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1年，石青阳路过湘西，借兵讨贼。陈渠珍推荐了贺龙。

石青阳，四川南里人，曾赴日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时，率部苦战于武胜、合川之间，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四川的护国战争中，是川军中有名的将领。但是，此人出尔反尔，在护法战争，孙中山任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一四川，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石青阳倒戈，参加“倒熊”行列，进攻熊克武，使护法军腹背受敌。局势急转直下，四川护法战争出现了曲折。因此，这次石青阳来借兵，有人估计，贺龙是不会随其入川的。谁知，贺龙欣然同意了陈渠珍的推荐，使不少人迷惑不解。贺龙后来回忆说：“石青阳过去倒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我就不干了。”

原来如此！他同意入川，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2年夏，在川东酉阳县的龙潭，石青阳向前来开会的四川将领介绍说：“你们看，我请来湖南的一条龙，才二十来岁。”贺龙赶忙欠身向川中诸将见礼。那时，他是很高兴的。以为从此便可和川中诸将共同讨贼，推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了。然而，中国的事情颇难预料。这些拥兵自重的权贵，今天与你联手，明天就可能翻脸。战端一开，贺龙随石青阳攻克川东重镇涪陵。他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任长江上游防务。

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有谚语云：“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渝、万乃重庆和万县也，涪，即涪陵，可见此地之重要。正因为如此，贺龙驻防涪陵，引起了原黔军旅长周西成的嫉妒，借端向贺旅驻扎在火神庙的一个连发动了突然袭击，企图缴贺旅的枪。双方发生了巷战。贺龙亲率一个排从南门突围，留在城内的两个排被打散。贺龙十分恼火。当时，讨贼军正同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兵戎对垒，如果动武，势必影响大局。他强压怒火，一面致电石青阳，指出：“此次周西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周电所迷惑，尚乞力主公道。”一面率部移往彭水，和周西成脱离接触。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公开能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交集。他在回湘通电中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镝，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味。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职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迩来以各将领互开诚悃，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胯出计。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逭。切望秣厉待时，共戡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3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10个团。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士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300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做法，每期3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贺龙关于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这一点，素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澧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之；4.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拿借民间物品者责罚；7.擅拉民夫者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娼妓，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却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曾随贺龙泥沙夺枪，参与湘西暴动，后来投靠了澧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澧，兵讨唐荣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澧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工厂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应。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叨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侄。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经“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士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第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伍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伟大，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伍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惘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澧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这年夏秋之交，澧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澧州至津市的公路，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澧县至临澧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澧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澧一带出现了“士劝学业，农畈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澧”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箪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丸”，早已名闻遐迩；1924年沅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沅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沅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事。侯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英国传教士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士。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10人捆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八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块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持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坚持到底，爰于昨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3000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比惭愧。深望诸君猛力奋斗，俾达到圆满解决而已。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千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澧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敦武率全旅官兵同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游行，遭到当局的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街上动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不起！”

大家指着彭玉珊、朱茨堂两位同学说：“追赶洋人的就是他们。”

贺龙翘起大拇指说：“赶得好，有志气，中国人的志气。有人说，湘西人蛮得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们的时候，就请他们尝点蛮味吧！”

吃饭过程中，贺龙对大家说：“现在我提几个问题，向同学们请教。一是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太平？二是怎样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样才能国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学们发了言。他认为，为什么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国家不统一。内有军阀混战，南北争斗；外有列强侵略，挑动内战；经济上，工厂太少，洋货充斥，加上国人耕者无其田，国不富，民不安，哪来太平？他说：“要想太平，重在制止军阀混战，贵在坚持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家致力建设国家。”贺龙细心地听着，带头鼓起掌来，称赞他们有见识，不愧是桑植人的优秀子弟。后来，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开除。贺龙资助100块银元，送他到广州，进入了毛泽东办的政治讲习所，成了桑植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贺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并非仅受民族自尊心所驱使，而是长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军阀官僚们也看到了这一点。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兴兵讨伐贺龙。他委任的讨贺前敌总指挥、湘军师长叶开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挥贺耀祖、陈渠珍等联名发出的讨贺通电中就说：“贺龙驻澧数月，即稍有蓄财者，无不避涉境外。”可见，他们认为，贺龙正在赤化，故须兴兵讨伐。这从反面证明了贺龙思想上的飞跃。这么强大的兵力压境，贺龙只得离开津澧，远避川黔边境。他对部下说：“赵恒惕为什么打我们？因为我们军队一为救国，二为救民，所以他们容不得我们。”

贺龙此时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