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合作机制2间接互惠

我给你挠挠背，就会有其他人来给我挠挠背。”这就是对间接互惠的最好解读。我们付出成本与某个人合作，不指望这个人给予直接的回报；相反，这种行为相当于购买了一个名声，确保将来你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回报。只要期望的未来收益超过所需付出的成本，利他行为就会产生。

一旦某人的动机遭到怀疑，他的所有行为就都沾染上了污点。

圣雄甘地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关于耶稣出生、传教和复活的《路加福音》中这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听起来很像是上一章中所讲述的直接互惠的另一个例子。但对这句话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你的慷慨行为，究竟是谁在作出回报，这并不明确。也许是一位家庭成员、朋友或同事，但也可能是一位陌生人，或几位陌生人。

许多人也许会对这句话给出这样的理解：如果你是慷慨的，那么在你的身后世界、极乐世界或天堂中就一定会存在着某种报答。但我最倾向于这样的解释：报答会在此时此地出现在你面前。友善会激发出友善。这样一来，人性、宽容和理解就能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循环发展。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强大的合作形式，其影响力也十分巨大，不断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沟通方式和思维方式。

甚至在两千年前的路加时代，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就已经非常普遍，而在福音作者间则显得尤为突出。《马可福音》（4:24）中这样讲道：“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马太福音》（7:2）中则换了种方式，说道：“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各种层出不穷的结果，都是从这样的观点中衍生出来的。

在一个小群体中，譬如一处村庄，我们所谓的间接互惠可以产生极大的优势，因为我可以从其他人与你打交道时积累的经验中受益——“厄格用工具交换食物的时候总是非常公平，而伊格则不值得信任。”这样一来，跟你打交道时，我要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之间的交易。

直接互惠依赖于你对另一个人的切身感受，而间接互惠还将其他人的经验考虑在内。数学家会告诉你，间接互惠有着更加宽泛的定义，甚至可以将直接互惠的含义包括在内！但这两种机制的分析手法却截然不同：为了研究直接互惠，我们需要对重复博弈进行观察，上一章对此已有详述；而为了理解间接互惠的真谛，我们就要认清名声的力量。

对间接互惠进行探索十分重要，因为这类行为充斥于我们的社会之中。直接互惠，就是“我给你挠挠背，你也给我挠挠背”。对于一小群人或关系紧密的社区来说，没办法互相欺骗之后一走了之，因此直接互惠可以顺畅地运转。在这样的环境中，随着人们对日常生活这场戏剧不断地进行创作、观察和报告，间接互惠也同时存在。回顾基督时代，欧亚大陆的中纬度地带被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中亚和印度北部地区的贵霜帝国以及中国的汉朝侵占得四分五裂，为了生存和扩张，这些不断壮大的社会体系就不能仅仅依赖于直接互惠。

如果民众能实现以间接互惠为主导的经济交换，那么社会就能发展出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结构，以及彼此间更紧密的相互连结。如今，间接互惠在我们处理事务、达成合作的过程中几乎占据了最中心的地位。在闲聊、八卦和玩笑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对某人的名声进行判定，对某人的能力进行估计，以此来决定是否要与他打交道。这就同时解释了慈善活动的发展，以及名人花边新闻杂志的流行。

由于有了名声的力量，为一位陌生人送去礼物，之后再等着另一位陌生人给我们送来礼物，对我们来说就是平常之事。其中也有我们从未见过也不可能见到的各行各业人士的贡献，从帮我们包装礼品的售货员，到刷我们信用卡的结算员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巨大的社会之中，通常的情况是：“我给你挠挠背，就会有其他人来给我挠挠背。”我们都要依赖于第三方，以确保那些挠背的人最终也会找到人帮他们挠背。

在间接互惠的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不仅规模越来越庞大，而且结构也越来越复杂。这种日益壮大的规模支持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进一步细分。间接互惠的网络可以让某人建立起擅长某一特定工作的名声，由此，社会中相互依存的人群就能进行劳动分工，也可以维持极度专业化的个体生存。如此一来，一些人就能花大量的时间思考如何以数学形式表达合作的精髓，而另外一些人则可以思考如何用简单直白的语言来描述合作的数学形式，并以此维持生计。这是多么神奇啊！

