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手拥抱不了成功
翻开史书，我们能发现，历史上无论是开辟一代江山的帝王，还是通过改革富国强兵的将相，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除了他们超群的智慧和能力之外，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善于利用别人来为自己服务。所谓“统兵为将，统将为王”，他们明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即使是一些篡权的宦官小人，也知道网罗人才，为我所用。例如明代的宦官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网罗了众多势利小人，迫害镇压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实际上掌控大明王朝政权数年。
毫无疑问，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官宦大臣，之所以能够功成名就或是一时得势，这与他们善于利用人才为自己服务有关。相反，历史上也有些人，因为不善于利用人才，结果在一场又一场的博弈大战中，一败再败，遗恨千年。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这个人天生神力、志向高远。项羽垓下大败时，怆然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折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后在乌江自刎而死。
人们把项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时运不济。然而，真的只是时运不济吗？事实上，项羽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爱慕虚荣；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不具备帝王的胸怀；仅凭一己之力，不懂得善用人才。这些性格上的弱点注定了项羽失败的命运。
章邯等率部归降，项羽“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望”。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此时却心怀“东归意”。劝者见项羽目光短浅，意冷心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可以看出，项羽在和刘邦的博弈中，不懂得网罗人才，利用人才。他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他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把自己一人当作了核心。项羽和刘邦的招臣纳贤相比，有天壤之别，最终结果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自刎身死。
在现实社会中，不论在哪一个专业领域，仅凭一己之力就想达到事业的顶峰，非常困难。真正能够获得成功的人，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为我所用。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懂得如何借助他人的力量。他们知道只要继续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并尽量借助他人的力量，终究会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让自己始终保持友善及充分合作的态度虽然并不容易，但你最后一定会发现，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成功学大师希尔曾做过一项有关成功因素的研究，研究人员首先要求安道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比尔·佛兰尼根说说他这辈子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事。在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佛兰尼根表示他无法回答。人们问他为什么。佛兰尼根说道：“我不曾有过觉得最得意的事，有的只是大家觉得得意的事，是‘我们’，而不是‘我’。”
聪明人的特征不仅在于他的智商高，还在于他懂得合作，善于合作，在合作中取得辉煌。他们明白，现实的生活中，困难险阻很多，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要懂得帮助别人，明白别人如何才能够真诚而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只有合作才能各获其利，谋求更大的发展。人们之所以要合作，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失败，减少过多的损失，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得超过一个人所能创造的更多利益。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说：“我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如果将我的悲哀平分给全人类，世上就没有一张愉快的面容了。”
然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人，捍卫了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结束了维系了200多年历史的奴隶制度，并且以最仁慈的爱心宽容他的敌人。
林肯具有基督般的仁慈和忍耐，他在南北战争进行到最残酷的阶段时再度当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出了只有复活的基督才能说出的话。林肯的伟大来自他的慈悲之心和坚韧之心：宽容叛徒，重用政敌，特赦逃兵，容忍泼妇。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用滴血的心对待死难同胞，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用滴血的刀迎战武装叛徒，不论是白人黑人。
毫无疑问，林肯用宽容的心，得到了曾经的叛徒、政敌的帮助，且最终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与其说林肯是获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还不如说林肯在利用人才为自己服务的博弈大战中，取得了胜利。
过犹不及的反面教材
《论语·尧曰》记载，在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禅让时代，人们就已经提出“允执其中”的思想，即把握做事的“度”，不走极端，做到恰到好处。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倡中庸之道，反对“过”和“不及”。
