要超水平发挥，才能战胜过去的队友。”这种情景同1987年那种紧张氛围相比，如同两个时代！

2006年初，中国乒乓球队推出世乒赛内部大循环选拔赛，首次在公开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确定世乒赛参赛阵容，此举搏得媒体一致赞扬，这使我想起20年前何智丽的抗命事件，并写了一篇述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在文中写道：

“20年前的1987年新德里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何智丽临阵抗命，没有按教练事前的布置‘负于’队友管建华，而是将后者淘汰，虽然她最终夺得世界冠军，但仍然受到队友的鄙视和媒体的轰击，后来不得不远走东瀛，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这恐怕算是最有名的一段公案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爆发的那场让球风波，固然同何智丽的个性有关，但何尝又不是当年那种选拔制度已经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呢？过去中国乒乓球队确定出征世乒赛的人选，大都是由教练组指定，至于‘让球’，也是遵照教练员授意，其目的不外乎是根据外国选手的打法特点，派出有针对性的选手去对付他。从确保金牌不外流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种极有效率的策略，而且屡试不爽，然而运动员个人的价值却受到了漠视，他们在这中间充当的不过是一件夺金工具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大多数人对何智丽临阵抗命的行为都持批评态度，尽管何智丽本人最后不得不退出国家队远走他乡，但是让球的作法从此却在中国乒乓球队中绝迹了的原因。

任何一支运动队，哪怕到世界末日，也会有主力与替补之分，但既然是选拔，所有的人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且不说以弱胜强、赛场爆冷恰恰是体育的魅力所在，即使从尊重人的价值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剥夺他们参与竞争的权利。即如这次大循环赛，作为替补的詹健在比赛中屡挫强手，大放异彩，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虽然他缺席了第一循环比赛，肯定是搭不上直通‘不莱梅’的航班了，但是他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这正是公开透明的选拔制度所赋予他的。”

乒乓球比赛中的“让球”始自上世纪60年代，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富荣就曾在电视节目中讲过他当年同庄则栋比赛中让球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以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视让球为让贤，视让球者为大公无私。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眼界大开，让球现象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到1987年世乒赛何智丽抗命事件发生后，让球便逐渐淡出乒坛。今天，比赛中的让球已经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事情，与比赛的胜负结果相比，现在人们更加看重比赛过程是否公平、公正。从让球到公开、公平竞争，表面上看不过是乒乓球的一项改革，进一步说是对运动员应有权利的尊重，但实际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体现的是中国体育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从我们传统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惟胜负观，向体育竞赛要公开、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转变。比赛当然要争取获胜，但更重要的是胜得要光明磊落，要符合道德。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体育最有意义的变化，我作为这个变化的见证者，我感到荣幸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