关于村落大小与居民专业化程度之间的联系，自古就有记录。雅典军人色诺芬于公元前4世纪时写道，村落的规模越大，其劳动力的分工就越细：

在一座小城镇中，同一个人必须要制作床、椅子、犁、桌子，还要搭建房屋。事实上，他的确非常希望能找到各类雇主，让他做各种活计。而要求一个人同时精于十几种手艺，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大城市中，由于对每一样具体商品或服务都有大量的需求，因此只要精通一门手艺，就能够养家糊口，甚至仅仅精通这门手艺中的一个类别就足够了。有的鞋匠只做男士凉鞋，有的鞋匠专攻女鞋；有的鞋匠仅凭缝制鞋子就可以过活，还有人只负责裁减皮革；有人专门做鞋面定型，有人什么也不做，只管将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

间接互惠与认知能力

间接互惠不仅是合作进化的机制，也为大脑的进化和发育提供了动力。为了对此进行解释，我要再次强调，合作就意味着为了让他人得到收益而付出成本。如此看来，从本质上讲，我们就是在购买一个名声。举例来说，当你为陌生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就要耗费掉宝贵的时间，结果你因此而耽误了与客户的重要会晤。或者，当别人的车坏掉了，你去帮忙修理时，很可能在崭新的领带上蹭上了脏兮兮的机油。但关键在于，小小的慷慨之举给你换来了一个好名声，而从长期来看，这个好名声的价值很可能比你最初为此付出的成本要大得多。

正是因为名声力量的存在，我们在为他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并不指望能立即得到回报。如果通过那些无所不包的闲聊和八卦，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个宽厚的好心人，那么我在将来的某一天得到他人帮助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认为我从不给别人挠背，那么我就不太可能享受到他人给我挠背的待遇。这样看来，间接互惠就更像是：“如果我给你挠了背，我就树立起了一个好榜样，可以鼓励他人效仿这个做法，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也会有人给我挠背。”

同样，由于别人很可能会观察或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这就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常常因为别人对我们行为的看法和态度而思前想后，困扰不已。这样一来，这些行为的后果就远远超越了任何善意的个人行为和任何恶意的卑鄙行为本身。隔墙有耳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当我们知道，自己今天的行为有可能波及未来之时，我们所有人的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改变。

今天的行为会对未来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他人总有可能发现我们做过的事情，无论这位观察者究竟是何许人也：可能是村里的熟人站在小山上，无意间看到你在为一位老奶奶帮忙；或是与你擦肩而过的一位女子，注意到你帮妻子扛下了所有的超市购物袋；或是给邻居送东西的男孩；或是坐在邻桌的先生；或是从监视摄像头中观察你的保安。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朋友、家人、父母和伴侣能看到我们善良、热心的一面。在为他人提供帮助或令他人感到失望的时候，你不仅是在树立自己的名声，同时也是在帮助维系和支持间接互惠这张错综复杂的大网。而这张大网，正是大规模复合型社会顺利运转所必需的组成部分。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你的无私行为，也为了让你美名远扬，我们不仅需要语言这种工具，还需要善于接收信息的聪明大脑。研究表明，树立名声的过程跟赚钱的过程一样，都动用了负责奖励和报酬的那部分大脑。通过为他人提供帮助，我获得了“友善、乐于助人、考虑周到”的美名。而我对你产生的行为，则依赖于你的名声，以及你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你是个流氓无赖，我就不太相信你能履行承诺。当我们对某人一无所知时，往往就会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而假定对方没有问题。

这种合作机制跟共情能力的进化有明显的联系。只有大概把握了他人心里在想什么，才能明白并理解他人的慈悲情怀——“虽然他着急赶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但还是停下来帮助了那个受伤的人”“如果换成我躺在路边，血流满地，我一定对前来帮忙的陌生人心存感激”“我能看得出来她很痛苦，我觉得我必须要帮帮她”，等等。借用一句心理学家常说的话，我们需要借助“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这一非凡的工具，来理解他人的欲望、积极性和动机。这种读懂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推断。这些观点既可以是某种情绪，也可以是某种理智的认知。

我们很容易想到，间接互惠的机制是如何刺激道德体系的进化的。本章开头引述的《路加福音》中的那句话存在一个直接推论，这一推论也被称为“黄金法则”，具有超越一切文化和宗教的高度：“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一样。”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希腊哲学（“你希望邻居对你怎样，你就怎样对待邻居”——毕达哥拉斯）、佛教（“将此身置于彼身，便无杀戮，亦不致彼生杀戮之心”）、基督教和犹太教（“爱人如己”）、印度教的《摩呵婆罗多》（“不要对他人做那些自己认为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穆罕默德的告别讲道（“不要伤害任何人，这样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以及道教（“齐同慈爱，异骨成亲”）中。