春秋时期，孔子有两个学生，子张和子夏。子张天资聪颖，有点“过”，性格急躁，做事情往往超过恰到好处的标准；子夏天资较差，有点“不及”，性格慢条斯理，做起事情来往往达不到恰到好处的标准。对此，子贡问孔子这两个人谁更强一些，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意思是说超过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逍遥学派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行为都可分过度、不及、适中这三种状态。比如，在鲁莽、怯懦、勇敢这三种相关的状态中，鲁莽是过度，怯懦是不及，勇敢是适中；在浪费、吝啬、慷慨这三种状态中，浪费是过度，吝啬是不及，慷慨是适中；在纵欲、冷淡、节制这三种状态中，纵欲是过度，冷淡是不及，而节制是适中。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思想都是“执其两端以扣其中”，即审视两端而取中，即在两个极之间保持适当的“度”，做到适度、适当、恰到好处。
人们应崇尚适中的思想，反对走向极端。办事走极端，好事也可能办坏，道理说得偏激，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什么事情都要适度，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过犹不及”，意思是做得太过火了，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好的，甚至还会把事情办坏了。
历史上，商鞅变法将秦国变成一个极端尚武的战争机器而兼并了六国，不讲以德服人而专恃暴力的治国策略又播下了“二世而亡”的种子。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同时儒、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社会延续百年的稳定发展。
唐代书法经过千年的历史积淀，创造了新的辉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后人学书，纷纷从唐人起步，“先颜后欧，写上20年唐楷也不多”凡事过犹不及。唐楷法度森严，却扼杀了“字如其人”、“书法自然”的本义。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教育变革同样如此。一位教师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怎样才能驾驶好自己的一叶小舟，把握好自己的航向呢？我想，要具有“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的从容与镇定，就需要有足够的底气和选择判断的智慧。唯有不断在实践中反思、不断在反思中改进，以“研究性变革实践”来面对自己的日常教学，才不会在教学实践变革中摇摆不定，不会在改革的航程中迷失方向。
中庸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强调“过犹不及”，无论是功夫没做到，还是做得过火了，对自己，对别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在与别人的博弈对决中，做到恰当、适中才能让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比什么都做更好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做事情时，总会觉得“多多益善”，多总比没有要强。事实上，如同过犹不及一样，很多时候事情做得过多了，反而不好；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反而比什么都做起的效果更好。
拿破仑率军远征意大利，经过长途跋涉，士兵们都很辛苦。拿破仑夜间巡岗查哨，在巡岗过程中，他发现一名巡岗士兵倚着大树睡着了。他没有喊醒士兵，而是拿起枪替他站起了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哨兵从沉睡中醒来，他认出了自己的最高统帅，十分害怕。拿破仑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和蔼地对他说：“我正好不困，就替你站了一会儿。”很快，这件事在部队里传开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哨兵睡觉的事情发生了。
这正是拿破仑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高明之处，在他发现士兵睡着了的时候，并没有急着喊醒士兵，更没有摆出领导者的架子破口大骂、大声训斥士兵。假如拿破仑当面指责训斥士兵，后果只能是增加士兵的反抗意识，降低他本人在士兵中的威信，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在博弈中，关键是否每次都能取得胜利，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故事：寺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有一次在寺院的高墙边发现一把椅子，他知道一定有小和尚晚上从这翻墙跑到外面去了。于是长老搬走了椅子，自己蹲在那儿。半夜的时候，外出的小和尚爬上墙，再跳到“椅子”上，他觉得“椅子”不似先前硬，软软的甚至有点弹性。落地后小和尚定眼一看，才知道椅子已经“变成”了长老，原来他跳在长老的身上。小和尚吓得面如土色，慌忙逃走了。
以后一段日子，小和尚每天都提心吊胆等候着长老的发落。但长老并没有这样做，好像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小和尚明白了长老的良苦用心，从此他收住了心再没有去翻墙，通过刻苦的修炼，最终成为了寺院的长老。
长老没有责骂小和尚，他知道过多地批评训斥并不比让他自己发现错误，主动改过要好。
有位老师发现一位学生上课时常低着头画些什么。有一天他走过去拿起学生的画，发现画中的人物正是呲牙咧嘴的自己。老师没有发火，只是憨憨地笑了，并要学生课后再加工一下把画画得更神似一些。自此那位学生上课时再没有画画，各门课都学得不错，后来成为了颇有造诣的漫画家。
可以看出，小和尚和学生后来都有所作为，与当初长老、老师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假如长老发现小和尚犯错，若搬去椅子对小和尚“杀一儆百”，小和尚也可能从此收敛，但绝不会真正反省，也不会取得什么成绩。同样，老师对学生的恶作剧要是大发雷霆，也就很难让学生认识到错并发奋图强了。
事情做的过火，如同没有做一样，有时候不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此遭受损失。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宽容。
宽容不但是做人的美德，也是一种明智的处世原则，是人与人交往的“润滑剂”。不要因为别人一点轻微的过错而去责难，人不可能无过，如不是原则问题不妨小而化之。“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倘若一味地逞强好胜而不肯接受别人的一丝见解，这样的人最终会陷入世俗的“泥潭”而无法向前；倘若一再地求全责备而不肯宽容别人，这样的人注定会没有朋友。对于别人生活、工作中的习惯，给予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不可能与你相同，尊重别人的习惯是与人相处的最起码的要求。
在人生的博弈大局中，很多事情，很多时候，什么都不做，比什么都做要好得多。
太阳比北风更能让你“裸体”
寒冷的冬天，一个人裹着大衣在街上行走。北风看到了以后就对太阳说，看我把他的大衣吹跑。于是北风大作，可是风越大，那个人就把大衣裹得越紧，结果北风用尽全力都没能把他的大衣吹跑。太阳微笑了，一点点增加热量，没一会儿那个人就高兴地说：“真暖
和呀，看来我可以不需要这件大衣了。”于是他把大衣脱掉了。
这个故事说明，温和的说服有时候比强硬的打压更能够让人明白你的用意，并同意你的看法和观点。在博弈中，以情制人，才是真正的驭人术。比起强硬的威胁和压迫，情义的力量才真正能够打动人心。
清代著名商人胡雪岩，就是善于以情动人的博弈高手，正是凭借着温和的手法，和漕帮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当时，南方每年都要运米北上。参与漕运的人因此结成了帮派，互相支持，统一行动，称为“漕帮”。
