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苦难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少年李嘉诚(2)

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时间很快到了1937年。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极度膨胀。他们于这一年的7月7日挑起七七事变，发起了全面武装侵华战争。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拉开序幕。在两天之后，日军对南京发起了猛烈的轰炸，不仅仅是军队设施，就连居民区也没能逃脱他们的魔掌。

潮州虽然地处天涯一隅，但是也不像以往那样太平。那些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和日军暴虐的新闻常常以醒目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每天，李云经都会给家人读一些这样的新闻。李嘉诚虽然不明白报纸上所说的事情，但是却可以感受到父母的忧虑。

那时候，李云经已经转到了庵埠郭垄小学担任校长职务，李嘉诚也跟随父亲，来到郭垄小学读书。在这里，李云经在教书的时候，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向当地的百姓宣传抗日思想，并且还把自己编写的抗日教材发放给他们，同时也教学生们唱抗日歌曲。因此，他曾经执教过的崇圣小学和郭垄小学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大家踊跃参加高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战救国、为前线募捐等活动。

有一次，李云经招待了一位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教育同人。据这位教育同人讲，原来广州郊县有200多所小学，但是沦陷之后，只剩下30多所。在剩下的这些小学里，都接受着日本的奴化教育——学生们不仅要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还要被强迫学习日语。他不愿意当亡国奴，因此逃了出来，而且还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否则自己的性命难保。可是，潮州也不是可以藏身的地方，下一步他打算去香港或者南洋。这位同人的经历和对沦陷区的描述，对李云经触动很大，他不得不为日后的出路作打算。

在1939年6月的一天，潮州也出现了代表着日本扩张野心的太阳旗。潮州的城区遭受了日军飞机猛烈的轰炸。当天，县教育局宣布，所有的学校停课。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李云经彻底失业了，只好带着李嘉诚回到了潮州北门街面线巷的祖宅中。而在那个时候，李嘉诚还没有从小学毕业，并且已经没有了上学的可能。在日军占领庵埠后，李嘉诚不敢随便出门，只好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一心一意地读书。在这期间，在藏书阁里，他阅读了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诗词和传记，也研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他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成为他日后经商和做人的一个准则。

潮州城人心惶惶，人们纷纷逃往城外。李云经却选择留在城里，并和那些留下来的有识之士聚会，秘密地商议抗日救国行动。李云经也想像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奔赴到抗日的最前线，或者参加敌后的抗日游击队。但是，他上有母亲，下有妻儿，所以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

1939年的冬天，局势更加恶化了。以前的潮州，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城市，来往的船只和车辆是潮州繁华的符号。而现在的潮州，已经变得衰败不堪，偶尔出现几个行人，也都行色匆匆，面色苍白。1940年初，李云经不得不带着老母亲、妻子和四个儿女，辗转逃到澄海县隆都松亢乡，寄居在姨亲那里。不久之后，他们又逃到了后沟，投靠当时在后沟小学教书的胞弟李奕。兄弟见面后欷不已，痛心于当时混乱的局势。李云经对胞弟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失业了。现在，全家人都处在逃难中，生活没有经济来源。而且，一家人又在逃难的途中染上了疟疾，也缺少医生和药。唉，祸不单行啊！”李奕宽慰兄长，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不过，在这一年，李家确实祸不单行，在逃难到后沟后不久，李嘉诚的祖母染上重病，不久便撒手人寰。李家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异地，在日寇横行的年代里，他们没有办法给兄弟姐妹送去消息，所以其他人都没能赶来奔丧。李云经兄弟两个人竭尽全力，也只能草草地为自己的母亲办了丧事，把母亲埋葬在后沟的山冈中。

在居无定所的日子里，李云经每天见到的都是惨不忍睹的血腥事件，饿殍遍地。即使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也会从远处突然传来惨叫声，或者是枪声，令人胆战心惊。在李嘉诚的祖母去世后，李家的生活更为拮据。这时候，李云经失业已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李云经始终没能找到教职。另外，他身子单薄，不能从事苦力活，也没有经商的头脑，找不到谋生之路，只能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胞弟的薪水也不高，无力接济他们，全家人心急如焚，却又没有办法。

无奈之中，庄碧琴想到自己的弟弟庄静庵在香港经营钟表生意，家境比较宽裕。而此时大陆虽然战火不断，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为了避难，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很多人逃去香港。于是，庄碧琴和丈夫商量，举家迁往香港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李云经同意了妻子的建议，决定全家迁往香港。临走之前，李云经带着全家人，同胞弟一起来到山冈祭奠母亲，向母亲道别，然后兄弟挥泪分手。

然而，李云经一家去往香港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全线。在占领广州后，中国的南海岸也被日本封锁。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李云经面前：一家人该如何逃去香港呢？

5.来到香港最初的日子

由于中国的海岸线全部被日本封锁，所以，海外援助给大陆民众的救灾物资只能通过香港中转至大陆，而暴虐至极的日军是不会允许这条生命线存在的。因此，日军在香港通往大陆的各条路口上都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海路的审查尤为严格，妄图以此断绝大陆和香港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李云经一家想要逃往香港也变得更加困难。

李云经仔细研究了去香港的路线。他发现：如果一家人走海路的话，自然不会太艰辛，但是，日军对海路的封锁非常严，一家人平安到达香港的概率很低；陆路虽然比海路艰难，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但是却可以避开日军的封锁线，更为安全。于是，李云经为全家设计了几条行进的线路。在1940年秋天的一个凌晨，李嘉诚带着弟弟妹妹，跟随着父母，踏上了去往香港的艰难旅程。