借助于间接互惠的强大力量，黄金法则同时将共情、互惠思想与坚定的信念融合为一体——如果我今天善待了他人，明天就会有别人善待我。由此可见，间接互惠在人类大脑的开发、记忆力的拓展，以及语言和道德准则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核心的作用。人之所以为人，也是因为掌握了这一关键的合作机制。

卡伦伯格的灵感

1996年夏天，我在与卡尔·西格蒙德散步时，第一次体会到了间接互惠的强大力量。我们那时正在位于维也纳北部的卡伦伯格（Kahlenberg）葱郁的丛林间漫步。这一带山脉属于维也纳森林的一部分，爬到山脊上，就能俯瞰壮美的城市景观。我们一路穿过城市北部一连串丛林密布的小山，不时可以看到山间潺潺的溪流，多瑙河也流经此处。偶尔还能经过一些村庄，其中就包括贝多芬曾经生活过的努斯多夫村（Nussdorf）。村子里有许多小酒馆，走累了可以随便坐下来歇歇脚，顺便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酒。

虽然这样一处所在听起来完全不像是科学突破的诞生地，但有许多证据证明，维也纳森林茂密山坡上那纵横交错的小路之间，沉浸着巨大的创意魔力。奥地利音乐家马勒（Mahler）喜欢从卡伦伯格的山间一路走到城市之中，进行歌剧的创作。小约翰·施特劳斯谱写了华尔兹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Tales from the Vienna Woods）。弗朗茨·舒伯特和贝多芬也在这美好的田园风光中有所感悟。高于城市的台地之上有一片豁然开朗的绿色草地，这里的天空一望无际，被冠以“天堂”的美名。就是在这里，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终于完成了关于“梦的本质”的理论思考。

就在我们漫步于“天堂”之时，卡尔无意间提到了一件事，让我不禁停下了脚步。他提议，我们应该扩展关于合作的研究工作，并对间接互惠进行重点研究。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听说过“间接互惠”这个词，但那一刻，太多的想法冲进了我的脑海，令我不由得激动万分。我对卡尔说，不要对我讲述太多的细节。我不想了解前人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这样我就可以沿着自己的思路一直走下去。我了解卡尔的想法，深知数学中那完美的明确感与清晰度可以将这一思想打磨得尖锐无比。我决定立刻停下手头其他所有的工作。我的脑海中仿佛看到了前方的另一番美景，其中充满了关于合作理论的各种全新可能。

我很快爱上了这项工作，感觉它可以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新的方向。激情在胸，空气中仿佛都漂浮着热烈的爱的气氛。一方面，我那时正在读《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另一方面，卡尔和我徜徉于维也纳森林那苍翠繁茂的绿荫之中时，有了终生难忘的发现。我们无意间来到一小片墓地之中，看到草木深处的一座坟墓。墓碑上刻着诗歌和故事，原来墓主人是卡罗琳·特劳维塞（Caroline Traunwieser），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著名的美人。

在众多赠言中，有曾经为歌德搜集波斯诗歌的东方学家，奥地利科学院（Aug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创始人弗雷歇尔·冯·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Freiherr von Hammer-Purgstall）为卡罗琳写作的颂辞。他回忆了第一次在沙龙中与她相遇时那令人心跳加速的一幕：“在那之前，从那以后，我一生中再没有为如此惊艳的美貌所倾倒。”从诗人到官员，再到维也纳瓷器厂的商人，所有人都爱慕着她。从墓碑上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卡罗琳红颜薄命，年纪轻轻便与世长辞，也没有在世间留下一幅肖像。卡尔和我读完众人对她惊鸿之美的赞颂后，不知为何，心中都有些怅然若失。伴着淡淡的忧郁，我似乎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维也纳被卡罗琳流光溢彩的美丽所点亮时的情形。而我这淡淡的忧郁，也正是她美名远扬的鲜活证据。

名声的力量

宇宙中最不可思议之事，就是宇宙竟然如此可思可议。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维也纳森林中灵感一现的刹那，让我对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也成倍增长。在我的头脑深处，似乎突然喷涌出一股强烈的思想之泉。我知道，一定要尽快着手工作。我父母的家就在附近，位于卡伦伯格山的北坡。在那间我从8岁一直住到成年的小小卧室里，我坐下来，展开了对间接互惠的研究工作。