到嘉庆末年，朝廷和漕帮交恶，水火不容。朝廷因此改漕运为海运，漕帮渐渐失去了价值。漕帮中的不少人为了生计，把眼光瞄向了海运局，并抢劫了胡雪岩好友王有龄海运局押运的粮米。
无可奈何的王有龄只能向胡雪岩求援。胡雪岩马上带了十万两银票去见漕帮帮主廖化生。
胡雪岩首先送给了漕帮一船礼物，同时又将银票奉上，以此打消了廖化生的敌意。其后，他向廖化生出示了浙江巡抚上奏给朝廷的一封密函，上面历数了漕帮滋扰地方、目无法纪的几大罪状，而且请求朝廷予以剿灭。这封密函让廖化生吃惊不已。感到时机成熟的胡雪岩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希望漕帮将劫来的米粮送还给海运局，并表示愿意放款给漕帮作购粮资本，让漕帮负责到乡间收粮，聚拢出海。廖化生大喜，从此和胡雪岩成了莫逆之交。
胡雪岩在这件事情中选择了一个很聪明的博弈方法。第一，他清楚地了解到漕帮对朝廷的敌意和仇视心理，因此，他没有动用官府的名义，而是以探望为名去“拜见”漕帮帮主，这就让双方的敌对气氛有所缓和；第二，他用眼前的紧迫形势和危险状况暗示廖化生，局面刻不容缓，让对方早做抉择；第三，他从情义出发，事事从对方立场考虑，用周详的计划和可实施方案让对方愉快地接受自己的意见。
这个案例中，胡雪岩很好地利用了“太阳的温和”技巧，不仅化解了朝廷和漕帮之间的恩怨，更为自己谋得了利益。他利用漕帮将生意扩大到了各个乡间，进一步发展了自身的实力，而漕帮的势力也为胡雪岩海运、漕运提供了有力保护。
可见，说服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比打压起到更好的效果。
1642年，明军和清军在松山展开大战，明军主将洪承畴被清军俘虏。皇太极派范文程来劝降，然而不管范文程如何威逼利诱，洪承畴始终一言不发，以绝食相对抗。在当时汉人心目中，清军是外方蛮夷，明朝是中华正统，因此，明朝很多将领都不愿意投降。
有一天，皇太极听说洪承畴在狱中掸衣服上的灰。于是他便亲自到狱中看望洪承畴，问道：“先生在这里冷吗？”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貂裘，亲自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大为感动，马上叩头请降。
皇太极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就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对方传递的信息，把握住了对方的弱点。在打压和威逼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皇太极向洪承畴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王朝统治者礼贤下士的一面。这就像“温和的太阳”，更能够接近对方，因而成功的劝降了洪承畴。
在博弈中，参与者选择策略和进行规划之前，首先应猜测对方的反应。而北风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只看到了行为的目的和后果，而没有顾及到另一个参与方——披大衣的人的感受。而皇太极和胡雪岩成功地说服对方，奥秘就在于他们始终站在对方的立场，重视对方的策略选择。因此，往往太阳比北风更能够让你“裸体”。
辉煌的宫殿最容易在建成之时崩溃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月，陕西灾荒严重，地方官不顾百姓死活，乱征苛捐杂税。于是反明的战争烽火首先在陕西点燃，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崇祯三年，李自成投入到了这股斗争的洪流中。明朝统治者不断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崇祯八年为了粉碎明军的围攻，农民军首领在河南商讨拒敌方略。李自成初露锋芒，他的“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得到了众多首领的赞同，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依照李自成的战略方针，起义军很快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打破了明军的围剿。崇祯九年李自成成为闯王，他领导农民起义军突破敌人的围攻，在陕西、四川、甘肃等地与明军周旋。在张献忠等起义军重要将领接受明朝招抚，部下叛变投敌的时候，李自成毫不气馁，积极组织起义军准备反攻。
很快李自成的军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动员百姓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他提出了“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赢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了一百多万人，形势由弱转强，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歼灭明军主力的运动战。
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筹建政权，李自成称“新顺王”。
不久，李自成率军北伐，十月占领西安，农民革命政权的中心转到了西安。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调整和加强了中央政权机构。同时，大顺政权大封功臣。二月李自成率领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然后兵分两路，直捣北京。起义军很快包围并攻破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
李自成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逐渐成为率军百万的农民军杰出首领，并灭亡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辉煌成绩，除了杰出的指挥才能外，毫无疑问，铁的纪律也是他成为“大顺”皇帝的重要因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纪律问题也是李自成最终失败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李自成派遣农民军镇守各地，扫荡明朝残存势力，并建立地方政权机构。进城初期，因为纪律严明，城中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和起义军取得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大顺将士的头脑。大顺将士普遍滋长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对那些公开、潜在的敌人，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同时，在繁华的都市里，一些将士的生活开始腐化，挡不住金钱酒色的腐蚀，逐渐消失了原来的意志。很快，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被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夺取了。1644年5月，吴三桂引清军进逼北京。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第二年遭到地主武装袭击身亡，年仅39岁。
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在取得政权后，大顺军不能够保持以前和明军斗争中的严明纪律，经受不住金钱酒色的侵蚀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遂导致一败涂地。