在李云经一家前往香港的路途中，城市和大路是不敢走的，因为在这些地方都有日军的占领和封锁。无奈之下，李嘉诚一家只好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敢在白天行走，只能等到天黑悄悄行动。这时候的天气越来越凉，已经进入了深秋，山里时常下雨，原本就很曲折的山路更是泥泞不堪。一家人相互照顾，相互鼓励，摸索着翻过了崇山峻岭。最提心吊胆的事情，还是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路上，他们时常看到日军杀戮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残忍到了极点。他们不敢住旅店，因为即使有足够的钱财供他们到旅店里休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枪杆的日军就会闯进来，大肆屠杀一番。为了安全起见，一家人只好露宿荒山野岭，与鸟兽为伍。如果有村庄的话，就算幸运了，因为村里的好心人会留宿他们一晚，他们便得以在茅屋里安身。李云经一家提心吊胆，历尽千辛万苦，经梅县、惠州、鲨鱼涌来到深圳，最后在夜晚抵达香港，终于见到了亲人庄静庵。

从此，李云经一家在香港的流亡生活就开始了。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内地相比，香港的确是一块乐土。从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英国便下达了命令：香港是“不抽税”之埠，并且允许各国在这里进行贸易往来，而华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必更改，这使香港成为了自由港。此后，香港依托自身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同时发展本地工业，以造船业为代表的香港工业迅速崛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繁华的都市之一。同时，港元也于1937年成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同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东部海岸被日军封锁，广州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渐渐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通道，大量的战争物资需要通过香港运往内地。与内地的动荡不安相比，香港反而呈现出畸形的繁荣。

在这种畸形的繁荣中，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开创了自己的钟表事业。他创办的庄氏家族中南钟表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大的中标企业之一，因而庄静庵也在香港钟表界赫赫有名。

其实，庄静庵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在家乡读完私塾后，他便和其他潮州人一样，外出闯荡。开始的时候，他在广州的一家银号里当学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晋升为经理。后来，他离开了银号，另立门户。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庄静庵一直在经营批发生意。随着经商经验的增加，他敏锐地察觉到，有很大一部分广州商人在向香港转移资金。而当时，他也感觉到，内地的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他思忖着，如果去了香港，不仅可以避免战乱，也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思前想后，庄静庵决定：走为上，去香港发展！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只身来到香港谋生，他立志要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创立自己的事业。那时候的香港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钟表行业，所有的钟表都来自欧洲地区，经销商们也都是洋商。机敏的庄静庵发现了这个空白的领域，他清楚，钟表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还处于上升时期，只要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创一片崭新的天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来到香港的潮州人里，有很多会做生意的人。但是在香港，他们大多数都在经营米铺、餐馆等投入小、成本低的生意。对于那些新兴的行业，少有潮州人进入。与这些人不同，庄静庵敢于进取，更有进军新领域的勇气。然而，庄静庵虽在潮州时有过从商的经历，但是却没有钟表行业的从业经历。那么，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进入这个新兴的行业呢？不久之后，庄静庵找到了路径——从最简单的环节做起。

庄静庵在上环开了一间小工厂，主要生产布质、皮质的表带。庄静庵的小厂仅仅是生产，在销售方面由其他钟表商代理。由于庄静庵开始的时候就不放松质量上的管理，所以他生产的表带在香港以物美价廉著称，并且为他的厂子引来了很多的经销商。于是，庄静庵抓住机会，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庄静庵还进一步扩展市场。不久，在内地的市场上，也出现了庄静庵的厂子生产的表带。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了贸易领域。他从瑞士购入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庄静庵又积累起大量的资本。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正式进入了钟表行业：他的公司可以自己生产钟表了。由于庄静庵善于钻研，不断开拓进取，由生产表带到生产自己的钟表，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当李云经一家出现在庄静庵面前的时候，正是庄静庵的钟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40年的秋天，李云经一家老小六口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香港。从此，李嘉诚一家便和舅父一同在香港，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李嘉诚的眼里，舅父不像叔伯们那样引经据典，但是分析问题却总是一针见血，条理清晰；舅父也从来不像叔伯们那样哀怨慨叹，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改变生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强者。

虽然在这个时候，庄静庵的事业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姐姐一家的到来仍然给他增加了不少负担。可是，庄静庵没有丝毫的不高兴，他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并且腾出一间屋子，供姐姐一家安身。

庄静庵向姐姐、姐夫询问了家乡的近况，然后向他们介绍了香港的现状：“现在的香港，有的是发财的机会，只要肯吃苦，一定会成功。潮州人又擅长做生意，我认识好多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在家乡的时候也只是下地干活的农民，来到香港后，开始经商，现在都发达了。”

庄静庵劝姐夫不要着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香港的大街小巷里转转，见识一下香港的市场。然而，李云经此时却急于找工作。不过，有一点出乎李云经夫妇的意料：庄静庵从来没有提起过，让姐夫到他的工厂里混个一官半职。

庄静庵心里很清楚，他的工厂里没有适合姐夫做的工作。姐夫太文弱了，而他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并且要求是熟手。无论从学问的角度讲，还是从经历的角度讲，姐夫都不可能放下尊严去做工厂的小伙计。虽然，李云经夫妇也了解庄静庵的难处，也知道庄静庵为了帮助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李云经毕竟长期生活在传统的伦理氛围里，庄静庵的做法使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眼看着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家里的人又等着吃饭，李云经心急如焚。

由于生活所迫，李云经不得不走出家门，四处求职。然而，香港在那个时候已经人满为患，即使李云经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只求温饱，依旧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虽然香港没有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得以保持经济的繁荣，但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大量的难民不断拥入香港，在1938年秋天广州沦陷后更是到达顶峰。大量拥入的难民导致香港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既没有足够的粮食，也没有足够居住的地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供这么多人就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份可供养家糊口的工作，但是，真正能找得到的人却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