通常，当我们开始着手一项新工作时，总会立刻遇到困难。无数问题纷纷从你看不到的地方杀出来，五花八门，令你眼花缭乱。你要花时间与各种问题展开搏斗，而只有在非常走运的情况下，才能将问题化解。通常，失败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但这次情况则有所不同。我尝试的每一种方法都是可行的，而且诸事皆顺。三周之后，我就基本完成了间接互惠的数学分析，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解释合作行为的发展。尝试新鲜事物并取得成功的激动心情，令我干劲十足。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将直觉与数学理论成功地结合为一体，对此，我深感自豪。

三周之后，我再次与卡尔相约在森林中见面，与他讨论我的新发现。这一回，天空阴霾，空气湿漉漉的，带着阴冷的气息。在一家林中小栈的木桌旁坐定后，我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出来。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我还是有些忐忑，仿佛是头一次揭露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一样。卡尔很喜欢我的方法，立刻就看懂了其中的含义。

我从代表一群人的计算机模型开始起步。这群人中，每一次相遇都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其中一人有权利选择是否为对方提供帮助。每当乐善好施的我为对方做了件好事，这一利他主义行为便为对方增加一份收益，同时扣除我的一份成本。这样的行为可以引申到实际生活中，你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掉自己的时间，无论是扶着步履蹒跚的老奶奶过马路，还是停下来为路人指明最近的停车场位置。

如果成本小于收益，而且这次帮助行为能得到回报，那么双方就都能从中获益。这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熟悉的领域之中：可以将这一格局视为我们在前文中讨论过的囚徒困境的简化版本。合作，意味着付出成本的同时令他人有所收获；背叛，则意味着无作为。如果将其中一人视为贡献者，将另一人视为接受者，那么就组成了这个问题的一半，算是个“半困境”。

正如我们在囚徒困境中所看到的一样，理性的选择是背叛。但这只是单纯一轮博弈中的理性选择。如果玩家们会经常相遇，那么就会在过程中产生合作行为，因为理性玩家需要将第一轮盘剥其他玩家所获得的收益与之后各轮丧失协作所付出的成本相权衡。显然，同样两位玩家之间的重复相遇会产生直接互惠行为。而我现在想要研究的，是在更加综合、更加间接的环境中产生的合作进化。

我做了巧妙的设计，让其中的每一位玩家都能参与多轮博弈，但一般不会与同一位对手相遇两次以上。这样，选择不帮助的背叛者就不会被之前的受害者抓住不放。但尽管如此，背叛行为还是可以通过每位玩家的名声而被其他玩家所察觉：开始之时，玩家的名声值（卡尔和我在论文中将其称为“形象”）为零，只要玩家为他人提供帮助，名声值就有所增加。同样，当玩家选择不提供帮助时，名声值就会下降。这是博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我们的玩家本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只是为每位玩家的形象打出分数。随着博弈的发展，玩家们的形象分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博弈中同样存在无条件合作者与顽固不化的背叛者。为了更加接近现实，我在模型中加入了另一个特性。如同八卦消息只在特定群体之中传播一样，玩家之间任何一次相遇的结果只会让一部分玩家知晓。由此，对于同一个人的名声，不同的玩家就会抱有不同的看法。

卡尔和我发现，如果合作的成本收益比足够低（收益较大），而关于玩家过去的信息也足够充分，那么基于识别力，也就是偏爱好名声的合作就会出现。除了我与某人的直接经验（直接互惠）之外，现在我还能从他人的经验中受益。我对你采取的行为不仅依赖于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而且也依赖于你曾经对他人做过的事情。

这一不断进化的群体的底线就是：如果在人与人之间，关于谁对谁做了什么事的信息可以充分传播，那么，自然选择就会垂青于“看人下菜碟”的策略，即根据对方的合作（或背叛）名声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一个人的好名声能快速传播开来，那么他在社会群体中就会达成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样，如我们所料，臭名远扬的坏人也得不到那么多的帮助。

早在我们之前就有学者提出，名声可能是无私行为的重要因素。专注于研究蟋蟀、螽斯和蝉的专家，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在其著作《道德体系生物学》（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1987）中，以语言描述的形式，而非数学形式，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在书中，他首先提出了“间接互惠”这个说法，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譬如什么是道德；我们是怎样开始在思想中定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用名声来加以解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收集并回顾别人留下给我们的印象，更愿意为拥有好名声的人付出：此人在过去曾经为他人提供过帮助，不一定非是为了我，只要是为他人做过好事就行。间接互惠“与名声和地位有关，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断接受评估与再评估”。亚历山大认为，这一特质在人类社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经济学家兼哲学家，东安格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的作品中。他在《权利、合作与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1986）中提出了“信誉”的概念。理论如下：如果你背叛了拥有良好信誉的某人，那么你就会因此得到较差的信誉。但如果你背叛了信誉较差的某人，那么你还能继续保持良好的信誉。日本经济学家神取道宏（Michihiro Kandori）也用数学的方法对社会准则进行过阐述。在这些著名前辈们的支持下，我们关于间接互惠的新理论就拥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间接互惠和直接互惠一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谈到此，卡尔总是有讲不完的趣闻。他曾讲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著名犹太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其英国客户的投资予以了保护。由于时刻将英国客户的利益铭记于心，他们面临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他们的财富，就是间接互惠的直接产物：由于他们在危难关头表现得无懈可击，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值得信任的。

以妙语连珠著称的美国棒球运动员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一句话，可谓是对间接互惠的精彩概括：“一定要去参加他人的葬礼，否则他们不会来参加你的葬礼。”贝拉深知，自己的友善行为虽然可能得不到接受方的回报，但旁观的第三方会因为他公开表达的悲痛而有所感触。

这一思想也得到了美国歌手、作曲家、讽刺作家、钢琴家兼数学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的完美总结。在莱勒向童子军致敬的歌曲《时刻准备着》（Be Prepared）中，他唱道：“小心，不要在没人看着你的时候做好事。”米林斯基指出，德国演说家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也能体现出同样的主旨：“做好事，然后大声宣传。”反之同理。所有这些说法，听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大白话。但如果没有一个数学模型，我们就无法对其真正的运转原理进行定量解释，也无法揭示出间接互惠的诸多微妙之处。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对这一思想进行理论体系建设了。

举例来说，卡尔和我将这场模拟设计得更加贴近现实，允许突变或错误在不断进化的玩家群体中出现。我们见证了合作与背叛行为随着时间发展的不断兴衰变迁，看到好名声的玩家在无条件利他主义者面前遭到削弱。之后，无条件背叛者便开始出来搭便车，直到有识别能力的合作者在周期循环的作用下重回战场。由于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囚徒困境的研究经验，眼前的这一幕并不足为奇。但不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士，几乎都会为合作水平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发展态势而感到惊讶。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然选择所偏好的策略——“识别力”策略，会对他人的名声予以关注。执行这些策略的玩家更愿意与拥有好名声的玩家进行互动。如此一来，在间接互惠框架下采取行动的自然选择，就会促进社会智力的发展：观察他人，了解他人，搞明白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等等。

卡尔和我也有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发现：当人们坚持自身信念并采取行动时，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成本。拒绝为搭便车或其他类型的背叛者提供帮助，有可能会降低有识别力玩家的分数。即使他们的行为有合适的理由，还是有可能被当作坏人。比如一位同事未能按时完成工作，令你倍感失望，于是你冲她大发雷霆。在安静的开放式办公空间中，你的怒火很可能令周围不知情的同事感觉你是个缺乏自我控制力的人。或者，你听到路边一个流浪汉在小声辱骂你，于是你决定不对他提供帮助。然而对于旁观的路人来说，就好像是你铁石心肠，对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可怜人不理不睬。这样的印象也会减少你得到回报和帮助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我们的理论是说，只有期望的未来收益超过所需付出的成本之时，利他主义行为才会产生。同样，这一思想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关系进行总结：如果对另一方名声判断正确的概率高于成本收益比，那么合作进化便可能发生。卡尔和我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交到了著名的《自然》杂志，并于1998年得到了发表。文章一经问世，立即在间接互惠领域激起千层浪，其他学者还通过实验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验证。

如此看来，我们的卡伦伯格之行竟然促成了一次“灵光一现”的瞬间。这种感受，据说是人类研究记载中最为浪漫而著名的情绪。那稍纵即逝的瞬间之所以珍贵，不仅是因为奇思妙想带来的心跳加速，更是因为我们提出了能为学界和社会带来实质性影响与变化的重要思想，虽然在实践过程中，新科学思想的发展速度总是非常缓慢。卡尔和我真是十分幸运，因为通常情况下，“灵光一现”的瞬间总是姗姗来迟，常常要在多年之后才能锻造出完整而实质性的思想，有时甚至穷尽一生的时间都不足够。在读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的传记时，我对其中的一句话颇有感触：“虽然他的一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只能在身后的世界，才慢慢得到他应得的评价与荣誉。”

我们的新证据

科学家们总喜欢将一则笑话挂在嘴边，是说每一个新理论的“接纳”过程通常包括3个阶段：第1阶段，完全被人忽略；第2阶段，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第3阶段，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此时所有人都觉得道理是明摆着的显而易见。卡尔和我十分走运。我们的经历没有应验这则古老的笑话，至少这一次没有。

自从我们那一次散步之后，一晃几年过去了。一次，《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优秀的实验研究论文，文中的内容为我们在《自然》杂志发表的间接互惠论文提供了支持。我们应《科学》杂志邀请，为这篇实验研究论文撰写评论。文章作者克劳斯·韦德金德（Claus Wedekind）和曼弗雷德·米林斯基在瑞士的波恩大学工作。他们找来79位对互惠利他主义概念毫不知晓的大一学生，邀请他们参加一个游戏。游戏过程中，学生们可以选择为群体中的其他人捐钱。

游戏中，学生之间两两相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联系。其中一名学生是“捐赠者”，另一名学生是“接受者”。如果捐赠者从账户中支付了1瑞士法郎，接受者将得到4瑞士法郎。这样看来，捐赠者的成本是1法郎，而接受者的收益则是4法郎。我们知道，要想获得卓有成效的合作，收益就要超过成本。除此之外，捐赠者也可以决定分文不出，当然，接受者也就一个子儿都拿不到。捐赠者为了决定是否出钱，会得到关于面前这位接受者在之前各轮中是否作出过捐赠的信息。举例来说，捐赠者能知道这位接受者是否在之前的几轮中一毛不拔，还是比较慷慨，三轮之中有两轮都出了钱。为了排除直接互惠带来的影响，实验之中，同样的两名学生不会再次相遇。

实验的结果非常有说服力。韦德金德和米林斯基发现，由于可以了解到其他玩家的行为方式，因此，虽然没有机会进行直接互惠，但玩家之间还是形成了慷慨的关系。人们会与名声好的玩家保持合作。这样一来，一开始就慷慨大方的玩家，最后得到的收益往往也很高。面对热心为他人解囊的好心人，人们也愿意为他掏腰包。只要付出，必有回报！

引发合作的8种好策略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计算机模拟间接互惠过程中的微妙之处。如果你遇到一个坏人，并拒绝为他提供帮助，那么你自己也可能树立起坏人的形象，并因此遭到他人的拒绝（虽然你当初走上这条路有着充分的理由）。更为巧妙的博弈规则应该能在事出有因的背叛和不正当的背叛之间作出区分，并将接受方的名声考虑在内。由此，不应该因为拒绝为“坏”玩家提供帮助，而有损自己的名声。

卡尔和我进一步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包括研究更为复杂的博弈规则所产生的效果。为了使问题更易于驾驭，我们假设只存在两类名声：好与坏。在这个充满二元道德评判的世界里，“一阶评估”中存在4种评估捐赠者的方式：永远认为他们是好的；永远认为他们是坏的；如果他们付出，就认为他们是坏的，反之则是好的；如果他们付出，就认为他们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只有最后一种选择可以引发基于好名声的合作行为。

“二阶评估”规则还会将接受者的名声考虑在内，这样，我们就能将视野进一步拓宽。前面已经讲过，拒绝帮助坏人可以被认为是好的行为。类似的二阶评估规则共有16条。另外还有三阶评估，在上述基础上额外考虑捐赠者的分数（毕竟，名声不好的人可能会试图通过对那些美名远扬之人表现出慷慨的行为从而“收买”一个好名声）。以此类推，三阶评估加总共有256条规则。

完成了对玩家的一阶、二阶或三阶评估之后，就要决定接下来的行动。我们是提供帮助，还是沉默地走开？这就要靠所谓的行动规则来确定了。行动规则依赖于接受者的分数和自身的分数（两者的分数有4种可能的组合方式，因此总共有16种行动规则）。举例来说，如果接受者的分数较高，或你自身的分数较低，你就有可能决定提供帮助。你或许会想，这样的行为可能增加你自身的分数，并因此提高在未来得到帮助的机会。

策略，就是行动规则与评估规则的组合。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得到了16乘以256，也就是4096种策略。这个数目并不小。虽然如此，福冈九州大学一位睿智的理论学家大槻久（Hisashi Ohtsuki）还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些数量众多的策略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对此人进行更加深入的介绍。

大槻久的导师是日本著名数学生物学家岩佐庸（Yoh Iwasa）。记得我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几乎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自称为岩佐庸的学生和晚辈。这令我对这位桃李满天下的导师不禁充满了好奇，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日本第一”的教授。岩佐庸开玩笑时总喜欢说，大多数日本人名都带有“伟大”或“智慧”的含义，而他的名字却意味着“平凡”。他这样说，不过是一种谦逊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样一个名字正代表着“中庸之道”，是最令人渴求的完美平衡。他与他的学生，都是推动理论生物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间接互惠之所以能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也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某种“中庸之道”的完美平衡。大槻久与岩佐庸对全部4096种策略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其中只有8种策略存在进化稳定性并能发展出合作行为。这些优胜策略有一些共同特征：与好人合作被认为是好的，而背叛好人则被认为是坏的。换句话说，正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这些策略可以在有理由的背叛和毫无道理的背叛之间进行区分与辨别，会排斥有不良记录的坏人。如果一位好的捐赠者遇到一位坏的接受者，那么这位捐赠者必然会选择背叛，而这一行动并不会降低他的名声值，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合理制裁”。卡尔·西格蒙德与汉内罗尔·勃兰特（Hannelore Brandt）在维也纳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

同时，间接互惠依然存在着许多谜团，等待人们一一解开。举例来说，在名人文化盛行的环境中，人们会为了出名而出名。如果我帮助别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我的声誉，那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我们不仅在观察他人的行为上下了工夫，也在理解他人的动机上花了许多精力。如果人们做事就是为了炫耀和引人注目，而不是真的关心他人，那么就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这一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将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引述的甘地的那句名言。

直接互惠看“脸”，间接互惠看“名”

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钱袋，他不过偷走了一些废物；

那不过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罢了；

以前是我的，现在是他的，也曾做过成千上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若偷去了我的名誉，

虽然不能因此而富足，

但却令我一贫如洗。

莎士比亚，《奥赛罗》

卡尔和我在维也纳森林散步时，发现了关于合作进化的另一类机制，这类机制依靠名声而存在。对于直接互惠来说，我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与同一个人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学习、掌握信息，因此，我的行为依赖于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但对于间接互惠来说，人们是在一个群体内部进行重复互动，我现在对你所采取的行为，也依赖于你曾经对他人做过的事情。

这样的思想如今在电子商务中随处可见，衍生了各类应用。举例来说，网络中充斥着各种为人们的行为打分的方法，甚至在遇到陌生人时，也能通过别人之前与之打交道的经历来进行判断。如果我们想在网络上购买一台照相机，在各家网店比价的同时，也要考虑商家的信誉。每次交易之后，eBay买家与卖家之间都要进行互评，表达对此次交易和对方的态度。好评加一分，差评则减一分。eBay的评分系统将成员过去12个月的分数累计，并将这一分数公之于众。这种简单而粗犷的评估形式完全能够满足人们树立名声的目的，也能很好地防止买卖双方遭受恶意欺诈。

这样一来，通过关注你的名声，我就可以在与你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他人的经验中获益。如果你以前留下了不可靠的记录，那么我就会谨慎一些。而如果你一直都正直慷慨，那么我就会更愿意与你打交道。可见，间接互惠可谓是合作行为的强大促进力量。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海格（David Haig）对此进行了精妙的总结：“为了实现直接互惠，你需要一张脸。为了实现间接互惠，你需要一个名字。”

为了得到这个名字，你需要语言的帮助。在人生这场伟大的博弈中，语言是用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区分与辨认的一种便捷的标志工具。由此，如果想让间接互惠发生作用，我们就需要一种彼此交流的方式，来探讨我们的希望与恐惧，学习他人的经验。我认为，通过间接互惠而产生的对社会合作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语言的发展与进化。而为了掌握人类语言这种异常复杂的工具，就需要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大脑。我与卡尔在林间漫步的同时，间接互惠的话题也渐渐将一幅关于合作理论的崭新而巨大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